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分析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情况,指出当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然后从国家碳排放总量、人均CO2排放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家累积碳排放和人均累积碳排放几个方面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国际水平进行了比较,并结合节能减排目标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弹性脱钩的中国减排目标缺口分析

本研究采用弹性脱钩方法和Tapio评价标准,对比国家五年计划,分阶段对我国1978年到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历史分析,分析表明:各阶段影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因素不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二氧化碳与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弱脱钩状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状态不显蓍.以此历史经验数据为基础,结合权威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预期,根据不同发展情境构建了我国2020年碳排放强度缺口的计算模型,对我国实现承诺减排目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承诺,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推动力,技术进步,特别是能耗强度降低则是我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手段;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强度降低任重而道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的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或者地区结构的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国碳减排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短时间内,在产业内部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和工艺升级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选择;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基于LMDI的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实证分析

能源利用不仅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还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本文建立上海能源消费碳排放的LMDI分解模型,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产业碳排放系数四个影响因素着手,实证研究了1995-2005上海分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机理。研究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上海碳排放增加的主导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有利于控制碳排放,而重工业化、能源结构高碳化会增加碳排放。基于实证结果和上海市情,本文最后就上海未来控制碳排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对四川省2005-2013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表明该阶段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稳定增长态势。利用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五方面效应,对四川省2006-2013年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研究,表明该阶段人均GDP对四川省碳排放量具有强烈拉动作用,其次为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具有强烈抑制作用,而人口、能源消费结构逐年效应有正有负,贡献度绝对值较小。根据上述结论,针对性地对四川省"十三五"期间控制碳排放提出了建议。     

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上海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节能减排是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给上海碳排放政策的制订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并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采用IPCC 2006年提出的各类能源排放二氧化碳量的计算方法，根据近年来上海工业能源消耗和GDP增长及产业结构变化相关数据，分析了上海城市的碳排放变化趋势，探讨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能源结构的变动尤其是高排碳的煤类能源比重下降，热、电等能源比重上升，是上海万元GDP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针对能源结构的发展趋势，提出继续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煤类能源比重，鼓励使用电、热类能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上海周边资源开发潮汐能等新能源促进能源类型的多元化等多种应对策略。     

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系统动力学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开展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研究十分迫切。重庆作为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其协调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实现模式对广大西部地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出发,以经济和人口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为核心,构建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中考虑不同投资率下的高、中、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节能和低碳情景,探求节能水平提高、能源结构改善和碳汇能力增强对未来重庆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产业能耗水平降低即节能情景,是重庆市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途径,对保证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最后本文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重庆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各省建筑业碳排放脱钩及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匮乏、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突出。建筑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面临碳排放较大和能耗较高等问题,是当前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之一。减少建筑业碳排放,对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按照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建立中国区域建筑业碳排放测算模型,基于30个省份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各省建筑业在此期间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各省建筑业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并运用LMDI方法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建筑业碳排放量在整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省际间存在较大差异。各省间接碳排放量均占到总排放量的90%左右,是建筑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大部分省份处于碳排放的弱脱钩状态,其余省份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和增长连接状态,尚未出现强脱钩的省份。建筑业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以及能源强度效应在样本期间内对碳排放产生负向影响,但影响效果较小,而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和产业规模效应对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是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建议,应通过加大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量、回收利用废旧建材、降低单位面积的建材消耗量、开发利用清洁能源、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等措施,来有效地降低建筑业的碳排放。相关部门可根据各省建筑业碳排放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减排目标,出台差异化的建筑业发展政策。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分析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目前热点问题。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实现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GDP增加1%，碳排放将增加036%，即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36；在短期内，两者存在着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误差修正系数(-0669 4)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并且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总体来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石能源”的策略，减少能源消费和降低碳排放，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对脱钩     

江苏省碳排放现状及因素分解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碳排放的增加带来的温室效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变暖已经触及农业和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江苏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为此,本文分析了1997-2007年江苏省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及其三大产业碳排放变化情况,并对江苏省1996和2007两年六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碳排放总量进行对比。采用LMDI分解法,建立了江苏省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7年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能耗结构四个因素对江苏省碳排放增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效应是正向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效应与能耗结构效应是负向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较弱。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减排政策建议。     

天津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研究:基于LMDI-Attribution分析方法

引入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其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从细分行业角度对2000-2012年天津市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变化进行研究,首先对碳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其后,基于三个分解因素在2000-2006年和2006-2012年两个时间段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效应,对其作归因分析,量化36个细分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天津市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从2000-2012年累计下降了66.87%,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是其下降的主导因素,累计影响值分别为-44.53%和-47.39%,排放因子对其下降起抑制作用,累计影响值为15.39%;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依赖于高耗能行业产值占比的变化,化工行业和黑色金属行业产值的占比越高,产业结构的减排效应越差,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发展;黑色金属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能源强度效应变化的主导行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黑色金属行业的负值贡献在2006-2012年相对前七年增大了2.56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最大的正值贡献行业转为第二大负值贡献行业,使得2006-2012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拉低影响相对前七年增大了近1倍;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在2006年之后呈现减弱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十一五"期间化工行业能源结构优化与能源再利用体系的建立,有效抑制了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强度的拉升作用。综上可见,黑色金属行业、化工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天津市碳排放强度分解因素变化的主要贡献行业,以这些高耗能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行业特点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严格控制其粗放型发展、鼓励新技术研发、循环利用资源及优化用能结构等措施,针对性的制定节能减排办法,才能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绿色低碳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以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于2030年以前单位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60%—65%;此外,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时期,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模型。通过行业的生产结构矩阵,构建出行业的能源结构消耗矩阵及碳排结构矩阵,旨在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双重约束下,得到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并计算了基于现有科技水平下中国最大的碳排潜力。线性规划的结果显示:(1)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可以满足国民经济总产出量最大化的目标,年均增长约为8%;且相比目标年份(2005年)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6.93%,能源强度下降26.04%,达到"十三五"规划中的气候变化目标。在保证经济最低增速(6.5%)的前提下,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可以比优化方案再多下降约14%。(2)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仍然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的占比份额仍需扩大。(3)从生产的角度看,中国产业结构必须全面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全面提高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加大生活服务业类部门的产出量。(4)为了满足"绿色、低碳"的约束限制,半数以上的二产部门的生产规模都应有所降低,尤其是能源部门和金属加工业部门。     

武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与低碳发展研究

本文以2010—2015年武汉市三次产业和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LMDI模型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三次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六个方面对武汉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解结果表明,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是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38.7%和198.52%;能耗强度降低、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是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99.14%、-24.22%和-14.13%。经分析发现,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成为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过2012-2013年间出现的碳排放效应促进-抑制转折点后将逐步成为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能耗强度控制力度是武汉市现阶段碳排放控制工作的重点方向。     

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

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减排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并判断各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Tapio脱钩指标对1999-2008十年间各省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弱脱钩状态,经济增长速度大于碳排放增长速度,表明减排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在对脱钩弹性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后表明,工业领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减缓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我国未来面临的减排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经济结构的"重型化"趋势导致对能源的需求量增大,加上我国在新能源开发领域的不足,煤炭在总体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进一步上升,能源消费"高碳化"特征加尉,对以后的节能减排工作形成挑战,文章最后提出了开展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基于Gregory-Hansen协整分析

中国反复、多次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选取1978~2012年中国历年相关统计数据,采用Gregory-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结合结构突变分析,实证检验我国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正U型,且该曲线存在结构突变;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增排效应。因此,建议在保证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前提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来降低碳排放量,使"APEC蓝"能够成为一种"新常态"。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生产与消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单位GDP的能耗却不断下降.理论上,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可以归因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为了解释中国能源效率的这种变化过程,本文采用对数平均的LMDI方法将中国1994-2005年的能源强度变化分解为六大类产业结构变化、两位数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994-2005年,能源强度降低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的贡献在2001年后不断降低,产业结构变动在1998年前降低了能源强度,1998年之后导致能源强度的上升.在技术效应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耗能产业部门及居民消费业的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