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分析——以南京为例

利用1995~2012年南京市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数据,综合运用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SE)、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和脱钩分析工具,选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典型指标,定量分析了1995年以来南京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南京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总体呈升高趋势。ISE指数处于中等水平;REPI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水排放绩效提高幅度最快,工业废气排放绩效水平提高幅度最慢;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状态总体处于增长弱脱钩和强正脱钩,但是部分环境污染因子的脱钩状态出现短暂恶化情形。提出了提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的对策建议。     

南京市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运用SPSS和EXCEL软件，分析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模拟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动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一般相关性，并不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倒“U”模型，而是呈三次曲线的“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9 000元和29 000元，这可能与产业结构转变较快有关。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相关性， 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模型，拐点分别在30 000元和38 000元,均提前实现拐点。此外环境政策与科技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也较大。经济结构是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南京市有利的环保科技政策使这两个环境指标提前实现拐点。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环境库兹湮茨曲线假说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大量研究试图得到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找到环境破坏逆转的拐点；但该理论仅仅是从经验出发得到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并未得到证实。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问题。采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点示我国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也不排除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只有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干预才可以使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8%的经济持续增长举世瞩目，然而对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却存在着诸多争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是对环境 收入关系研究的经典表述，可以直观地展现环境与收入变化的关系。在前人研究EKC时运用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测量污染程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基于 1982～2006年中国6类环境污染物，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出代表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环境污染指数，利用协整检验来研究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本土化”特征，发现与一般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中国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1世纪初为分界点，之前环境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在追溯期内对环境污染均为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仅在短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研究旨在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变迁的实证研究

根据长株潭地区1990~2006年经济与工业污染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群,长株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局部控制。其中,长沙市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株洲市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形特征,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即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地政府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另一方面,还应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和"受益者支付"原则等积极的环保管理手段和政策。     

排污权的设定对环境技术进步的影响

排污权的设定是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客观地评价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有利于政策本身的实施和完善,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借鉴。采用2004~2014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借鉴国内外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主流计量方法——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建立环境技术进步测度模型,探究排污权设定对环境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期排污权的设定并未对中国省际环境技术进步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设定2 a之后,排污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其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说明排污权确实能够提高环境技术进步。从长远来看,排污权的设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

文章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剖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及其波动,并讨论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作用。首先,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以地方政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约束条件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该契约表明当保持地方政府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据各自的收益分配来决定责任分担的比例,并与二者各自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奖励比例一致,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都不进行经济激励。其次,讨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中央政府强力介入、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和影响完全消失三个典型时期的周期循环波动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这时企业生产努力水平和产量都较低,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也最低;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时,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获得额外收益,也会通过相对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增加企业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随之增加;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完全消失后,地方政府为获得额外收益和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考核,会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企业的产量达到最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最大,直至环境污染事故再次发生,进入下一轮的环境规制波动周期循环。再次,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得到包含第三方监管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最优契约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第三方规制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烫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波动。最后,从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以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独立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持企业独立性和建立包含当地居民或者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监管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减小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波动、实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契约的政策建议。     

日本企业减少环境负担的举措和启示

摘要本文分析了日本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执行的政策，并对比中国企业环境管理的现状和我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严重性。提出了规范企业环境管理、采用3R原则及ICA法进行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等建议。     

环境污染损失估价的索洛方程方法

本文提出了环境污染损失估价的索洛方程方法,同时,对环境价值存量的评估也进行了尝试,并且结合生产率的概念和索洛方程给出了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式,对其理论内涵及政策启示做了简要阐述。     

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为有效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更好的开展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南京公众为研究对象，把公众环境意识分为环境保护认知、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政策满意度、环保表现满意度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应用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交叉列联分析、相关分析，研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4个调查维度中，环境保护认知得分最高，环保表现满意度得分最低；（2）交叉列联分析初步筛选、明确影响环境意识的关键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3）相关分析进一步识别出3个变量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强弱顺序如下：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个人环境意识为基础，政府宏观引导，民间环保组织为平台，企事业单位为主力的环境保护体系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

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及划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计算1985-2004年间,广西崇左市、安徽滁州市、江苏南通市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确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表明崇左市经济结构较差,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且竞争能力较弱;滁州市经济中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较大,总体经济结构较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竞争能力较强;南通市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总体经济结构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且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建议:①崇左市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带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吸收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国际贸易.②滁州市应融入南京都市圈,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注意生态城市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③南通市应把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me Evidence from Hanoi, Vietnam

In recent years 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rapidly been increasing. It is now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urban growth in scor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is leading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cities. Existing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municipal services have been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ed demand arising from growing popul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the environment in these cities has deteriorated alarmingly.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role of FDI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UEM) by analyz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m for Hanoi City in Vietnam. The paper's analysis and findings are presented under three main themes: one, FDI, employment and income; two, FDI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ree, potential of utilizing FDI for the provis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UE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 data have been use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dra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南京都市圈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演化研究

以南京都市圈为例，选取1993、1999、2005和2011年4个典型年份，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和引力模型，计算南京都市圈的可达性、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隶属度，深入研究南京都市圈空间联系格局和空间联系方向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都市圈可达性改善显著，平均可达性提高明显，但各城市可达性提高的幅度差别较大；（2）南京都市圈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经济联系格局由点轴结构向网络结构演变，南京成为区域经济联系中心城市；（3）从经济联系隶属度分析来看，南京是区域空间联系的集聚中心，与其它城市形成了众星捧月的空间联系格局     

中国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基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

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扩展的基础上,分析和验证了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应用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中国1986—2002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论证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假设。结果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会刺激二氧化碳排放,收入差距越大这种影响的效果就会越恶劣。而且收入差距因素还会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促使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加强。延迟转折点的到来。因此,我国目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为目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环境载荷与环境压强:环境压力指标及应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可以构建出一个国家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最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为此．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讨论。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

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将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正U型的关系.为此,我们认为,本文结论能够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遵循成本说"还是"创新补偿说"提供合理的解释.最后,我们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是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认为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优势,进行创新投资,用以弥补"遵循成本说"的劣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