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技术双“解锁”是否驱动了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

依靠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研究命题。基于此,通过构建扩展的CDM模型,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创新过程的影响。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当前制造业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显然已经影响了其创新活动的实施。(2)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弱"波特假说"尚未得到支持。同时,研发强度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实质性和策略性创新产出。(3)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能源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提高,强"波特假说"得到支持。强、弱"波特假说"的差异化结果表明,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目前中国制造业通过创新来寻求经济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尚未成为其实施绿色发展的首选路径。(4)实质性创新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能源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显著抑制了环境绩效的提高,策略性创新对经济绩效、能源绩效和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降低行业的环境规制遵循成本。同时,进一步调整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结构,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制造业优先开展低碳节能型技术创新,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绿色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使其真正转化为强大的绿色生产力,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发展。     

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油气资源城市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有助于为其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以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定义"资源诅咒"假说,根据相关文献的回顾评述和历史数据的统计观察,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两个假说,选取1997-2012年10座典型油气资源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依赖度的参数估计值先正后负,说明我国油气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产业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关联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在模型分布估计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使资源产业依赖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其中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主要诱因,而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优化配置油气资源城市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城市动态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设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有效方式。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2)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3)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4)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5)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基于双标分类与要素演化的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情景模拟

随着区域转型创新战略的持续推进,如何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油气资源城市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重要任务,又面临资源枯竭、转型停滞等问题,需要用"进化"的思想做指引,秉持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才能逐步破除城市发展已存在的"诅咒"陷阱,真正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运用情景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油气资源城市特征分类分析,明确油气资源城市的发展环境与趋势,基于要素演化分类构建情景分析的计量回归模型,从高情景、标准情景和低情景出发,分析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投入、制造业发展等中介要素演化对城市"资源诅咒"的影响。结果显示:①油气资源型城市所存在的"资源诅咒"并非普适性现象,仅存在于一高一低和一低一高型城市。②在上述两类城市中,通过提升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投入,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增加居民储蓄等方式,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现象,为油气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创造条件。③关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一要素,研究发现具有"资源诅咒"现象的两类城市均存在人力资本错配,从而可能致使资源的福音演变为资源的诅咒。通过分析提出破解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一是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人才培育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二是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破油气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我国12个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考虑行业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两个控制变量时,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反之则会降低甚至产生抑制作用,说明"波特假说"具有前提条件性;环境规制强度对开采洗选业绿色工艺创新和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中国工业CO_2排放绩效的动态演化与空间外溢效应

首先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评我国2003-2013年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通过核密度估计工业CO2排放绩效的动态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的工业CO2排放绩效水平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追赶效应;通过核密度曲线展示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随着时间推进呈现由"单峰"向"双峰"动态演进过程。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出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各省工业CO2排放绩效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即存在"邻里模仿"的现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工业CO2排放绩效起到正向显著影响,而出口依存度、工业产权结构与工业CO2排放绩效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对于未来工业提高碳排放绩效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秉承低碳工业的理念,加强工业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注重绿色贸易发展、打破原有的产权结构格局、政府完善环境规制的监管和实施机制,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环境规制是否能激发绿色创新?——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的可视化分析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日益成为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波特假说近年来逐渐成为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1995—2018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波特假说领域相关研究的文献为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整理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竞争力等相关主题的关键文献、历史路径和关键词聚类等内容。首先,在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波特假说研究中存在的四个热点方向,即学者们热衷于对波特假说的强版本、狭义版本以及弱版本进行检验;学者们对环境政策的研究细分至具体的政策如能源政策;倾向于利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创新进行验证;探究环境规制和环境创新成因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文献共被引关系路径分析发现两种引证关系路径,即实证引证关系路径和理论引证关系路径。最后,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进行模块化分析,显示出了五个重要热点聚类: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环境管制与竞争力;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管理;环境管制与产业区位选择;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从而,得出了未来需要加强波特假说研究的五个方向的建议:一是文献研究对象需要扩展比较,理论支撑有待继续挖掘;二是针对企业异质性进行环境政策特性设计,灵活创新政府政策工具;三是企业主动性加强,推动形成企业层面研究新视角;四是关注跨国贸易,强化环境规制对国际碳转移和污染倾销问题研究;五是拓宽研究方法的新视角,多关注政策工具间交互影响。     

“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资源诅咒"一直是资源型区域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考察"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按能源禀赋贫富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在能源贫乏区则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分阶段探讨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并消除这一现象,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     

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环境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消费所引致的环境绩效恶化问题已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异质性效应的不足,本文利用SBM-DDF-SML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来源和成分分解。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份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区域间差异显著;污染物过度排放和能源过度利用是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尽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并未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3)就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来看,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规制强度的高低对环境绩效产生异质性效应,人均GDP、技术创新、FDI、结构因素对环境绩效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人均GDP、K/L和FDI的影响最为显著。依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对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构建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保证环境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审慎设计和制定环境规制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治理的关键不是"哪一种规制工具效果最好",而是"哪一组规制组合效果最优"。政府应该结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制组合,建立长期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一点对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绩效尤其重要。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中国工业CO_2排放绩效的动态演化与空间外溢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首先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评我国2003-2013年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通过核密度估计工业CO2排放绩效的动态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的工业CO2排放绩效水平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追赶效应;通过核密度曲线展示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随着时间推进呈现由"单峰"向"双峰"动态演进过程。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出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各省工业CO2排放绩效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即存在"邻里模仿"的现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工业CO2排放绩效起到正向显著影响,而出口依存度、工业产权结构与工业CO2排放绩效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对于未来工业提高碳排放绩效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秉承低碳工业的理念,加强工业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注重绿色贸易发展、打破原有的产权结构格局、政府完善环境规制的监管和实施机制,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     

环境规制、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对经济发展约束力不断增强,中国传统生产方式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研究环境规制与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35个行业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并根据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行业划分为三大类,探讨在行业污染密集程度存在差异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以资本深化水平为中介变量,扩展分析资本深化水平对于环境规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随着行业污染密集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别。(2)资本深化在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为正,即资本深化有助于更好发挥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3)资本深化的中介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资本深化的不同门槛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程度存在差别,随着资本深化门槛值的增加,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大。(4)不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资本深化中介作用门槛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差异:在高资本密集行业中,资本深化中介作用具有单门槛效应;而在低资本密集行业中,资本深化的中介作用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高资本密集行业。因此通过丰富环境手段、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优化资本深化模式有助于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推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②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且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③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研究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框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