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资源管理与地质环境工作的统筹结合

国际上土地资源管理正向生态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为更好地保护与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地质环境,促进地质环境工作成果的应用转化,土地资源管理和地质环境工作应当进行统筹结合。地质环境工作的成果可以在耕地保护、基本农田划定、土地规划、土地开发复垦、地籍管理、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等领域中积极运用。这对促进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十分有利。     

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识别——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精准识别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城乡交错区典型例证,从微观地块非农转换概率和转换比率两个维度构建跨栏模型识别耕地非农转换的关键影响因素,综合运用耕地非农转换风险评估模型与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区内未来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分布空间.结果表明:(1)浦东新区耕地的非农转换存在部分转换或渐进转换现象,平均转换比率仅有19％,多以"带状"和"片状"的形式出现;(2)耕地非农转换过程较为复杂,耕作地块与水源、农路及城镇的距离以及地块是否处在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控范围或位于城市发展边界内等是影响其非农转换的关键因素;(3)依据耕地非农转换风险将浦东新区耕地划为非农转换风险区、脆弱区、敏感区及安全区四类,其中2426.86 hm2耕地面临大规模非农转换胁迫的高风险,5449.7和3793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脆弱和敏感区,15253.5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概率低的农业生产安全区,是城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建设的耕地.该研究尝试识别出浦东新区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胁迫地块及空间分布,为地方政府加强耕地保护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供参考.     

无锡市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环境效应

20世纪90年代,城市用地扩展是我国区域土地利用演化的主导过程,城市土地利用所引起的地表景观格局的变化又是引起地表各种地理过程变化的主要原因。基于Landsat TM图像解译的土地利用的动态图斑,分析了20年代90年代无锡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态势。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为耕地向林地、水域、建设用地的转移．林地向耕地、建设用地的转移,以及草地、水域向建设用地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颁布的一系列基本农田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量耕地被建设占用的趋势。土地利用快速变化也导致明显环境效应．主要表现为水环境的恶化和现代“城市病”等方面。因此,加强土地规划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重视能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今后区域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重点与方向。     

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空间异质性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土地用途管制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耕地非农化概率值和其驱动力的空间作用强度分布在土地资源配置和耕地保护方面有积极的指示性。基于武汉市2000~2011年耕地非农化地块的微观数据,通过比较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验证了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的空间异质性,并对异质性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政策涵义做出总结分析。研究表明:1耕地间的空间依赖效应和建设用地对耕地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耕地非农化过程中具有显著影响力,且耕地非农化驱动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2地理加权Logistic回归模型由于考虑到数据的空间非平稳状态所以比Logistic回归模型有更好的拟合效果;3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的异质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规律,这些受到产业布局、经济和城市发展特点等的影响,根据不同驱动力空间异质性产生的原因进行差异化土地管理可以解决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供给间的矛盾。研究结果能从地块尺度上反映出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实现了驱动因素作用强度空间分布的可视化,并能为国土资源差异化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基于产能核算和空间聚类的县级基本农田划定研究

为了实现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的质优、集中并重的目标，以鹤峰县为例，结合产能核算、空间聚类、景观破碎度指数等方法探讨构建了一种基本农田划定的新方法。首先基于耕地地形条件、水利设施、产能状况、建设占用可能性和规划约束构建了5个因素12个因子的指标体系和域值型、空间扩散型的指标属性标准化方法以表征研究区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然后结合空间距离邻近度和景观破碎度指数修正K均值空间聚类法的空间距离和分类数两个参数，通过分析各分类数和耕地破碎度指数的变化趋势、耕地破碎度指数变化率与图斑最小面积的关系确定最佳分类数和最小剔除图斑面积；经K均值空间聚类再结合上级下达鹤峰县基本农田指标确定入选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16 17235 hm2，质量指数均大于73分，景观破碎度指数为126，实现基本农田划定的质优、集中。其结果为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反规划与FLUS模型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

为探索能够兼顾政策规划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城市增长边界(UGB)划定方法,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利用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多种空间规划等数据,通过边际土地利用法测算3种产业转型速率情景下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需求,基于反规划理念,引入多规合一与FLUS模型模拟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并划定3种产业转型情景下的渝北区刚性、近远期弹性UGB。结果表明:(1)结合多规合一与土地利用现状,人为制定模拟初期土地利用图,能够保证边界划定结果满足规划发展需求;(2)产业转型使渝北区兴隆、古路、石船等镇城市扩张减速,远期弹性UGB划定结果适度紧缩;(3)渝北区刚性UGB依三山布局,剩余可开发总面积59 520.72 hm~2,近期与3种情景下远期弹性UGB划定面积分别为35 781.78、48 343.61、44 731.33、41 061.13 hm~2,未纳入弹性UGB的剩余可开发空间主要位于洛碛、古路镇与双凤桥街道机场用地区。该研究方法考虑了UGB的刚性控制与弹性引导,综合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因素与自下而上的自然规律因素,是实现生态保障与城市精明增长的有效方法途径。     

城市滨江地区生态用地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长江南京段为例

从中小尺度对城市滨江生态用地演变进行研究,可为制定生态用地开发与保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2005、2009、2014和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了南京滨江1 km范围内生态用地演变特征,并从城乡用地冲突和政策有效性角度对这些变化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耕地大面积减少导致滨江地区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由2005年的71.86%下降到2018年的65.54%,但是林草地等半自然生态用地的比重略有上升;(2)林地、内陆滩涂保留率较高,耕地、园地、水域等地类变化以数量净变化为主,而林草地以空间交换变化为主;(3)生态用地流失热点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与近郊区间的城乡过渡带,并临近产业园区,建成区扩张是其主要成因;(4)政策规划对滨江生态用地演变作用明显,沿江开发政策加剧了生态用地流失程度,而生态红线等规划对某些重要生态用地保护效果显著,土地利用规划在用地管理方面效果显著,但仍存在耕地、裸地、内陆滩涂被违规侵占现象,长江防洪堤对生态用地保护作用不显著。要使生态空间得以长期存在,不仅需要明晰的政策边界,还需要加快形成公众对生态景观的整体认知和基于生态用地功能目标的保护政策。     

基于生态适宜性的昆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研究

城市空间增长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刚性增长研究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研究结合昆明高原山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独特性特点,选取地形、地质、河湖水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等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划定昆明城市空间刚性增长边界范围面积为782.45 km~2。研究表明:(1)对比刚性UGB范围和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范围(852.93 km~2)发现,城市总体规划应制定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尤其是滇池沿岸的水资源环境保护;(2)现状建设用地超出刚性UGB的总面积为27.74 km~2,占总体建设用地面积的6.49%,主城区发展空间受限,未来建设用地最大增长余量为355.21 km~2,主要集中在呈贡新区和空港新区。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降低资源、产业、人口在主城集聚的程度;尤其是结合滇池流域水资源供给现状合理制定人口规模和产业规划等内容。提出规划建议:(1)加强生态管控和土地利用结构整合。在滇池沿岸及面山生态敏感区周边建立生态保护缓冲区(带),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安全;(2)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时序,分期完成城市内部更新及新区建设;(3)分阶段将超出刚性UGB范围的建设用地进行退让转移,保证生态安全本底边界和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的变化路径识别

在耕地库兹涅兹曲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用地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并选用1999-2008年期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建设用地库兹涅兹曲线的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单调递增的关系,本文所构想的建设用地库兹涅兹曲线假说没有能够得到我国经验数据的支持;无论是否将相关变量纳入到回归模型之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目前都处于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阶段,这将为经济发展和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的权衡带来两难选择,而西部地区具体情况的识别则有待后续的深入研究;耕地资源禀赋、土地财政、土地违法及土地市场发育等相关变量对建设用地扩张发挥着不同程度和不同作用方向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急需改变现阶段严重依赖自然资源投入,特别是土地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缓和"吃饭"与"建设"之间的尖锐矛盾。     

基于ANN-CA的杭州城市空间拓展与增长边界研究

科学地规划城市未来的空间布局和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是落实自然资源部"三条控制线"与城市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关键,对于城市空间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杭州市为例,运用Euclidean distance建立影响因子模型,对影响城市增长边界的城市空间地形因子、自然环境因子、现状城市土地分类因子、产业与经济环境因子以及现代服务网点布局等各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耦合神经网络识别城市空间发展潜力,最后运用耦合神经网络与元胞自动机(ANN-CA),按照不同限制条件(严格限制、基本限制、管制区限制)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区规划建设用地优先发展等不同情景约束对杭州市2030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增长边界进行了多维度模拟。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2018～2030年,萧山区,江干区和余杭区城市面积扩张最多,增长的面积分别为83.75、51.96和31.32 km~2,是杭州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2)提出了杭州在坚持"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空间策略的基础上,未来将以东、西方向为重点进行城市扩展。(3)以生态保护、集约节约为原则划定了杭州城市未来增长边界。旨在为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环境质量对中国城镇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

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对中国各个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居民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来分析医疗支出对各影响因素的短期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均为正值,说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促进了医疗支出的增长。因此,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具有长久坚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来看,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却为负值,这一结果解释了当前有些地区和部门在短期内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发展,由此更加突显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均大于1,表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作用,由此说明我国当前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医疗补助政策具有其针对性和适宜性。     

中国碳排放量估计结果及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论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还是遵从国际相关条款,中国当前及未来都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准确估计碳排放量对于中国制定相关碳减排政策和应对国际谈判,都至关重要。尽管国内外针对碳排放量的研究很多,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碳排放来源分类和能源排放系数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研究对于中国碳排放量的估计差异很大。本文利用Meta回归方法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对导致中国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来源、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是导致估计结果差异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30.5%、29.7%、21.2%和11.8%。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在未来开展中国碳排放估计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等关键性因素,客观准确地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同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立足于中国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     

公共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研究

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投资管理领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过于追求项目的净收益到更加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所能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大小.所以,对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开始转向加强从宏观视角的考察.公共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两个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乃至未来若干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还是公共卫生、文教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处于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其投资的供给效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提离推动作用是更为主要和显著.公共项目的供给效应是项目完成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次转移积累获得的经济效益,量化计算的理论基础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该技术反映了国民经济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能够正确反映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一般用感应度系数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能力越强.文章最后给出感应度系数计算模型和投资对GDP影响的计算模型.     

岷江汤坝航电枢纽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长江上游岷江航电的开发对水环境带来的影响,选取岷江航电梯级水库中的第二级汤坝航电枢纽工程为研究对象.利用2016年的监测数据,分析了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负荷,通过构造MIKE21水动力水质数学模型,对汤坝建成前、汤坝建成后和Ⅲ类来水情况下渠化河段的水质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支流汇入后的污染带变化,并计算了3种情景下的水环境容量.结果 表明,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污染源负荷主要来源于岷江干流.汤坝建成后,坝前CODcr和NH3-N浓度均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劣Ⅴ类;在Ⅲ类来水情况下,坝前CODcr、NH3-N浓度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Ⅴ类.支流汇入渠化河段形成的污染带面积较天然状态下发生变化:除镇江河和筒车河NH3-N不形成污染带以及太和河NH3-N的污染带面积减小外,其余支流水质因子污染带面积均较建设前增加.汤坝建成后,坝址处CODcr的水环境容量减少3280 t/a,NH3-N水环境容减少368t/a,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Ⅲ类来水情况下,CODcr和NH3-N的水环境相比建设前减少,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筒车河三类水质因子水环境容量增加,而镇江河水环境容量减小,建坝前后太和河均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研究可为岷江航电污染源削减及应对措施的指定提供科学依据.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度量方法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而绝大多数文献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因素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因此,本文从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其中四个维度主要是指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引入Solow模型中,构建扩展的Solow模型。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扩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教育投入,全民人口素质,中高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能值理论的中国矿业城市发展程度分析

矿业城市是我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评价与分析一直是矿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如何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理论和指标体系,对矿业城市的发展程度进行评价分析,进而指导矿业城市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将其方法、基本步骤和评价指标引入到矿业城市发展评价中,提出了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能值分析方法,建立了能值分析步骤,即通过对矿业城市进行系统的分析,构建中国矿业城市发展的能值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各个矿业城市的能值指标值,进而对不同类型的矿业城市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能值指标值进行对比分析,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评价方法在不同类型矿业城市及与其他区域之间不易进行发展对比评价的缺陷。最后通过收集整理中国矿业城市2006年度发展数据,运用能值分析方法计算其能值指标值,对其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表明该评价方法是可行的,同时也为我国制定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科学指导。     

立足生态看西藏的产业发展之路

“今天的环境．明天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既矛盾又统一,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是当前经济决策时无法逾越的问题。本文立足生态看经济,将“生态”与“经济”作为分析产业问题的两个支点,在兼顾二者平衡的基础上,指出了西藏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与内地“错位”发展的战略,建议优先发展生态旅游业、藏药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民族手工业、环保五大产业。并给出了五大产业的发展对策,传统产业的优化思路,以及政策保障体系。     

基于水资源承载量的新疆分区域人口压力分析

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全面了解新疆各区域水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实际存在的人口压力状况。对于深刻认识干旱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分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对新疆不同区域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指数以及人口承载压力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区域对比分析，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①不能一概而论机械照搬联合国关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的临界标准。各地应该有适合当时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的人口承载密度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②新疆当前平均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是11人左右，大于联合国制定的干旱区人口密度临界标准，但小于半干旱区临界值。整个北疆的人口承载标准是23—26人／km^2，南疆的人口承载密度介于7．3～8人／km^2之间。各个地州之间也有较大差异。③目前新疆总体上看已经略微超载，人口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大。而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以南三个地州，人口严重超载。④从干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来说。必须对生态用水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在承载量研究中兼顾资源与环境对人口的双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