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采用熵值法、综合水平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的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2007—201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呈小幅度的下降趋势,2014—2016年又再次呈现上升趋势。综合水平指数和协调发展程度基本呈正相关。2007—2014年协调发展度呈一种严重失调状态,2015年呈中度失调状态,2016年呈轻度失调状态,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越来越重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我国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构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探究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2011—2020年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耦合系统从整体失调状态发展到整体良好耦合协调状态;(2)沿海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差异逐渐减小,2020年9个省区市均发展到基本协调状态以上,其中广东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3)通过障碍度诊断发现,数字经济障碍度具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特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具有“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社会效益>海洋经济效益>海洋资源环境”的特征。     

西部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根据经济和环境资源的相互关系,构建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为例,定量分析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显示,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环境资源利用水平的变化加快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且超过自身的变化速度;总体上两系统协调系数基本持平,协调发展度由中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状态向良好协调发展状态转变,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由增长状态向衰减状态转变。因此,要重视西部地区有限的环境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用状况,并通过实施合理化的环境政策使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之间保持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测度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

构建了庆阳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测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0—2015年庆阳市及其各区县的系统内部协调度、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复合系统的协调度、综合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2000—2015年庆阳市经济、社会、资源系统的内部协调度明显提升,但环境系统内部协调度波动较大;庆阳市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县区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波动变化较明显,部分县区甚至出现了下降;庆阳市整体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复合系统协调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提升不显著,且波动变化明显;庆阳市及各区县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度属于基本协调以上类型,综合协调发展状况相对较好。     

四川省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研究

借鉴物理学耦合理论,分析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以四川省为例,建构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对2002—2011年四川省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存在良性互动且协调发展正耦合关系。耦合协调度模型可很好地分析两者之间耦合关系与协调发展状态,是分析旅游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工具。     

区域经济发展与水土资源的耦合协调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分析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关系的基础上,选取指标体系构建社会经济—水资源—土地资源综合指数,建立系统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和经济发展中水土资源消耗的响应函数,以确定和识别辽宁省近十二年来水土资源经济系统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水资源—土地资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发展与水土资源利用的协调关系需进一步加强。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减弱,与耕地数量之间的动态效应日趋增加。     

干旱区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为例

甘肃省张掖市是我国水利部确定的全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市,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作为张掖市的内部试点,研究这三个区域的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环境经济协调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研究区的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环境经济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并根据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结果发现,1999—2010年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三个地区的协调发展关系虽然逐渐改善,但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或勉强协调阶段,且协调发展度均在0.7以下,特别是位于甘州区和临泽县下游地区的高台县,其协调程度相对较弱。     

基于变异系数的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结合杭州市发展现状并采取专家咨询法,建立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4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进一步运用变异系数协调度模型来测算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2010年后协调度趋于平稳,但4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仍面临不小压力。     

新疆农业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性评价研究

基于鲍尔丁系统学原理,构建区域协调理论中的协调度模型,对新疆14个地、州、市、县(市)的总体农业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新疆农业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性整体上处于良好协调发展水平阶段,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各区多处在协调发展水平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协调发展类型不同,表现出突出的协调发展程度差异和明显的地域差异。(3)协调发展类型多元,协调发展程度差异度达0. 426,呈跨度协调发展和过度发展。(4)不同区域体现在协调发展程度和协调发展类型间地域差异的原因不同。为了统筹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新疆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共同推进农业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昆明市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度分析

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综合环境效益与旅游效益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建立了协调发展度计算模型,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昆明市环境与旅游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确定了昆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研究结果表明,昆明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的生态环境滞后型城市,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昆明市今后发展旅游业与环境保护应注意的问题。研究结果为城市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度分析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旅游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收敛性分析——基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沿海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5—2014年旅游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和评价,揭示其时序变化、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特征,再利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其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绿色技术、科技进步与绿色发展水平不高,亟需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集约发展转变;(2)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空间分异与演化特征明显;(3)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的σ收敛,只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生产率地区差距不断缩小,且各自收敛于自身的稳态水平。     

乌鲁木齐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经济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是旅游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以乌鲁木齐为靶区,用多元统计方法构建评价模型,研究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协调发展状态.得出2007-2012年间乌鲁木齐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发展综合效益呈上升态势,协调度C值处于不平稳状态,旅游经济发展的下行走势仍较明显;协调发展度D表现为稳定上升趋势,近年来旅游经济进入到相对快速发展阶段,但城市环境改善并没有跟上发展步伐.     

耗散结构视角下我国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实现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振兴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部署.将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整体归纳为海陆经济巨系统,细分为海洋经济子系统和陆域经济子系统.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应用系统熵模型和一体化发展度模型建立海陆经济巨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地区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海陆经济巨系统系统熵值逐年降低,有序度增强,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度逐年提高.比较分析11个沿海区域的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度,根据数据走势探寻演进规律,得出其发展具有共性的结论.     

中国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

在构建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和协调发展模型揭示了我国地级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EES巨系统具有子系统内协调与系统间互馈特征。②EES系统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空间上,山东半岛、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协调度整体高于中西部内陆边疆地区。③EES系统协调度区域分异特征显著,呈南方大于北方、东部中部西部分异特征;等级集聚分异特征明显,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高低与城市行政等级格局保持一致,呈"集聚化"特征,协调度高值和低值区均成群或成片分布。④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战略政策与政治环境、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统筹发展是驱动EES系统协调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厘清“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演进机理有利于区域水生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水”共治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0—2020年“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三水”协同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的状态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距较大;“三水”系统耦合度整体上处于良好耦合阶段;“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小于耦合度,其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不充分发展态势和分化状态。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是逐年向优质阶段提升。其次,用Tobit对“三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回归,得出环境保护水平、能源消耗水平、产业发展水平3个因素对“三水”共治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影响。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共建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廊道,建立多环境要素系统联动机制,以及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及水环境保护政策与督察协调联动机制。     

新疆沙湾县城镇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障,经济发展是人居环境改善的物质基础和载体.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新疆沙湾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镇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协调度模型,对1999-2008年沙湾县城镇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0年来城镇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逐渐上升,可以划分1999-2004年缓步上升和2005-2008年波动上升2个发展阶段.目前,沙湾县城镇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已到达高度协调状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之更近一步达到优质协调,从而实现沙湾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我国经济与环境耦合系统的演化分析

产业结构是人类作用于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环节,其组合类型与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胁迫作用。从产业结构视角研究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可从根本上阐释经济—环境—资源的矛盾。从产业结构的角度阐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含义,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以1996年以来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整体处于较低层次。产业结构发展程度与资源环境利用的有效性存在密切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演变研究

协调度理论已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在阐述其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了经济与环境方面的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和模型。通过对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及其6市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的17项指标进行技术处理和分析,对经济带各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时空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带及其6市10年间协调发展度在时间维度上呈现逐年上升,其类型由中度失调衰退型和濒临失调衰退型逐渐向中级协调发展型和高级协调发展型演变;经济带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逐年升高;经济带的经济综合实力f（x）和环境承载力g（y）差距不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基本保持同步,在环境承载力范围内经济综合实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中国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评价

基于中国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现状,运用2001—2015年中国沿海1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结合DEAMalmquist指数测度高新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借助Tobit模型,引入"社会福利"指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受政府政策与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社会福利程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正向作用;研发人员不足,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吸引外资、扩大产业规模和增加从业人员数量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影响不显著。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在保证高市场化程度、优质产业结构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环境的基础上,企业应提高研发人员的数量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