基于Lewin行为模型的农地整理项目农民管护行为研究

农民的管护行为是提升农地整理效率和管护绩效的重要途径。以Lewin行为模型和Scott制度环境理论为基础,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河南省邓州市和湖北省团风县的农地整理项目管护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农地整理项目管护制度下农民实施管护行为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揭示管护制度环境对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显示:规制性要素中的外部监督与规范性要素中的农业生产、村庄治理和被村民孤立对农民管护行为影响显著;文化—认知性要素不显著。研究表明,农民的管护行为较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建议增强外部监督的制度建设,强化相关组织机构的监督职能;重视并合理运用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营造积极的管护舆论氛围;充分发挥农村精英分子的影响力。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环境知识、环境认知、环境保护参与意愿与行为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农村居民总体环境知识欠缺,环境意识薄弱;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受支付额度的影响,环境行为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较低的文化素质是引起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甘肃省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     

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农户投入意愿与选择取向

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法和综合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下(3—5年、5—10年、10—20年、30年和长久不变)农户的投入意愿和选择取向。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相关政策的认知和了解度较高。(2)无论是经营自家承包地还是租用他人承包地,随着承包期限(或租用期限)的延长,农户的投入意愿逐渐提高。(3)受访农户总体上希望土地承包期限延长,但仍有近50%的农户希望定期调整土地承包权。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农户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的了解和认知度,有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意愿;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性是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应进一步保持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总体稳定性,强化农地承包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承包权调整模式的选择取向具有较大差异性,反映出土地承包权稳定性下正效应(促进农户投入,提高农地集约度)和负效应(较大比重农村人口"生而无地"的不公平性)的共存性,应在保持土地承包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考虑家庭人口变动和农村人口迁移进行土地承包权的局部调整。     

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探究——基于政策认知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391份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年龄、土地征用情况、土地转入意愿、村里宣传农业振兴情况、宅基地申请与审批程序认知、宅基地交易对象认知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显著负向作用;文化程度、当前职业、宅基地权属认知、宅基地流转认知对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②农户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正确认知程度低,导致其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有限。③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存续可提高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其中宅基地的影响作用更为深刻。     

农户兼业特征及其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三峡库区715户农户的实证调查

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三峡库区农户的兼业特征及其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是否有专业技能、承包地是否流转、家庭总收入和家庭非农收入对三峡库区农户的兼业程度有显著的正影响;户主年龄、人均耕地面积和承包地距离公路的远近对三峡库区农户的兼业程度有显著的负影响。据此,提出加强对农户成员教育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开展土地整理和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培育合理科学的土地流转市场等建议。     

农地景观文化功能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拓展视角

基于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利用武汉市郊区468份问卷,构建农地景观文化功能需求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地景观文化需求的影响因素和机理。结果表明:(1)农地景观文化功能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有需求意愿的受访者占50%左右,存在需求行为的仅占10%。(2)公众对农地景观文化功能的态度、主观规范增强了其需求意愿,影响系数分别为0.23和0.52。(3)知觉行为控制、环境因素、需求意愿均正向影响农地景观文化功能的需求行为,其中环境因素对需求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大。研究认为,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加强农地景观文化功能建设与宣传,提高公众的认知和知觉行为控制能力,从而增加其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推进农业与休闲旅游、教育文化的深度融合。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实地调研

以宁波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例,通过入户调查的形式,了解农户对当前生活污水治理的认知、支持、配合以及支付意愿;通过村镇干部访谈,考察其所在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现状、面向农户的政策实施情况及政策的宣传力度,挖掘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动力和阻力;通过三大示范工程的跟踪调查,总结经验,探寻当前农村治污项目实施前期、中期、后期以及运行维护阶段制约的瓶颈因素,为后续工程的方案修订、实施与管理提供依据。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农户参与农地股份合作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从"自我效能、结果期望、外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农户参与股份合作制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采用武汉城市圈农地入股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外界环境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自我效能是关键因素,结果期望对自我效能和环境因素产生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增强农户主体地位、吸引多要素入股、推进合作社政企分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监督力度等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影响到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结果,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的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能否获得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住房情况等因素正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实际耕种面积作为农户的自然资本负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家庭是否有男性成年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能否获得物质支持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农户低碳经营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的农户数据,分析农户低碳经营现状,构建平原(丘陵)农户和山地农户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不同地形农户低碳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在灌溉、保护性耕作、地膜处理方面低碳经营程度较低。农户低碳经营意愿具有区域差异性,平原(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农户具有低碳经营意愿的比例分别为52.4%和44.3%,影响这两类地区农户低碳经营意愿的因素同中有异。碳排放信息的关注度对两地区农户均具有显著影响,是否具有非农业技能、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情况、周围人低碳行为的影响、作物出售比例对平原(丘陵)地区农户有显著影响,种植规模对山地地区农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对策,提高农户低碳经营意愿,推进低碳农业发展。     

基于STIRPAT模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研究——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

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差异。结果发现:(1)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2)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影响因子不同:纯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收入构成相关,一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耕地规模相关,二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农户收入构成相关;(3)相比不分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能深入客观揭示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实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农户满意度影响机理研究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典型模式,运用296份问卷数据,系统分析了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满意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的满意度受补偿机制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的双重影响;②将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的耕地保护基金构成要素依次为补贴资金账务公开度、补贴资金监督管理力度、补贴依据、补贴资金使用要求、补贴资金分配比例、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③农户的年龄、党员身份、家庭实际耕种面积、流转出耕地面积、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度和政策价值性的认知均显著且正向影响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农户满意度,而家庭需抚养人数和承包地面积具有反向的显著性影响。     

农业减量化补偿方式的农户偏好及异质性——基于重庆357户农户的选择实验分析

合理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应符合农户利益预期和意愿。基于重庆10区县35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法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农业减量化的补偿方式偏好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各种补偿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减量化的参与效用;②农户平均偏好程度最高的是农资补偿和现金补偿,其次是技术补偿,最低的是政策补偿;③农户对不同补偿方式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并且部分偏好异质性来源于决策者特征、家庭经营/生计特征和区域因素。建议继续通过生态补偿有效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但补偿方式应该结合不同农户的偏好采取差异化设计。     

耕地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以湖北省为实证,评价该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功能区481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根据得分情况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2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农田其他功能的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90%以上农户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较匮乏。3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约50%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有补偿时,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提高,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     

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TPB—NAM整合模型

有效的碳普惠机制与森林碳汇产品的价值实现对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至关重要,理清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对森林碳汇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并融合生态文明思想内核,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515份社会公众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愿意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是理性和道德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纯理性或纯道德驱动行为;(2)行为态度、感知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对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感知规范对购买意愿影响最大,因此公众环境道德素养是影响其森林碳汇购买行为的最重要因素;(3)社会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因素表征变量的具体作用表现不同：感知规范中,公众个体道德规范对其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影响最大;行为态度中,公众森林碳汇生态、政治效益认知对购买意愿影响最大;知觉行为控制中,森林碳汇信息量、森林碳汇价格等都是影响公众森林碳汇购买意愿的因素,但影响程度差异不大。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选址影响因素分析

以重庆市云阳县中湾村为例,构建了以自然条件、政策与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土地利用4方面16次评价指标为内容的选址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因素权重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地形地貌、土地整治潜力、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和项目实施规模相对重要性最高,产业规划及开发条件、土地规划影响、群众意愿、土地流转政策及实现程度、水源灌溉条件、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及土地权属状况相对重要性居中,群众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内)交通条件、干群基础和村域熟人网络重要性相对较小。     

轿子雪山社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及影响因素

以轿子雪山社区为研究对象,归纳了社区垃圾种类、垃圾处理方式及设施,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垃圾分类设施需要完善,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有待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教育亟待加强,同时,垃圾分类的处置便携正向且显著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意愿。     

消费者购买森林认证木地板产品的支付意愿分析

在总结有关森林认证和木地板行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消费者对森林认证木地板产品的认知和支付意愿。通过问卷调查,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对森林认证木地板产品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很多消费者对森林认证的概念存在误区;消费者是否关注木材的来源直接影响其购买行为;价格是森林认证产品市场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价格差越大,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越弱;教育程度、月收入越高的人群对认证木地板产品的支付意愿更高。基于分析,提出培育认证产品市场,用市场工具推进认证体系的发展;加大政府投入,降低认证企业的经济负担;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森林认证的认知度等建议。     

基于碳汇功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构建——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浙江省建德、开化两县(市)103户农户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意愿调查,结合历年来浙江省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现状,在分析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的需求和企业购买森林碳汇意愿的基础上,从参与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三方面构建基于碳汇功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以便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