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综述

迄今,西方社会早已迈过严重污染阶段(如雾霾),环境责任承担(CER)几乎成为跨国企业的标准范式,全面回顾国外CER研究对深处环境危机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国外学术界从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战略管理、环境行为及环境绩效视角的CER研究,归纳总结了CER概念主张及维度测量。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市场状况、产业现状、利益相关者等是促成企业CER行动的外部因素,而企业规模、发展战略、治理结构以及技术条件等是制约CER行动的内部因素,内外多种因素的整合作用决定企业CER行为。此外,研究还发现,CER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技术能力等,还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良好声誉和改善品牌形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帮助企业建构可持续竞争优势,甚至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本文展望了CER研究的全球本土化、创新性、实务性以及中小企业化等发展方向,并分析探讨了国外CER研究对中国本土研究和CER实务的启示。     

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的关系研究：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效应

“双碳”愿景下微观企业层面的环境责任受到更多关注。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对碳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履行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均对企业碳绩效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媒体关注可以正向调节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的关系,但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媒体关注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间产生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联合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政府和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效果,进而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的作用逻辑,拓展了对企业碳绩效影响因素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将环境治理他治和自治相结合,为多元环境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推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提供新思路和参考证据。     

雾霾污染、经营绩效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发布的PM2.5浓度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市的雾霾污染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具有正向影响,即本地雾霾污染越严重,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就越多。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雾霾污染会削弱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正向影响,即雾霾污染越严重,经营绩效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越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雾霾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也揭示了雾霾污染对经营绩效和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该结论对于加强雾霾治理和推动企业良好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作用。     

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规范企业环境管理的新举措

为提高企业环境守法能力与水平,规范企业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建设,国家环保部组织开展了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要求所有国家重点监控污染企业建立环境管理组织架构,完善内部环境管理制度,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切实改善企业环境行为,从而解决工业高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企业环境管理中政府和企业作用分析

我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引起环境问题的诸多因素中,来自企业方面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改善环境首先就需要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在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各种因素中,既有如政府的管制等外部因素,也有如减少成本、产品差异化等企业自身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推动企业环境管理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本文通过政府管制及企业自身因素对驱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分析各个驱动因素优缺点,寻求各驱动因素的最佳的组合,促使企业更好地加强环境管理。     

全球视角下的企业ESG绩效驱动因素解析

企业是践行可持续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主体。企业需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统筹提升环境（E）、社会（S）、治理（G）三个维度的ESG绩效。基于外部压力和内部实力,本文预先设定了国家背景、行业属性、金融实力三种因素驱动企业改善ESG绩效的理论假设。为检验假设,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层线性模型对来自55个国家、共计6139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企业规模、风险管理和社会声誉的情况下,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行业绿色发展水平、企业金融实力仍能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其中,国家和行业变量不仅直接促进了企业ESG绩效的提升,还在更高维度上通过调节CFP-ESG的关系间接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能为投资者评估并筛选出ESG绩效优异的企业提供科学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环境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往来联系,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从而达到各国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然而,由于东道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等环境因素的不同以及限制性,在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投资机遇的同时,使得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针对企业"走出去"时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本研究建立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环境风险状况。根据研究分析,得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相关的资源限制和生态限制因素。最后,结合环境风险状况及以往的合作内容,总结了适宜沿线国家发展的投资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研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风险评估,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避环境和投资风险提供依据,推动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分享可持续发展成果。     

强化企业环境管理实施污染的生产全过程控制

企业环境管理是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完善企业环境保护自我约束机制，既是企业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任务‘也是企业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需电企业污染物排放，实质上是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因此，强化企业环境管理，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流失总量，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已经成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实现向“效益型”转变的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俄们厂在防治工业污染的战略上从过去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变为工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建立起了污染物流失总量控制的管理体系，实施污染…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企业环境责任评价体系及成果应用分析

随着环境保护部近年来众多环保举措的提出,企业的环境责任研究引起了学者和相关政府机构的重视。企业环境责任评价有利于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和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但目前仍缺乏相关机构对企业环境责任评价体系的独立研究和实践。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企业环境责任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引入了企业环境责任评价的必要性;在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环境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对评价成果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推动环境信息披露能改善投资效率吗？

落实企业环境责任，推动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刻画，基于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对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环境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高等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因此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监管压力，确保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诱致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让市场形成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需求，促使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基于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以2010—2019年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能源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能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②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③市场化程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增强作用。④市场化程度对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⑤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提高预期现金流量,形成影响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调查研究——基于公司高管的访谈

上市公司高管态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产生重要影响。为充分了解企业高管如何看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涉及的环境信息沟通、披露制度、能力建设等多方面问题，本文对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16家上市公司高管进行访谈调研。研究发现，多数高管视社会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的环境信息需求为较大的潜在风险，非强制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主要原因，企业重视环保投资但信息公开能力建设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弱。本文提出编写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及实施细则，提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能力建设，拓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奖励形式等建议。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税额标准的提高

2018年中国正式开征环境保护税,这是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直接政策目标的税种。环境保护税由排污费改革而来,有一半以上省份直接平移排污费收费标准,其他省份提高了税额标准。本文以2016—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提高对企业绩效的短期经济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提高并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三重差分、更换指标和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此外,本文发现在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部地区,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绩效的短期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税额标准提高降低了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显示出制度环境对环境保护税具有加强效应,从而促使企业有更好的环境表现。对此,本文提出应持续优化环境保护税制度,提高征管能力和水平,调高部分地区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改进中西部地区制度环境等建议。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与政府监管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企业与消费者、投资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真实的企业环境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的必要前提,所以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愿意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但同时也会使不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有动机公开虚假的环境信息以谋取额外收益,进而导致企业环境信息的信号传递失效。针对此问题,本文考虑了相关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构建了企业是否真实公开环境信息与政府监管行为交互的演化模型,分析了不同参数的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并通过数值实验模拟了不同初始状态和参数设置下的系统演化过程,得出了一定的结论。研究表明:初始状态时的政府监管概率、政府的监管成本、对企业公开虚假环境信息的惩罚、政府选择监管策略的收益、企业真实公开环境信息的收益和企业的伪装效果系数对系统的演化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政策手段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控可以引导系统向良好模式演化,使企业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达到环境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     

关于地方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重点任务的基本考虑

为顺利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进程,本文围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主线,对涉及垂直管理改革的环保责任清单、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市(地)级派出县级环保分局和省级对市(地)级环保局的双重管理等六个方面的主要改革任务,从改革方案的基本考虑、基本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进行系统解读,为下一步试点省份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