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帕累托改进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为了消除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外部性,借助流域边际价值的概念,得出了使流域实现帕累托最优改进,需要对上游流域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的结论.分析了3种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政府对上游补偿、对下游征税同时补偿上游、上下游之间进行谈判.以闽江流域为例,对1999~2013年流域上、下游的区市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和流域相关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并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对上游给予补偿同时对下游征税,可以实现流域的帕累托改进,上、下游地区达到各自的效用最大化,即对下游征税额应高于26.026亿元;上下游再用谈判或者达成协议等方式对净收益进行分配.以此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基于博弈理论的跨域水体联治府际行为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

为探究府际合作行为与成本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发掘跨域合作治理困境的内生原因.以太湖流域水体联治为例,梳理流域行政区划分属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三省一市协作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诉求,采用博弈理论与方法构建府际合作治理博弈矩阵,拆解政府策略选择的内在利益逻辑.研究表明:合作主体因发展基础差异化面临多元利益矛盾局面...     

气候谈判国际阵营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气候谈判关乎各国在气候秩序中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舞台。当前,欧盟与美国正在突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领导权;发展中国家阵营逐步分化为＂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最贫穷国家＂等。从长期来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有一致的利益,各国际阵营若能表现出更合作的态度——发达国家更负责地转变为低碳生产和生活模式,更慷慨和带有诚意地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碳排放空间的来之不易和低碳生产生活的迫切性,实现自觉减排——就能帮助遭遇＂囚徒困境＂的世界各国离开个体理性的＂纳什均衡＂,趋向集体理性的＂帕累托最优＂。     

PPP的环境效应:建立政府社会共同体关系

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环境在效用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由私人通过市场提供环境保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者”,从而导致“公地悲剧”.生态环境产品的提供无法由市场实现,市场机制也无法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如果所有环境保护均由政府提供,又会有一系列问题产生,成功的PPP项目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基于多目标优化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布局方法

以海绵城市试点区-南昌市某分流制区域为例,针对低影响开发（LID）设施的最优成本效益问题,耦合了雨水管理模型（SWMM）和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SGA-Ⅱ）,对LID设施建设成本、径流SS负荷削减率、径流量削减率3个目标函数进行多目标优化.得到了一系列完整的成本效益曲线（帕累托解集）,实现了区域LID设施建设方案的自动寻优.比较不同降雨重现期（P=2、5、15 a）条件下的优化结果,发现LID设施在径流SS负荷控制方面不易受降雨重现期的影响;而在径流量控制方面,受降雨重现期影响较大,高成本LID设施建设方案也难以有效削减高重现期降雨径流.以帕累托解集中3种不同建设成本的方案为例,根据2016年实际降雨对不同方案下的水量水质的控制效果进行了模拟,决策者可以根据资金投入、控制目标、受纳水体环境容量从帕累托解集上选择适合的LID设施建设方案.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

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得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博弈均衡分析和实证案例分析,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演变。研究结果显示：（1）1949年至今,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主体数量增加,博弈关系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向化;（2）乡村振兴时期主要有六种博弈关系,并探讨了案例村实施下山脱贫、发展乡村旅游、新型经营主体进驻、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四种博弈决策过程;（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地区发展应关注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协调、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等问题。乡村振兴中应注重实现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最优均衡,降低各方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并寻求多方利益平衡。     

博弈视角下跨界河流水资源保护协作机制——以太湖流域太浦河为例

跨界河流水资源保护利益协调问题是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难点。以太湖流域典型跨界河流太浦河为例,对比分析上下游水资源保护利益诉求,基于博弈理论,引入外部驱动（流域机构介入、激励约束政策）与内部均衡（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考核）四种协调手段,探讨均衡太浦河上下游利益矛盾、激励上下游实现合作保护的协作机制。结果表明：（1）在引入协调手段的博弈模型中,实现了博弈系统向协作策略（达标,补偿）演化。（2）基于博弈分析结果,协作策略（达标,补偿）的实现与激励约束力度、补偿金额、水权、上游保护成本与效益等因素密切相关。（3）外部驱动机制有利于协调上下游河流功能定位需求差异,并调动上下游加强协作保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内部均衡机制有利于弥补上游水权、产业发展等利益损失,并倒逼太浦河水质达标、保障下游取水安全。（4）构建的太浦河水资源保护协作机制,可为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建设流域“清水走廊”提供理论与决策支持参考。     

中国污染征税体系的几个问题与解决思路

中国污染征税体系主要包括排放税、排污许可证、技术政策、命令和控制措施等.理论上各种减排工具的绩效比较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协调一致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实践中则存在税率过低、总量控制不严等问题.本文尝试以提高税率和排污交易制度化等思路解决上述弊病,实现节能减排,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政府与排污企业间的动态激励监控关系研究

科学的监督和有效的管理是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博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声誉理论,论文建立了政府与排污企业问的静态与动态激励监控模型,结论认为在动态激励监督下政府的总效用实现了帕累托改善,研究表明考虑以往业绩的两阶段最优契约对排污企业具有明显的声誉激励效应,同时表明监控机制和激励契约具有互补性,最后对机制设计中的控制参数的灵敏度以及模型的鲁棒性进行了探讨,可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激励监督措施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一个全新的角度：流域生态经济

水是生命之源,森林是生命的摇篮。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乃是一个生死与共的结构系统。可是由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种种缺陷,导致全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严峻考验。     

流域人类活动对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驱动

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趋势及其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了流域人类活动与鄱阳湖生态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及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经历了3个演变阶段,总体呈下降趋势:①其中20世纪80—90年代为快速下降阶段,由很安全状态下降为安全状态;流域社会经济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大规模围垦等人类不合理开发活动,导致该阶段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快速下降. ②20世纪90年代到2002年为缓慢下降阶段,总体处于“安全”水平;伴随着1992年鄱阳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以及1998年“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保护措施的实施,使该阶段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下降速度有所减缓. ③2003—2008年为反弹下滑期,总体已接近“一般安全”水平;随着2003年三峡工程试运行以来,鄱阳湖与长江江湖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阶段鄱阳湖流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致使其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下降. 流域社会经济不合理发展模式是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下降的重要原因,对鄱阳湖的过度无序利用直接驱动了其生态安全状况的恶化,湖区人口增长与其生态安全状况下降之间有着很好的相关性,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处于“安全”以上水平,湖区人口密度应控制在350人/km2以内. 按照保护优先的思路,坚持人湖和谐的流域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保障鄱阳湖生态安全的关键.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的社会经济根源研究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交互系统。近些年,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有加剧的趋势,其中有自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起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规律的波动。人口持续增长、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湿地保护相关政策的缺失等都加剧了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加强湿地管理与保护、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措施,对保护和开发鄱阳湖湿地有重要的作用。     

鄱阳湖区国土资源综合评价和开发整治战略

本文在鄱阳湖区国土资源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整治的战略。鄱阳湖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开发潜力大。但是,由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经济结构不合理,商品生产不发达,人口增长率高,科技文化比较落后,环境恶化等原因,影响了湖区经济的发展。为了开发整治鄱阳湖区,本文提出了整治洪涝灾害,充分发挥湖泊水资源优势;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充分发挥湖区农业优势;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增加智力投资,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科技进步等战略问题。     

鄱阳湖水文干旱化发生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鄱阳湖呈现显著的秋冬季干旱化趋势,对鄱阳湖水生态安全和湿地生态安全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揭示鄱阳湖水文情势发生变化的原因,对鄱阳湖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Landsat卫星系列遥感影像分析2000年以来鄱阳湖采砂基础上,结合长时间序列水文资料,分析鄱阳湖水文特征变化,探讨了鄱阳湖水文特征变化与采砂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从采砂船数量、采砂规模和采砂方位等来看,数量和规模远超规划限额的规模,并且呈扩大趋势,采砂范围已经扩大到鄱阳湖最南端,并在生态敏感区出现,表现出滥采、盗采和超采的无序状态。（2）新世纪以来,鄱阳湖枯水期提前、特征低枯水位时间延长,入江河道的水面坡降呈减小趋势,但泄流出湖速率呈增加趋势。（3）长江三峡水库运行对中下游水位的影响,以及长江中下游含沙量降低造成清水侵蚀,河床下降削弱长江水对鄱阳湖泄流的顶托作用,也是鄱阳湖水文干旱化变化的潜在原因。（4）鄱阳湖采砂导致入江河道加深、加宽,是鄱阳湖秋冬季水文干旱化的原因之一。研究结果对于如何应对鄱阳湖秋冬季水文干旱化,开展鄱阳湖综合治理具有参考价值。     

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为探究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影响,于2017年10月在鄱阳湖入口、出口及湖区布设20个采样点位,开展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表层及垂向分布特征调查,评价其潜在生态风险.利用¹³⁷Cs和²¹⁰Pb计年法推算出鄱阳湖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并结合柱状分层样品重金属含量,得出具体年代的重金属蓄积特性.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到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演变与总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实际人均GDP、绿色专利申请数、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6种社会经济指标的多元非线性模型.结果表明：（1）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Cu污染最为严重且生态风险程度最高, 地累积指数为“强”或“中-强”污染范畴,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为47.25,属于“中等”生态风险.整个湖区的总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平均值为107.07,表明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总体处于低生态危害水平.（2）1988~2017年总人口数量是影响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Cd和Cu污染的最主要正向因素,其他正向因素为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及实际人均GDP,绿色专利申请数所反映出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及环保研发投入对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Cd、Cu污染具有负相关关系.     

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现状分析

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尾闾区）易受人类频繁活动的影响,属于敏感区且是蓝藻水华易暴发区域.为探究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性及相关驱动机制,于2019年至2020年1月（枯水期）、4月（涨水期）、7月（丰水期）和10月（退水期）对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7个采样点位和鄱阳湖河流中段6个采样点位以及主湖区1个采样点位水质状况和浮游植物进行野外调查.结果表明,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共有7门64属,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相对丰度以硅藻和蓝藻为主.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生物量和丰度东部总体上高于西部,河湖交汇区生物量和丰度高于河流中段.湖区和河湖交汇区蓝藻门优势度较大,河流中段硅藻门优势度较大.蒙特卡罗检验结果显示：总氮（TN）、总磷（TP）、正磷酸盐（PO₄^3--P）、水深（WD）、水温（WT）和透明度（SD）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分布的显著相关环境因子.冗余分析（RDA）结果显示,鄱阳湖西部典型河湖交汇区受水化因子（TN、TP和PO₄^3--P）作用更明显,东部典型河湖交汇区水文因子（WT、WD和SD）影响更为显著.鄱阳湖典型河湖交汇区浮游植物影响因子具有季节性,冬季受水化因子影响较大,夏季受水文因子影响较大.     

基于源汇过程模拟的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源解析

近年来鄱阳湖磷污染问题突出,总磷超标且浓度逐年增加,成为制约鄱阳湖流域（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科学解析鄱阳湖总磷污染来源,耦合多污染源污染负荷估算方法和SPARROW模型,建立基于源汇过程模拟的流域污染源解析技术方法,针对鄱阳湖流域13种总磷污染源开展负荷估算、模拟校核和入湖时空贡献定量解析.结果表明:①鄱阳湖总磷负荷以陆域输入为主（占90.8%）,主要污染来源为农业和城镇生活源,贡献率分别为56.4%和30.6%;污染来源按贡献率的大小排序依次为种植业（29.3%）>城镇生活（24.6%）>畜禽养殖（17.2%）>水产养殖（9.9%）>内源释放（6.9%）>城市径流（6.0%）>农村生活（2.2%）>工业企业（1.6%）>其他源（0.46%）.②在空间贡献方面,总磷入湖负荷主要来自于滨湖区和赣江集水区,贡献率分别为33.5%和31.8%,其他集水区总磷贡献率较小（合计为25.5%）,湖体贡献率为9.2%;同时,不同子流域污染源贡献结构也存在空间差异性.③在时间贡献方面,总磷入湖负荷量呈季节性波动特征,贡献峰值多出现在6月,雨季（3—8月）陆源输入负荷占全年的70%.④所构建的基于源汇过程模拟的污染源解析模型可用于流域水污染来源成因精细化解析.研究显示,鄱阳湖总磷污染来源具有明显时空差异性,建议围绕滨湖区和赣江集水区等高贡献区域设立优先管控区,重点针对种植业、城镇生活、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源,制定磷污染源汇过程减排政策措施,以改善鄱阳湖水环境质量.      

鄱阳湖富营养化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水位的关系

为了研究鄱阳湖水体的富营养化状态与水位变化的响应关系,基于2009-2016年鄱阳湖15个长期监测点的调查数据,采用TLI（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评价了鄱阳湖水体的富营养化状态,并应用主成分分析（PCA）探讨了鄱阳湖富营养化状态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水位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从年内变化来看,鄱阳湖除冬季（1月）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其余3个季节均处于中营养状态,其中,夏季（7月）富营养化程度最低是由于其水位较高、换水周期快所致,冬季处于轻度富营养化是由于水位降低导致的营养盐浓度升高以及湖泊沉淀物的再悬浮和营养盐的释放;从年际变化来看,除2011年、2012年及2014年鄱阳湖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外,其余年份均处于中营养状态.②从空间上来看,鄱阳湖湖区整体处于中营养状态,空间差异不大,湖区中部东侧富营养化程度最高.③在年内季节变化上富营养化程度与水位呈负相关,富营养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水位关系较小.研究显示,鄱阳湖整体富营养化程度不高,但有向富营养化湖泊发展的趋势,建议通过控制湖区污染源来减轻其富营养化程度.      

鄱阳湖湿地植被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和利用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湖区湿地面积２６９８ｋｍ＾２，是我国湿地生态系统中植物资源及植被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该处分布高等植物７５科２００余属３５０余种，湿地植被依其生态环境和群落特征可划分为水生群落、沼泽、草甸、沙洲４类型６０余个群系，保护与合理地持续利用这些植物群落是有效的保护和发展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为些就切实制定鄱阳湖湿地总体规划，建立包括整个湖区面积在内的湿地生态系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