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城市生态安全作用机理及系统仿真研究

针对现有生态安全研究侧重概念模型要素之间的比较及综合评价,缺乏要素间互动关系及生态安全状况演变趋势预测的研究现状,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为基础,构建适用于中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原始DPSIR概念模型为基础,提出了7组因果关系假设,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测度,发现"沿海城市生态安全响应对状态起到正向作用"的研究假设被拒绝,论文根据各组假设的因果关系结果构建出中国沿海城市生态安全DPSIR概念模型。同时研究以沿海城市DPSIR概念模型内因果链及要素间的作用系数为基础,构建了生态安全作用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状态进行预测仿真。沿海城市生态安全的初始状态良好,于仿真模拟第三年(2012年)的时候变为负值,并且该状态变量的数值持续降低。通过调整模型中的主要参数,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工业产值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单位GDP能耗指数四个指标在生态安全作用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改善生态安全状态起到显著影响。本文选取上海、烟台、温州、海口四类典型沿海城市对生态安全状态进行情景模拟,发现:上海生态安全状态恶化速度最快,于仿真第三年转变为负值;烟台、温州生态安全状态的演化趋势在前5年基本一致,其中烟台的生态安全状态演化曲线逐渐陡峭,反映其生态安全状态逐渐劣于温州;海口的生态安全状况一直优于其他三个城市,其生态安全系统演变曲线最为平缓。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太原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为例

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国城市中有超过200个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产业、能源结构单一,随着城市资源的日渐枯竭,普遍面临着产业转型难,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面临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挑战。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估模型,通过厘清城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之间多元互动反馈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并以太原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发展理念、关键技术、政策体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可驱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转型。同时提出了"增长、生态、低碳、宜居、幸福"的五维太原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城市是引领城市发展的全新理念,旅游业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从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生态文明城市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2006-2011年数据以贵阳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2006-2011年贵阳市旅游产业(除2010年外)和生态文明城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2006年的中度失调逐步向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优化趋势发展,贵阳市旅游产业和生态文明城市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生态文明城市发展滞后型和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相互交替出现,旅游产业发展对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引领作用存在较大波动,作用不够显著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统筹好城镇规划、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城市管理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文明城市;2加强对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状态的研究和监测,运用规划、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促使两者向着最优协调状态方向发展;3加强旅游产业与大数据、文化、科技和生态服务业等蛙跳型产业的融合,解决旅游产业发展波动较大问题,夯实生态文明城市的经济基础。     

全域旅游背景下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力

全域旅游是"十三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本文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分析了影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发现:(1)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二者阶段间及内部发展存在差异。旅游产业发展西部增速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并趋于均衡发展;区域发展速度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2)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3)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呈现全局正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局部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空间异质性明显,且范围逐步缩小。(4)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依次递减。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中国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通过仿真模拟中国土地利用系统状况,探寻实现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发展的情景模式,为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参考路径。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土地利用系统,共模拟得到18种情景方案。通过设定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目标对情景方案进行筛选,保留了6种情景。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对6种情景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第2种情景土地利用系统的健康水平最优且符合国情需要。最优政策情景具体表现为经济保持中速发展,到2035年GDP增长率稳落在4%,总量达到约200万亿;人口中速增长,2035年人口稳定在约14.85亿;土地整治力度大幅提升,土地整治投资金升至每年600～1 000亿元。     

引入森林资源中介变量的林业产业与生态作用机理研究

经文献梳理后发现,在国内外林业产业与森林生态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存在撇开两者所处的森林资源环境而孤立地就两者关系论两者关系的缺陷。为此,引入森林资源环境中介变量,运用结构化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和定量化的结构方程模型(SEM),确定了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指标及其作用路径系数,据此定量测度了其相互作用程度,并揭示了其相互作用机理。首先,基于三者理论关系分别提出了林业产业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森林生态作用的研究假设模型SM_P和森林生态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林业产业作用的研究假设模型SM_C,并构建PSIR系统结构以选取其初始指标。其次,搜集相关数据,运用SEM对初始指标筛选获得最终指标,同时分别建立林业产业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森林生态作用的实证模型SEM_P和森林生态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林业产业作用的实证模型SEM_C以验证SMP和SM_C。最后,得到三者相互作用系数,定量测度了其相互作用程度,还揭示了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两两相互影响,任何变量在另两个变量相互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强度大于间接效应强度。(2)林业产业对森林生态、森林资源环境具有主导作用。(3)中国林业产业与森林生态相互关系正由恶性循环向良性互动过渡转化。(4)就目前数据计量所言,中国要达到林业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状态,还任重道远,亟需引起高度重视。未来本成果可用于林业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评价等研究,有利于深入探讨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协调共生机制。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例,根据2009～2018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DEA、耦合模型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2009的0.692增长至2018年的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开展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对旅游地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4年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的相关数据，从威胁、质量、调控3方面构建了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的“TQR”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关联投影法及障碍度模型对其旅游生态安全状况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2001~2014年，张家界市的旅游生态安全灰色关联投影值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幅度有限，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未得到根本提升，除2003年外，安全状况均处于“一般”水平；就各子系统而言，2001~2014年，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威胁系统的安全状况由“一般”下降到“较不安全”，质量系统除2003年外均处于“较安全”水平，调控系统的安全状况由“较不安全”提升到“较安全”；2001~2014年，影响张家界市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有一定变化，早期的威胁主要为生态用地被占用、污水处理水平较低、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因素，近期则在游客密度控制、旅游资源利用强度调控、生态用地保护及污染减排等方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异及其关键影响因子分析 ——以溧阳市天目湖为例

根据系统论、环境价值论和人地关系理论构建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响应”评价模型，运用模糊集对分析法定量分析2005年和2015年溧阳市天目湖的生态安全水平及其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信息熵权探寻生态安全变化的关键影响因子。结果表明：在空间尺度上，沙河水库下游的旅游优先开发区生态安全状况较差，大溪水库周边区域生态安全状况较好。在时间尺度上，所有区域的生态安全等级都有所提升，旅游优先开发区的生态安全等级出现较大正向波动。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因子、人口因子和引起环境变化政策响应因子是决定天目湖生态安全的关键性因子。通过对政策、产业和人口之间的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库的作用过程分析发现，人类的环境再生产活动能够降低生态压力、提升生态响应，从而改善水库型旅游区的生态安全。 关键词： 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异；影响因子；天目湖     

环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定量比较及演化分析

根据旅游、城镇化、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交互耦合的作用机理,构建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了1999~2013年鄱阳湖地区的协调发展度,根据测算结果对鄱阳湖地区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整体评价及6个城市(南昌、景德镇、九江、鹰潭、抚州、上饶)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和城镇化相对滞后导致其平均水平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水平有待提升,6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特征各异,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制约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鄱阳湖地区应在坚持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快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从而实现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快速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场强时空异质性及演化机理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可达性分析、改进的场强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2000～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旅游场强时空格局的演化及其形成机理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旅游综合规模差异化显著，但趋于均衡化发展态势；（2）区域旅游场强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交通“轴线”扩散明显，空间结构由最初的“Z”字型发展为“网状”，最后演变为“树枝状”，旅游场强类型呈现稳定的圈层包围结构，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变；（3）旅游场强格局演化主要由交通优势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     

城镇化视角下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生态安全评价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选取25个能反映水生态安全状态的指标,通过指标权重确定、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水生态安全评价模型的构建,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例,从城镇化视角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自2007年三峡库区水位达156m高程以来的水生态安全状态。为了使AHP所确定的指标更客观,运用熵权对AHP进行修正,得到综合权重值来表示指标的权重。分析结果表明: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生态安全自2007年三峡库区水位达156m高程至2010年三峡水库蓄水达到175m最终水位水生态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2011~2012年升至警戒状态,总体趋势在逐年升高。影响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生态安全的劣势因子是资源环境压力,其次是资源环境影响;影响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程度的优势因子是经济社会驱动力和经济社会响应。由权重值判断生态安全影响程度,资源环境影响对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生态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源环境压力,影响最小的是资源环境状态。从指标层来看,对三峡库区重庆段水生态安全影响最大的前3个因素依次是灾害损失、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影响最小的是水土流失面积比例。     

中国资源型城市CO_2排放比较研究

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作为践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主体,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关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承诺的中长期碳减排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CHRED),综合运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分类比较研究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对我国126个资源型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些城市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了这些城市未来碳排放趋势和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达峰情景下,2030年126个资源型城市将以72.65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60%;在提前达峰情景下,资源型城市将在2025年以53.78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45%左右。最后,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以及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促进资源型城市碳排放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三是改善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燃料利用的比重;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基于“三线一单”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2)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3)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生态产品价值评估问题探讨

对生态产品进行价值评估涉及到三大问题:一是需要明确什么是生态产品;二是采用什么样的评估框架结构和指标体系;三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指标,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估算。本文在考察相关学术文献和政府文件后,用一个连续统一体模型阐述了生态产品概念,指出人们观察生态产品采用了不同角度,更反映出人们对生态产品认识的深化过程。本文认为,评估广义意义上的生态产品价值,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改造现行的静态模型,构建生态与经济相联系的动态模型;二是将重点由生态产品价值的计量转向生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边际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列出了九种可以用于评估生态产品价值的框架结构类型方法,他们是:单项指标框架、多维支柱框架、间接驱动力-直接驱动力-生态产品-人类福祉变化框架(IDEHC)、目标-指数-联系框架、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问题领域框架、分部门框架和空间分维框架,并重点介绍了前三种框架模型。对于具体的问题,应根据价值评估使用目的、评估的成本和收益、保持评估过程的开放性与动态性等原则选用相应的评估框架类型。依据市场化程度,可以采用的评估技术和方法有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三大类。具体而言,直接市场法主要有成本法、生产率变动法、恢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影子项目法,替代市场法主要有旅行成本法、内涵价格法、防护费用法或规避行为法,意愿调查法主要有投标博弈法、权衡博弈法、优先性评价法、Delph法等。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森林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森林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越来越明显。如何实现森林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正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指出,目前我国森林生态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环保意识都不强,环保组织的能量远未达到足以制衡其他各方的程度,因此我国不存在所谓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制衡局面。这就需要建立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求能把相关各方的经济利益诉求与环境保护的大义切实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进而本文论证:环境保护与获取经济效益并非绝对对立。只要树立起长远发展、永续享用的理念,旅游企业和游客也能成为环保的践行者。保护生态环境与旅游企业获取长远经济利益高度正相关,于是所谓森林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等价于森林旅游业者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经济利益。所谓森林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要求确保产业在每一个时点上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的损害都不会减少旅游产业在未来的实际收入。亦即使得产业永续收益流的总现值达到最大。基于这种理念,本文采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论证了政府在促成森林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必须由政府出面建立森林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协调联盟。由该联盟确定行业发展的规模或速度,凝聚并强化利益相关各方注重行业发展长远利益的共识,健全监管制度,设置"一报还一报"式的奖罚制度,建立行业经营信息系统,达成完全信息、完美信息无限重复动态博弈的局面。最后本文建议由我国各地陆续组建起来的森林生态旅游协会具体承担起行业发展利益协调联盟的角色。     

中国海洋科技-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在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注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促进中国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文章从关联性和协调性角度分别梳理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构建出海洋科技-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整合性研究框架。通过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组合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海洋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2016年沿海11个省份海洋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始终保持增长态势。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均有显著提升,但变化幅度和方向存在较大的非同步性。②1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历年均值为0.74,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其中科技-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变化最大。空间分布上,自北向南耦合协调度总体递减,环渤海地区最高,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的协调度最低。③10年间,多数省份的海洋系统由经济-环境耦合驱动,转变为科技-经济耦合发挥支配作用,表明海洋科技和经济之间的关联愈发密切,同时也存在对海洋环境的重视缺位。④相比基于历史数据模拟的常规情景,根据外部预期调整后的目标情景显示出更高的协调度预测值,说明如果延续过去的海洋发展方式将难以达到可持续的协调要求。特别是常规情景下经济-环境子系统的相对滞后,将可能制约未来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因此,需要强化海洋系统自身的循环供给能力,调整海洋科技投入方向,优化海洋科技产出结构,同时实行更加严格的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提升区域性乃至全国海洋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系统仿真模拟与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研究的重要内容,驱动力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现有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多针对单一的城市区域展开,无法解释城市群地区,城市一体化战略指导下城市交互作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运用系统动力学(SD)方法,综合考虑经济、人口、城市化、政策等主要人文因素,并将城市交互作用因素引入SD,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系统SD模型,运用1997~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检验,并对武汉城市圈2010~2020年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建立的SD模型是有效的,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差异性,说明城市交互作用是除经济、人口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外,土地利用变化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快速城市化地区空间冲突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空间冲突是快速城市化过程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演化的直接动因,科学测度空间冲突水平,对优化区域发展模式、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化过程空间开发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视角,将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城市化扩张路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纳入空间冲突分析与评价过程中,通过分析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量化空间冲突形成的生态风险压力(社会经济因素)、暴露程度(城市化扩张特征)、生态风险响应(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三类因子,构建冲突测度模型,以江浙沪快速城市化地区为具体研究对象,开展空间冲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 2000—2018年区域空间冲突水平呈上升趋势,冲突指数均值由0.514上升到0.548。(2)冲突模式主要沿"点圈式"-"轴向扩散"-"网络化扩散"的路径演变:"点圈式"阶段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受影响较大,"轴向扩散"阶段受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为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调节服务,"网络化扩散"阶段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受影响较大。(3)从城市尺度来看,浙江省城市空间冲突强度较低,江苏省城市和上海市较高,并呈现出了距离上海市越近,空间冲突指数越高的空间梯度特征。建议通过强化基于城市群地区空间冲突的分区规划管控,加快建立完善的空间冲突预警调控机制,以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区域空间冲突治理,保障区域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