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比较

从消费视角开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两者相互关系。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文章借助单位人的概念、构建的消费模型以及系统聚类分析法研究200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可分为四类地区，多数处于单位人水平。北京和上海人口消费水平最高，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相当于甘肃为单位人的2倍；浙江和广东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5－2．0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次影响区；江苏、重庆、福建和天津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0－1，5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第三层次影响区；其余23个省区人均影响强度大体在1.0个单位人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资源环境影响强度较大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总量大致分为四类地区，差异明显。广东人口众多且消费水平高，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占全国的10．627％；河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及山东，人口消费水平均高于1个单位人，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为5．74％；内蒙古、吉林、甘肃等17个省区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占2．676％；天津、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及西藏，人口总量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小，平均仅为0．616％。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较大的省区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广大的西部省区仍是资源环境消费或终端压力的弱影响地区。     

人类活动与可再生资源关系的动力学方法分析

本文建立了人类活动与可再生资源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所有导致减小可再生资源承载力的人类活动都将导致人口－可再生资源系统作较快的非周期运动;②当可再生资源的承载力较大时,平衡态的可再生资源总量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③平衡态的人口总量与平衡态可再生资源总量成正比;④平衡态人口总量、可再生资源总量将随人类富裕程度、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快速减小;⑤环境对人类的惩罚具有滞后性;⑥具有高增长率的可再生资源可以承载较大的平衡态人口总量,所以,保护环境、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增长率对人类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STIRPAT模型的甘肃省环境影响分析

能源短缺已成为全球资源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辩明人类活动各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政策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以STIRPAT模型为分析工具，以甘肃省1991～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为环境影响指标，分解了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能够加剧环境的恶化，而且城市化对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是富裕对环境影响弹性系数的278倍。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尚未出现环境Kuznets曲线的拐点，仍然处于曲线的上升段。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其对环境影响的抑制作用略低于富裕对环境影响的加剧作用。最后讨论了STIRPAT模型的优缺点，并指出甘肃省主要相关因子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理还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     

基于正态云模型和熵权的人口发展现代化程度综合评价

为有效地监测和评估人口发展现代化程度,实现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探索和构建了人口发展程度综合评价模型。针对人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和随机性问题,建立了基于正态云模型和熵权的综合评判模型。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等5个方面因素构建人口综合发展现代化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借助于正态云模型定量描述单指标条件下待评价我国人口发展的等级。云模型是表示某个定性概念与定量表示之间不确定性转换的模型,它将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机性结合在一起,对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具有很强的鲁棒性。采用云模型理论实现评语与评估指标值之间的不确定映射,保留了评估过程中的随机性和模糊性。最后,以2000-2009年我国10年人口发展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009年全国和四个直辖市的人口综合发展截面数据为例,对人口发展现代化程度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比传统的模糊综合法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评估结果。     

全球科技创新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科技创新对改善投入产出的要素规模、结构与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边际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广泛认同。研究以全球118个国家为分析样本,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索全球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碳生产率时空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分析科技创新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全球科技创新指数大致呈波动上升趋势,从2009年的32. 15上升至2016年的37. 59,基尼系数由0. 143上升至0. 175,区域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Moran’s I指数由0. 228上升至0. 270,科技创新集聚态势较为明显且有所增强。②全球碳生产率呈上升或者波动上升趋势,基尼系数介于0. 278～0. 301之间,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但区域差异依然较大,Moran’s I指数由0. 047上升至0. 077,碳生产率的集聚态势较弱但趋势有所增强。③从整体样本估计、分类型样本估计来看,科技创新对碳生产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思想理念渗透与普及、技术融合与工艺优化、产业和产品创新等路径促进投入产出结构优化,降低能源消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人均GDP、信息化指数对碳生产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市化率与碳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FDI与碳生产率关系具有不确定性。④从构建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绿色科技创新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度。研究对提升全球科技创新竞争力、提高碳生产率和减缓气候变化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都市区人口空间配置优化方法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大都市区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随着人口规模急剧增加，资源消耗、环境容量占用、污染排放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同时也引致交通拥挤、空间局促、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成为制约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人口总量控制和区域调控政策，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布局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在借鉴地理学传统分区方法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要素，从人居环境的约束性和适宜性两方面出发，构建人口空间布局适宜性分区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了单元划分、指标赋值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并采用修正矩阵向量模型计算各评价单元人口布局适宜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同比例关联法构建了人口总量指标空间配置优化模型。最后，以无锡市区为例对分区方法和空间配置优化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老城区人口密度过高，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需要疏解人口；外围的新城和开发区所在区域，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布局适宜性也较好，是未来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望虞河、直湖港沿线等生态敏感区、机场周边等地区不适合大规模人口布局，需要控制甚至迁出区内人口。在此基础上提出无锡市区人口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以期为制定差别化的人口引导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武汉市东湖水质污染状况计量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

根据武汉市1991～2004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的监测数据，分析了武汉市人均GDP与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了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武汉市东湖主要污染物指标（高锰酸盐指数、BOD、溶解氧、总磷、氨氮）除溶解氧、BOD指标存在近一步恶化的危险外，其余的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好转趋势，说明武汉市东湖水质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东湖水质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特征，而是呈现出倒“U”、正“U”和“N”型3种曲线特征。分析表明，引起上述变化和出现非典型EKC特征的原因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政策取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等因素有明显关系。     

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

从人口结构角度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影响碳排放量的人口因素,有的放矢地制定碳减排政策,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我国1995-2007年碳排放量、人口总数、人口的城市化率、老龄化率和反映人口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我国人口结构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1995-2007年间,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城市化率、人口的消费结构、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碳排放量均存在正向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在模型中却表现为负效应;②相对于人口规模,人口的结构特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口的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最大,说明中国的碳排放量与城市化的进程存在着密切关系;③人口的老龄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长期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所以在未来实现碳减排会逐渐成为可能.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的碳减排策略,以期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人类环境影响驱动因素非线性动力学关系分析

根据非线性科学理论，建立人类环境影响与人口增长系数、富裕增长系数、其它综合因素增长系数、技术指标四者之间的二次、三次非线性动力学模式，并运用稳定性分析理论对其求解、分析。结果表明：①在技术对人类环境影响的线性作用下，当技术先进时，技术进步所起的缓解作用十分显著；但在技术落后情况下。能够降低环境影响的因素首先是人口增长，其次是富裕增长和其他综合因素增长。②在技术对人类环境影响的非线性作用下，同样的技术进步使人类的环境影响降低了接近一倍，即技术进步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环境影响。③在技术对人类环境影响的线性和非线性作用下，人口增长或富裕增长、其它综合因素增长均能放大技术进步在缓解环境影响中的作用，只是非线性作用下的放大效应更显著。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基于PSR框架的耕地集约利用及其驱动力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耕地非农化已成必然，开展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对缓解人地矛盾、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江西省为例，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构建基于PSR模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极差标准化方法及综合指数法，计算出1998~2007年江西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得出在这期间江西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PSR各子系统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通过SPSS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其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概括为社会经济因素、耕作资源及政策制度因素、自然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江西省今后耕地集约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也为其他省份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基于SWAT模型的昌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土地利用快速变化对水环境带来较大影响,定量分析土地利用与水环境污染的关系是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利用3S技术,通过SWAT模型对1983年与2012年昌江流域的水量和水质模拟,分析了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结合氨氮、总磷模拟数据,定量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下该流域的水环境污染负荷。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林地、草地、水域、城镇及建设用地呈增加趋势,耕地则呈减小趋势。林地占比最大,为70%左右,其次为水田。水田为水环境非点源负荷贡献的第一大来源,且其占流域略多于20%的面积,贡献了该区域总磷总量的53.48%~57.01%和氨氮总量的51.86%~56.57%;农业耕作以25%的地类面积,贡献了60%~65%的非点源污染负荷;旱地的单位面积贡献污染负荷高于林地及城镇及建设用地,表明农业非点源污染是该区域水环境非点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析——基于环境安全视角

协调发展既是国民经济乐观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江苏省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定位,发现环境发展中的薄弱点与发展潜力,促进环境与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以环境安全理论为依托,以强调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应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AHP）及变异系数法权重均值赋权,借鉴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来计算协调系数。结果表明：2001~2010年江苏省环境与人口、经济系统的平均协调水平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并且有稳中上升的趋势,协调发展前景乐观;同时分析并提出了建立健全江苏省协调发展机制、探讨环境安全维护体系建设、制订缓解人口压力政策等建议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 of Northwestern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to consider the inequality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keep it within a rational range. Therefore, quantitatively measuring this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and hot issue. Us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s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onsumption,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this parameter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inequality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Theil index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 of northwestern China.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was clearly high. Decomposing the Theil index into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owed that spatial inequality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accounted for 63.89% of the total inequality). When the Theil index was decomposed into different sections along the Heihe River Basin (e.g.,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 spatial inequality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ternal inequality within the middle reach (this accounted for 80.95%). Finally,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Gini coefficients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resident income and population revealed tha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equality increased with rising income and population inequality, although the latter had a lower effect than the former.     

巢湖流域土地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风险驱动力研究

健康的流域生态系统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探讨流域土地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风险驱动机制有助于生态系统状况诊断与风险来源认识,为有效制定生态风险管控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应用空间信息技术平台及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基于县域行政单元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巢湖流域土地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风险驱动力。研究表明:(1)2000~2013年,巢湖流域土地景观类型变化表现出农地、林地、水体景观面积下降,建设用地景观面积显著增加的趋势;流域景观水平上多样性和均匀度呈下降、优势度呈上升趋势,景观空间异质性下降;(2)近15 a来,巢湖流域9个行政单元内生态风险均呈上升趋势,生态风险整体恶化,需加强对流域生态风险上升的管控;(3)生态风险驱动力分析表明,快速城市化阶段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的主要驱动因子为第二产业值、城市化率、人口密度和固定资产投资,而人均GDP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生态风险水平。     

中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集群化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集聚与集群是联系密切而又有明显区别的一组概念,旅游产业集聚是集群形成的前提,但旅游产业集聚不一定形成集群,影响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和集群发展的因素较多。选择行业集中度、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等指标,以相关数据为依据,探讨了中国旅游业的空间集聚问题,指出中国旅游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中分布与分散相结合的集聚特征。分析了中国旅游业集群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认为我国旅游业集群化发展是非常必要而且有可能的。     

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及综合决策模型研究

目前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主要局限于水环境系统的单方面脆弱性研究，过于片面化，需要综合考虑水资源、水环境质量、旱涝灾害、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脆弱性。根据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是系统状态受到系统压力引起的敏感性以及系统状态对系统压力的适应性响应的观点，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式构建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中客观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利用联系数描述上述不确定性过程中差异度系数在［-1,1］上取值仍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构造三角模糊数刻画差异度系数取值的不确定性，给出三角模糊联系数的基本形式，取置信水平得出置信区间联系数，采用期望-方差排序法对置信区间联系数进行决策分析，建立基于三角模糊联系数的系统综合决策模型。此模型用于安徽省水环境系统脆弱性评价的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等级介于［2.731 3.620］之间，脆弱性状况不容乐观，应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降低区域水环境系统脆弱性，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valuation of 38 years of radi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ta for the nuclear research facility in South Africa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as been conducted at the South African National Nuclear Research Facility (Necsa site) for the past 38 years. Included in this monitoring programme was the assessment of water, fish and sediment sampl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review the data of these assessments to establish if the Necsa activities had any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 assessment of the management of discharge limits was included in the review. Fluctuations in the data reviewed can partly be ascribed to errors in sampling techniques and analysis methods, but mostly to external factors. Two main external factors identified during the review were: dilution effects based on the flowrate in the Crocodile River and the percentage of full capacity of the Hartbeespoort Dam, and the atmospheric fallout from nuclear weapons testing. In this project,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help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alculations and graph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flowrate of the Crocodile River and percentage full capacity of the Hartbeespoort Dam did have an impact on the beta activity measured in water and fish samples, and the (nat)U activities measured in water samples. The measured fallout from nuclear weapons testing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lso had an impact on the beta activity in water. The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also showed that accidental releases were measurable in the environment. The added routine impact to a member of the public downstream from Necsa was on average an annual dose of 0.54 microSv more than that to a person living upstream from Necsa, which is considered insignificant in international radiation protection norms. The conclusion can be made that the monitoring programme is successful in satisfying its main objective, which i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the discharg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mmediate pop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