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规制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从源头上厘清规模化生猪户的环境友好行为逻辑养殖是提升养殖污染管制政策效果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探究影响规模化养猪户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深层次因素。结果发现,心理认知、行为意向、行为实施成本和环境规制情境4个主范畴对养猪户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各变量影响环境行为的方式和路径各异:心理认知是前置变量,行为意向是认知-行为的中介变量,行为实施成本是内部情境变量,环境规制情境是外部情境变量;探索并阐释了上述主范畴对生猪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作用机制。据此,提出丰富宣传教育措施、发挥非正式制度以促使养猪户治污意识内化,依靠协商与对话方式以及技术、经济支持手段降低环境行为实施的相对成本,完善奖惩措施和补偿机制,促进生猪养殖全过程治理和发展生态农业产业链等政策建议。     

大熊猫迁居碧峰峡新生境的适应能力研究

2003年10月至2005年10月,对21只圈养于四川卧龙和3只圈养于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迁居到雅安碧峰峡全新生境,并以散放养方式保护的大熊猫种群的适应能力进行了研究.环境年平均气温为13.9℃±7.5℃,夏季(6～8月)较炎热(22.3℃±3.8℃),冬季(12～2月)较寒冷(4.8℃±3.9℃);动物对竹子取食秋季最少(5.9kg±1.3kg),冬季最多(8.1kg±2.0kg),5月为次高峰期(8.0kg±1.5kg),喜食竹类为刺竹→苦竹→水竹;动物平均日活动时间6.5h,活动节律和时间与卧龙比较有极显著的改变(P<0.01,N=24);动物对环境、食物等的改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约需3～6mo;但完全适应自然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则需1a;疾病的发生频率依次为:消化道疾病、皮肤病、蛔虫感染、呼吸道疾病、脑血管疾病等;除气候湿热、土壤粘结、日照偏少、风雨雷电较多等自然因素外,动物在生理、行为、采食、排泄、抗病力及生长发育等各方面基本正常.图4表2参22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研究:以新疆为例

基于新疆北疆371份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民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其中环境治理重要性认知、媒体信息传播力度和政策补贴是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的共同因素;环境污染认知、政府投入力度、开展乡村旅游显著影响农民的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显著但方向不同。建议强化宣传力度,培育农民环境意识;建立并灵活运用激励机制,制定完备有效的村规民约;动员基层干部党员、乡贤能人发挥带头示范效应。     

衡阳市动物疫情现状分析与防治对策

分析了衡阳市动物疫情现状,探讨了影响动物疫病发生的社会因素、人为因素和客观因素,结合衡阳市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动物防治目标和对策.着重从政策、法律、经济、技术等方面阐述如何搞好动物防疫工作,提出了搞好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性.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分析

以陕西省安塞县大南沟和县南沟两个典型小流域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多变量的描述分析与双变量的相关分析方法,对农户主要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家庭收入、收入来源和户主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均有较大的差异.88%的农户表示愿意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以增加家庭收入.其中绝大多数农户都表示愿意通过增加土地投入和提高单产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且投入取向受市场价格机制的驱动.主要以蔬菜和林果等经济类农产品为主.而小部分农户希望通过扩大承包地面积或外出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对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调查分析表明,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比较模糊,89%的农户不能正确地回答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这一根本制度.只有54.7%的农户知道"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政策.大部分农户对这一政策比较赞成,认为此政策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有利于土地质量的提高,也愿意增加土地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土地质量,但仍然有近一半的农户担心政策会发生变化.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政策激励还是价值认同?

以湖北省1 086个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t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围绕政策激励、价值认同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受到政策宣传、政府补贴、法规约束、环境危机意识和生态环境改善等多个因素影响;(2)环境危机意识、生态环境改善和农耕文明传承在政策宣传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生态环境改善在法规约束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政府补贴增强了环境危机意识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此,创新发展以农业绿色生产为导向的绿色补贴,积极开展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教育,转变只注重技术如何使用的传统技术推广方式,以便调动农户有机肥施用积极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省苍南县的实证分析

通过参与性访谈对苍南县214名调查对象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研究了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其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并根据受访者所从事行业将其分为非农和农业两组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以及农业收益高低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和投资的主要因素.公众耕地保护意识较强,超过85%的受访者认为保护耕地很重要.但公众对于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不高,这点在农业受访者中表现尤为突出.公众对于耕地多功能性的认知存在较大的不足和误区,尤其是对耕地的生态功能方面的认识.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公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和所从事的行业是影响他们对耕地保护及其多功能性认知与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     

边疆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态度分析

基于内蒙古边疆牧区9个典型牧业旗县获取的449个牧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类型样本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愿意继续参与的牧户占比更大,不同类型牧户补奖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由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禁牧型牧户的放牧行为限制较多,对牧户家庭收入、家庭成员就业以及社会保障带来较大消极影响,该类牧户对现行补奖政策的接受度较低。草畜平衡型牧户对草场的依赖程度与禁牧型牧户相比有所减轻,牧户对于补奖标准的公平性评价越高,牧户拥有的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牧户越愿意继续参与草原生态补奖机制。因此,建议健全牧户补奖参与机制,多措并举提升牧户畜牧业收入和非牧收入,完善补奖配套机制以提升禁牧户福利水平。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广州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通勤行为作为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主要组成部分,通勤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成为低碳交通发展的重点。以广州4个典型社区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基于居民日常通勤行为的微观角度测算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深入分析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小汽车通勤成为居民高碳通勤的最主要因素;通勤距离和方式是决定社区居民通勤碳排放的两个直接影响因素;相对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居民态度偏好来说,居住空间环境变量对于居民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居民态度偏好对于居民未来的通勤方式将起一定的作用,在公共交通通勤群体对小汽车通勤的强烈欲望以及小汽车通勤群体对小汽车通勤的行为依赖双重因素的推动下,若技术、政策和空间环境保持不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通勤高碳化趋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