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流动性视角

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借鉴流体力学理论构建"旅游流动性"概念,对区域旅游流动性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基于"自下而上"法,考虑区域能源结构的差异,引入修订后的综合碳排放系数测算2000—2017年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同时对旅游流动性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最后,以旅游流动性为核心解释变量,基于IPAT模型选择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区域技术水平以及航空客运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旅游业碳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区域旅游流动性整体水平持续提升,省际差距明显,其均值处于235～11 695人km之间。旅游流动性的分布具备明显梯度特征,长期保持"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其高值区和中高值区逐步由东部的经济发达省区向西部及东北地区扩张演化。(2)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量从4 120.70万t增加至20 365.59万t。旅游业碳排放和旅游流动性的马太效应明显,在空间上以京沪粤、甘青宁为核心呈现"高流动高排放"、"低流动低排放"的集聚特征。(3)中国区域旅游业碳排放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核心解释变量旅游流动性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U型曲线关系;控制变量航空客运量、旅游者人数、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的作用强度依次减小,上述变量分别增加1%将导致旅游业碳排放量各增加0.33%、0.27%和0.15%。区域技术水平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基于STIRPAT模型的武汉市环境影响驱动力分析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要了解导致环境问题的各种驱动力,更应建立模型来精确描述环境影响与驱动力之间的关系。以武汉市为例,应用SPSS软件、以STIRPAT模型为依据,建立了描述环境影响与各驱动力之间精确关系的数个模型。模型计算结果表明:人口总量的增长和人类发展指数的上升是最主要的环境影响驱动力,城市化率、人均GDP等因素对环境也有影响;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有助于减小环境影响;基尼系数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以此为据,就如何改变这些影响因素,以减小环境影响提出了建议。除了人口总量等常规指标,还分析了人类发展指数、城市化率、基尼系数等指标,充实了环境影响驱动力指标体系,更客观反映了造成武汉市环境问题的原因。     

基于IPAT等式的甘肃省用水影响因素分析

将经典的IPAT等式扩展为包含人口、富裕程度、用水强度和产业结构4种影响因素的用水分析等式;并利用结构分解模型,将4种影响因素对总用水量变化的贡献分解开,得到不同因素对用水变化的影响.利用模型对1999-2008年甘肃省用水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富裕程度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最大,最高为2003-2004年(21.07×108m3);而人口变化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相对较小,均小于1×108m3;尽管用水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减少用水量,但产业结构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贡献比用水效率的贡献小;此外,单纯地提高用水效率或调整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要从提高用水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出发,实现水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调整发展思路,摆正人和自然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服务业碳排放强度是衡量服务业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尺。首先,基于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对1995—2018年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其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特征;最后,借助EKC曲线和IPAT模型,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为解释变量,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1995—2018年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均值由1.43 t/万元下降至0.22 t/万元,年均降幅为3.53%,1995—2000年为高速下降阶段,2000—2018年为缓慢下降阶段;空间上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多数省份的服务业碳排放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演变特征;空间关联类型以H-H型集聚和L-L型集聚为主,空间关联格局优化趋向显著,L-H型集聚和H-L型集聚的省份不断减少,L-L型集聚的省份不断增多。(3)各影响因素对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因此,各级政府应通过自下而上落实各项节能减排举措、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谋求服务业低碳化发展。     

中国工业化条件下环境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化条件下的不同环境治理模式。首先，从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与治理的新特征入手；然后，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衡量工业化程度，以包含工业化这一解释变量的EKC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2000-200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其次，讨论了工业化条件下开放度、引资能力、技术水平、环境后端治理以及各因素组合对EKC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不同因素组合作用下工业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变化；最后，总结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四种环境治理模式，考虑到环境资本的不可逆性，认为长期来看引进吸收＋前端治理模式对环境保护最有利，既能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又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     

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体系模型构建研究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部分,水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作为一项开拓性工作,当前亟须构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素体系,并给出对系统关键要素进行识别及对系统要素作用机制进行动态性分析的方法。论文整合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探究了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系统要素的类型、存在形式及其传导机理,构建了包括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利用、水管理、水文化六大要素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体系模型。为了验证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模型,并发掘关键要素,论文以山东省淮河流域为例,选择了22项该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模型中的要素,经过统计分析,得到了5项系统关键要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论文选取前2位关键要素水利用因子和水生态环境因子为例,使用Vensim平台模拟绘制出山东省淮河流域水利用因子和水生态环境因子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综合考虑存量、速率变量与辅助变量三种变量的动力学作用关系,对该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关键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从动态视角为区域内相关部门的决策制定提供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水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将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归结为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利用、水管理、水文化六大要素体系模型的做法具有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可以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和管理提供方向,系统动力学分析可用于对特定区域关键影响因素的动态作用关系分析,进而发现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途径。     

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出"区域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的概念,并构建了区域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指数、响应度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分析1995-2008年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的资源环境响应变化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995年以来东北地区开发规模不断扩大,而资源环境水平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波动变化态势。资源环境对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具有由"正响应"向"负响应"转变的特征,与此相对应,区域开发规模扩张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呈现出由"弱促进"向"强胁迫"变化的态势,这说明近年来在东北地区开发规模加速扩展的同时,其对区域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也日益增大。1995-2008年由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源环境压力增长是引致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对资源环境影响由"正向促进"向"负向胁迫"转化的重要内部因素,而区域投资的不断增长以及工业的快速发展是东北地区开发规模扩张对资源环境影响由"弱促进"向"强胁迫"变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STIRPAT模型的甘肃省环境影响分析

能源短缺已成为全球资源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辩明人类活动各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政策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以STIRPAT模型为分析工具，以甘肃省1991～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为环境影响指标，分解了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能够加剧环境的恶化，而且城市化对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是富裕对环境影响弹性系数的278倍。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尚未出现环境Kuznets曲线的拐点，仍然处于曲线的上升段。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其对环境影响的抑制作用略低于富裕对环境影响的加剧作用。最后讨论了STIRPAT模型的优缺点，并指出甘肃省主要相关因子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理还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可持续能源转型:模型构建与分析

为研究可持续能源系统转型路径,以转型理论为概念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对能源系统进行分析,建立了基于代理的系统动力学转型模型。模型选取当前能源消费结构中占较大比重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风能、水电、光伏和核能作为复杂代理,选取消费者作为简单代理,根据中国能源数据对其进行参数化,并模拟运行了能源系统从2016—2050年间各种类型能源消费比重变动的情形。研究结果显示:①外部景观信号的输入对于能源系统的可持续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景观信号的输入,各类能源的相对比重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景观信号持续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向可持续能源系统转型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②到2050年,可持续能源将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60%左右,实现能源系统的可持续转型,其中,水电将在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化转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③2030年以前,石油和天然气将是能源系统中煤炭消费比重下降的主要替代品,因为它们的应用技术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它们更适应当前的基础设施,从短期来看相比可持续能源石油和天然气更有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仍然需要继续支持可持续能源的发展,否则能源系统的可持续转型将不会发生。该研究主要探索通过当前能源系统的景观压力强度以及转型的进度,来量化未来需要输入的景观压力强度;通过模拟转型发生的具体情景,对转型的进展进行更清楚的界定,借此来评估二氧化碳的排放路径;模拟模型也可以评估各类能源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各种可能性,以及探索各类可持续能源的发展潜力。     

期权理论在排污权初始分配中的应用

排污权交易是当前总量控制目标下最具潜力的环境政策,它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优化的特点.在对国内外排污权交易和初始分配充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排污权初次分配中引入期权机制的尝试,并对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作了分析和讨论.     

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实证分析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从"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层次构建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中的作用。研究证实:不同农户认知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流转认知偏好,"无文化的老农民"相对于"有文化的年轻职业者"在土地流转认知中更加保守;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普遍偏向土地的资产属性和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然而,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农户不会因为其家庭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明显脱离土地而产生强烈的土地转出愿意,农户的家庭生计条件及"土地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村镇干部"取信于民"是农户获得"安全感",克服风险规避心理促进土地流转认知的最重要因素;流转价格是对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的资金补偿,两者的匹配程度对农户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出要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扶持机制等政策启示。     

Who is susceptible and why? An agent-based approach to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drought

In this paper, we specify susceptibility to drought from a psychology-based bottom-up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the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Rippetoe and Rogers in J Pers Soc Psychol 52(3):596–604, 1987), we developed the protection-capacity model (Krömker and Mosler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Alpine regions: impact, recognition,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93–112, 2002) to analyse the suscepti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e protection capacity of agents. The protection capac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agents’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e appraisal of threat,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oping appraisal, on the other hand. Additionally, the protection-capacity model specifies several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two central appraisal processes. Empir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in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and with a total of 65 exemplarily selected households which are typical for the respective case study regions (Andhra Pradesh, India; Algarve and Alentejo, Portugal; Volgograd and Saratov, Russia). The data were analysed with the help of fuzzy set methodology.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useholds of the Indian region are the most susceptible when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Russian region with ‘low’ and to households of the Portuguese region with a ‘very low’ degree of susceptibility. Moreover, we identified subgroups within the region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susceptibility and a different profile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usceptibility. Altogether, the agent-based perspective allows identifying relevant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to minimize susceptibility of the population and special subgroups. However, the results are not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ase study regions because of the small database. Additionally, more effort is needed to validate the findings.     

基于数量化理论Ⅱ的鄂西北山区坡面土壤侵蚀强度评价

水土流失既是资源问题，又是生态环境问题。土壤侵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以鄂西北丹江口库区郧西县坡面径流小区为试验点，通过分析小区的实地观测数据，建立坡面土壤侵蚀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数量化理论II作为有效的数学方法，建立郧西县坡面径流小区土壤侵蚀强度评价模型，对参与建立模型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其准判率达到800%以上，并且利用该模型对其他年份坡面土壤侵蚀强度实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得到土壤侵蚀强度分级的精度较高。研究表明，建立的郧西县坡面径流小区土壤侵蚀强度评价模型有较好的适用性与可靠性，可为郧西县及类似自然地理环境的其他区域水保工作起到一定指导意义     

低湖平原典型湖垸水系规划数学模型——新兴垸排涝灌溉系统最优规划

以“四湖”地区典型湖垸（新兴垸）为背景，给出了典型湖垸水利系统满足综合设计排涝标准的评价准则。用大系统理论与方法，建立了该湖垸水利规划的大系统数学模型，提出了根据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变量修建节制闸的设计思想，从而使排涝灌溉一体化。最后，用动态规划方法，给出了递推关系式。     

On the Multifunctional Role of the Biota in the Self-Purific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the ecological mechanism of water self-purification based on multiple functions of the biota in 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are formulated. In developing this theory,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experiments with filtering hydrobionts have been used.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ater self-purification mechanism is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some pollutants and, in particular, surfactants. Conclusions drawn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for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aquatic ecosystems.     

共生视角下中国区域“水-能源-粮食”复合系统适配性评估

水资源、能源和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资源,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被称为“水-能源-粮食”纽带。中国水资源、能源和粮食(耕地)资源时空分布不匹配,影响资源流动效率。随着资源供需矛盾加剧,资源管理方式亟需从“单资源”规划向“多资源”协同转变,因此,开展“水-能源-粮食”复合系统适配性评估对推动多资源协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引入共生理论,构建“水-能源-粮食”系统共生架构,提出区域“水-能源-粮食”系统适配概念,将“水-能源-粮食”系统适配性分解为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基于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模型构建适配性评估指标体系,对2000—2016年我国区域“水-能源-粮食”系统适配性进行综合评估。研究表明:①可持续性对“水-能源-粮食”复合系统适配性影响最大,协调性是适配性提升的短板,稳定性是适配性的重要基础。②我国“水-能源-粮食”复合系统的整体适配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水平呈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先快后慢,稳定性指数小幅波动,趋于平稳。③我国“水-能源-粮食”复合系统适配性时空分异特征明显,东北、东部地区的适配性水平相对较高,主要呈上升趋势;中部、西部地区的适配性水平相对较低,主要呈下降趋势。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以下建议:①加强水资源、能源、农业、土地等多部门协同,增加科技、水利、能源等方面投资力度,协调水-能源、水-粮食和能源-粮食关系,提高水资源、能源和粮食系统之间转化效率。②引导自然资源从富集区域向匮乏区域流动,引导高端产业、先进技术和投资等社会资源从发达地区向自然资源富集区域转移,缓解资源匮乏区供需矛盾,提高资源附加值,促进区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