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演进

基于速水-拉坦诱致性变迁理论,本文构建融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技术和相关实践发展于一体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践的演进阶段以及相关技术发展和相关政策演变的规律,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畜禽养殖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劳动、生态资源等投入要素以及养殖废弃物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从而诱致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变迁。相关技术变迁的主要特征为:以沼气为纽带,走递进式的发展路径。随着相关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中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践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以传统厩肥处理方式为绝对主导的阶段、沼气发酵利用和厩肥处理并行阶段、以沼气利用方式为主导的阶段、沼气发酵技术完善以及处理方式多元化的阶段。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政策的演变看,在要素价格变化、相关技术和实践的推动下,经历政策匮乏期、政策奠基期和政策发展期3个阶段,相关政策体系逐渐完善,可执行性逐渐增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践的调控更加规范,同时也逐渐接近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正义的目标。不过,目前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践还存在着技术发展面临产业化困境、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应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予以完善: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相关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协调相关政策,健全政府各部门间的沟通机制,完善相关行业标准;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特别重视发挥养殖主体的作用,促使相关各方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 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 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浅析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及减排对策

客观阐述了当前农业源污染减排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居于农业源污染的首位,农业源减排需从畜禽养殖减排入手,综述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危害及污染现状,从法律法规、养殖方式、养殖业主的环保意识、地方政府管理、粪便资源化利用以及污染防治等方面分析畜禽养殖污染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畜禽养殖污染减排对策。     

基于效果-效率-适应性的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模式评价框架构建及初步应用

由于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我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中的管理问题比技术问题更加突出,选择适宜的组织管理模式尤其重要。融合了效果分析、效率评价和适应性分析,尝试构建一个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模式综合评价框架,并选择太湖流域4个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方法例证。研究表明,传统的养殖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应用于小型、分散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时面临着经济效率低、适应性差难题;农村废弃物处理中心、种植企业和有机肥企业的参与可以改善小型、分散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效率;综合考虑效果、效率与适应性,种植企业、有机肥企业主导型模式的适宜推广范围更广。应根据不同地区种植-养殖产业关系、污染治理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投入能力等,灵活组合应用不同管理模式。     

畜禽粪便处置投入对畜禽产品产量损失控制的作用分析——以蛋鸡规模养殖户为例

畜禽粪便产生的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养殖环境,容易引发疫情疾病,从而造成畜禽产品产量的损失,畜禽养殖环节必须对畜禽粪便进行处置。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蛋鸡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损失控制模型(DM模型)分析了蛋鸡粪便处置投入对鸡蛋产量损失控制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蛋鸡粪便处置投入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蛋鸡养殖过程中的饲料、蛋雏鸡、防疫、人工以及粪便处置等投入要素对鸡蛋产量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验证了蛋鸡粪便处置投入能够有效减少鸡蛋产量损失的假说。从影响蛋鸡粪便处置投入的关键因素来看,采用机械方式处置蛋鸡粪便可以有效减少蛋鸡粪便处置投入,高频率的处置粪便提高了处置投入费用,同时蛋鸡粪便处置投入表现出了规模效应。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提出了促进规模养殖户提高畜禽粪便处置水平和畜禽养殖水平的政策建议。     

中国中部某市小规模畜禽养殖污染现状调查

为了解我国中部某农业大市小规模畜禽养殖污染及治理现状,总结和借鉴其养殖污染防治经验,探索我国小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可行道路,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重点了解该市小规模畜禽养殖场的养殖规模、养殖模式、粪便处理方式等基本情况。结果表明:该市小规模畜禽养殖基数庞大,年排放COD和氨氮总量分别可达71 784.55t和6 591.75t,且养殖场普遍存在选址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建议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科学规划种养业布局和规模,大力推行生态种养结合模式、零排放养殖技术、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逐步实现清洁养殖。     

邹平县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现状及对策

本文通过邹平县畜禽养殖现状、饲养量、粪污产生量、分布情况、粪污利用情况、存在的问题等因素的分析,结合我县畜禽饲养和粪污处理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为畜禽粪污环境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污染控制的畜禽养殖场适度规模的理论分析

当前，规模化逐渐成为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思路，而现实中大规模养殖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污染控制的角度看是否存在最优养殖规模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基于耕地对氮磷的承载能力、运输成本、排污费等变量构建了数理模型，探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畜禽养殖场的最优规模问题。结果表明：在养殖场自由选择养殖规模时，出售一个养殖单位获得的经济收益越高、耕地对处理剩余物的承载能力越大，则最优养殖规模越大；而一个养殖单位的直接生产成本和粪便处理成本越高、畜禽粪便经处理后的剩余物越多、运输成本越高、排污费越高，则最优规模越小。在养殖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提高排污收费时畜禽养殖场将提高其处理剩余物的还田处置比例。最后，指出在畜禽粪便处理技术难以有效去除氮磷、对养殖场是否合理处置最终剩余物难以监管的条件下，对养殖场进行规模控制将是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的一个政策方向     

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基于山东、安徽等6省养殖户的实地调研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畜禽产业中的养殖环节更是同时关系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决定着产品质量安全,更直接影响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产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本文利用山东、安徽、湖北等6省271份调查数据,从养殖户生态认知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人特征对其生态行为决策影响不大,而养殖户家庭年纯收入、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养殖培训、是否进行过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及养殖户生态认知等5个因素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提高养殖户生态认知、加大农村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对养殖者生产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及控制研究进展

太湖及其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特点.结果表明:①虽然太湖流域典型区域的面源污染影响及排污系数的研究较多,但是着眼于太湖流域整体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总量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答案:②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技术研究较多,但将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的政策研究较少;③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研究较多,对畜禽渔业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研究比较薄弱,并且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④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管理的讨论,但缺乏管理实施标准的研究;⑤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都与农户行为有关,例如土地利用方式、耕作方式等,但现在很少有从环境污染主体即农户行为的角度去研究如何减少环境污染.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碳减排潜力研究

有机废弃物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其资源化利用不但能解决自身对环境的污染问题,而且对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和城市生活垃圾等作为典型的有机废弃物,使用IPCC及CDM EB推荐方法学,结合文献及统计数据,估算了2003-2008年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式估算其碳减排潜力。结果表明:2003-2008年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量年平均3 875.56×104t,其中农作物秸秆704.06×104t,禽畜粪便2 846.06×104t,城市生活垃圾325.45×104t;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碳减排潜力年平均140.18×104tCO2e,其中农作物秸秆贡献36.69%,禽畜粪便贡献43.23%,城市生活垃圾贡献20.07%。为便于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碳减排潜力的实现,福建省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快发展规模化养殖或建设户用沼气池;避免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并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加快垃圾处理从卫生填埋向焚烧发电的转化。     

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条件下的适度生猪养殖规模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利用水葫芦治理水体富营养化与生产沼气的环境经济学分析

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水葫芦是治理其泛滥的有效途径。利用水葫芦去除水体中的营养物并利用其生物质生产沼气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但是其环境经济效益尚不明确。以滇池为例，针对富营养化水体的水葫芦控制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与将水葫芦打捞后填埋处理相比，将所打捞的水葫芦用于生产沼气具有经济可行性和能量效率。与现行的填埋处理法相比，实施沼气项目不但同样能控制水葫芦泛滥，而且能生产能源。此外，填埋水葫芦会释放甲烷这一环境问题值得重视，利用水葫芦生产沼气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减排的价值取决于沼气厂的生产规模。由于将水葫芦填埋和用于生产沼气都能去除水体中的营养物，只有当沼气厂的水葫芦处理量大于当前的填埋量时，沼气项目才具有额外的水质改良价值。在中国关于水污染控制、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等政策的背景下，利用水葫芦生产沼气是一种潜在的政策响应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尚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鉴于此,本文基于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基于其"集体行动"与"利他主义"属性,应用T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对农民环境保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冲击。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得到了多数农民的认同,68.3%的受访农民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具有投资意愿,且意愿投资水平为8.46-12.39元/月;2社会资本变量中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制度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3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物质资本中的家庭纯收入、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兼业、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均表现出积极的作用;4要缩小私人投资与社会最优投资之间的差距,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统一,需要政府或宏观经济管理者在制度安排上向其倾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或舆论引导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水平,增进农民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民众对法规持有的"法不责众"态度;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基于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比较视角的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购买行为研究

畜禽等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其食用的饲料质量密切相关。在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生猪饲料为案例,基于饲料生产经营全程体系,以江苏省阜宁县442户生猪养殖户为样本,以生猪养殖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的比较为视角,观察生猪养殖户的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研究影响饲料质量安全的因素,为提升饲料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猪养殖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生猪出栏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随着户主学历的提高、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以及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比例的增大,生猪养殖户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与此同时,在饲料生产、加工、贮存、流通等环节变量中,饲料生产经营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违禁药物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养殖户判断的饲料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规范性、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高,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观察以上变量可以发现,养殖户户主年龄、生猪出栏量对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影响最大。相关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进一步证实,随着养殖户户主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出栏量、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提高、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升,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选择购买中高质量饲料的概率较高;而受户主年龄增大的影响,生猪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购买低质量的饲料。     

农户秸秆资源处置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秸秆是"用则利,弃则废"的生物质能资源,其综合利用对于我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江苏省624户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将秸秆用作生活燃料的农户比重最高,占比75.80%;其他依次为秸秆还田,占比35.42%;露天焚烧,占比29.49%;出售秸秆,占比26.92%;用作饲料及沼气,占比5.45%。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法,分别测算了秸秆用作生活燃料、秸秆还田、秸秆制沼气、秸秆出售,以及露天焚烧的农户成本与收益,比较了各种处置方式下的农户净收益,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处置秸秆的行为。结果表明,雇佣拖拉机至15 km处的秸秆收购点出售秸秆的方案下,农户将得不偿失;其他各种处置方式下,农户均能获得一定净收益。按照净收益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为秸秆燃料、秸秆还田、秸秆沼气、以自有拖拉机出售秸秆、露天焚烧、直接出售秸秆(他人上门收购)。其中,农户露天焚烧秸秆无需付出成本即能获得收益,但面临一定的政策约束;秸秆用作生活燃料面临的约束条件相对较少;秸秆还田及秸秆制沼气面临较强的技术约束;秸秆出售面临极强的市场约束。因而从个人角度看,焚烧秸秆是农户比较秸秆处置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结果,但从社会角度看,农户作为社会人,露天焚烧秸秆是非理性的。本研究对于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应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建立健全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并加快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环境规制背景下生猪产业转移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生猪养殖是中国农牧领域的核心产业,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生猪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环境规制的出现不仅会直接增加养殖户成本,影响生猪生产,还会间接影响到猪肉消费端。目前,面对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探讨如何保持现有生猪生产规模,解决以后在何处生产,成为生猪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2004—2018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生猪产业的区域转移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1) 2004—2018这15年间,环境规制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生猪产业占比均有了一定下降,生猪产业空间布局正在逐步发生改变。(2)环境规制对生猪出栏量比例所表示的产业转移变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各地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越低。此外,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3)在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中,计量模型的交互项系数均与产业结构调整系数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当两者同时存在时,同样会加速农业结构调整。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持续优化生猪产业布局,实行弹性环境政策,兼顾考虑农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