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根据经济和环境资源的相互关系,构建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为例,定量分析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显示,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环境资源利用水平的变化加快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且超过自身的变化速度;总体上两系统协调系数基本持平,协调发展度由中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状态向良好协调发展状态转变,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由增长状态向衰减状态转变。因此,要重视西部地区有限的环境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用状况,并通过实施合理化的环境政策使经济与环境资源系统之间保持协调发展。     

山东半岛城市群相对资源承载力与竞争力研究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采用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思路和计算方法，计算分析了其2000-2004年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和综合承载力及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土地资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大于经济资源，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的主要承载资源；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超过实际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富余状态；③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地区差异较明湿，淄博、日照处于超载状态，其它处于富余状态；④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与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的小协调发展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竞争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阐述旅游经济、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江西省2005—2014年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稳步提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近年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耦合协调类别经历了由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化历程,虽然耦合协调度所有改善,但协调等级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河北省海洋经济与海洋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海洋资源环境对海洋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河北省海洋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和综合评价法,对1984年、1993年、2000年、2003年、2007年、2010年和2015年河北省海洋资源环境和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河北省海洋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整体上协调性相对较差;1984年属于严重失调类经济受损型,1993年属濒临失调类经济受损型,2000—2003年属于资源环境/经济同步型,2003年以后属于轻度失调类资源环境受损型。     

天水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天水市2000—2010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其协调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天水市城镇化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而生态指标指数波动上升,2010年之后有下降趋势。②2000年城市化生态环境系统协调等级为严重失调,2001—2009年为良好协调,2010年协调发展度指数下降至0.77,为中级协调。     

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性,研究表明:(1)时序方面:2011—2016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耦合度在0.964 5～0.987 0之间,为高水平耦合作用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558 8～0.675 9之间,为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2)空间分异方面:2011—2016年,耦合度呈梯次变化,由西北向东南递减。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小,各市耦合度缓慢下降。2011—2016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呈西北—东南地区降低、西南—东北地区增加的交叉变化格局。     

资源环境约束下南京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为科学评估城市发展质量,本文界定了城市发展质量内涵,将资源环境纳入城市发展质量分析框架中,构建城市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套指标体系,定量评估2005—2015年南京城市发展质量。结果显示:在协调发展方面,南京城市发展协调度总体呈升高趋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关系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2005—2007)、低度耦合协调(2008—2013)和中度耦合协调(2014—2015)三个阶段,但与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在绿色发展方面,近5年南京绿色发展水平逐年升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指标,各辖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南京城市发展质量变化特征与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因素关系密切。     

兰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根据兰州市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方面的实证资料,构建兰州市人居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PSS软件、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分别求出1999-2010年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值,定量分析了兰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结果显示,1999-2010年兰州市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发展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呈持续稳步上升趋势,进而提出促进兰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性发展的对策措施.     

次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时空演变及动态模拟研究——以宜荆荆恩城市群为例

建立"经济水平—交流服务—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公共服务—科技创新"框架,以宜荆荆恩城市群为例,并与相似区域城市群对比,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BP神经网络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研究次区域城市群协同发展时空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宜荆荆恩城市群综合发展能力指标总体协调发展不均衡。(2)与苏锡常都市圈相比,宜荆荆恩城市群的综合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波动状态。(3)在动态模拟方面,宜荆荆恩城市群2020—2025年协同水平差距将持续增大,其协同发展水平在南北方向呈倒"U"型,东西方向呈"两边低,中间高"的趋势。     

青海省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青海省生态环境脆弱,生态价值巨大,深刻了解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与相互关系,对青海省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有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文章基于2000~2014年《青海省统计年鉴》及《青海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通过构建青海省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熵权法对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了青海省2000~2014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度及协调类型。结果表明:青海省2000~2014年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经历了三种耦合协调类别:2000~2006年为勉强协调发展类;2007~2009年为初级协调发展类;2010~2014年为中级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别等级不断提升。耦合协调类型方面:2000~2009年为经济损益型,2010~2014年发展成生态滞后型。     

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方面因素,构建两淮地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两淮地区2007—2017年的28个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两淮地区2007—2017年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明显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极度失调衰退型与严重失调衰退型。针对两淮地区耦合协调发展现状,结合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变异系数的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结合杭州市发展现状并采取专家咨询法,建立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4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进一步运用变异系数协调度模型来测算杭州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结果表明2000年~2009年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2010年后协调度趋于平稳,但4个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仍面临不小压力。     

中国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

在构建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和协调发展模型揭示了我国地级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了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EES巨系统具有子系统内协调与系统间互馈特征。②EES系统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逐步扩大;空间上,山东半岛、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协调度整体高于中西部内陆边疆地区。③EES系统协调度区域分异特征显著,呈南方大于北方、东部中部西部分异特征;等级集聚分异特征明显,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高低与城市行政等级格局保持一致,呈"集聚化"特征,协调度高值和低值区均成群或成片分布。④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战略政策与政治环境、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统筹发展是驱动EES系统协调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     

中国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及效率时空格局

以我国2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度2008年和2013年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水平及效率,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匹配状况,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呈"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梯度化"分异特征,总体呈东部中部西部的时空格局。(3)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水平且呈下降趋势,多数城市群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东、中、西部城市群效率普遍偏低,但东部优于中西部。(4)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度与其效率空间匹配度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明显,有效识别问题区域且依据区域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是提升两者空间匹配度的关键。     

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治理绩效评价

基于DPSIR模型构建雾霾治理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京津冀城市群2004—2016年间雾霾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4—2016年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雾霾治理效果显著,其余11个城市的雾霾治理水平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2004—2016年间,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治理指数总体呈现"N"型上升趋势;在2004年和2016年对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治理绩效产生较大作用的主要是状态维度、压力维度和响应维度;在2004—2016年间样本城市各维度雾霾治理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西北干旱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态势分析——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

根据2000—2014年甘肃省民勤县人口、农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县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民勤县的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度C为0.372—0.696,经历了颉颃耦合和磨合耦合两个阶段,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D为0.325—0.639,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到协调发展的良性转化,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根据这一发展态势,结合民勤县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宜居水平综合评价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工业化进程加快,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得到飞速的提升,但是生态环境和宜居环境受到较大影响。基于层次分析法,从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公共配套、社会民生4个维度构建生态宜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测度2010~2018年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宜居水平。结果显示2010~2018年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宜居综合水平呈总体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先降后升,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公共配套水平逐年提高,社会民生保障持续增长。未来长株潭城市群需深化“两型社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形成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熵权法、协调度研究了2010—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障碍度分析了该城市群影响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水平呈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屋脊”式格局,区域差异明显。②在人居环境高质量五大准则层中,除生态环境外,其他四大准则层均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协调度呈现高质量低协调和低质量高协调两种差异。③公共基础服务、社会经济和居住环境对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障碍度较大。     

沿海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模型研究了2006—2016年53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趋势、重心迁移、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呈向好态势,但总体协调度不高,仍处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协调度发展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均衡性,且呈逐步扩大态势,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其他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失调状态;2006—2016年协调度重心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并逐步向西南方向迁移;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显示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空间集聚性较强。     

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测度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

构建了庆阳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测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0—2015年庆阳市及其各区县的系统内部协调度、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复合系统的协调度、综合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2000—2015年庆阳市经济、社会、资源系统的内部协调度明显提升,但环境系统内部协调度波动较大;庆阳市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县区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波动变化较明显,部分县区甚至出现了下降;庆阳市整体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复合系统协调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提升不显著,且波动变化明显;庆阳市及各区县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度属于基本协调以上类型,综合协调发展状况相对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