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分解研究

为确保实现中国CO2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的承诺,在"十三五"期间探索开展省级层面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分解是关键措施。基于地区差异构建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分解模型,综合考虑公平、效率和可行三类因素,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将2013-2020年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分解到各个地市。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11个地市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在四类不同情景下基本保持一致。不同权重情景下的结果均有效反映出各地市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表明通过该模型分解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基本合理可行。偏重公平的方案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该方案一定程度上可倒逼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偏重效率的方案可最大效率地利用碳排放空间,但需给予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十三五"期间我国建成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后,偏重可行的分配方案可通过碳交易市场手段实现各地市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此外,充分发挥战略预留碳排放指标的作用可有效保证各省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尽管在选择分配指标项和分解战略预留目标时仍然存有不确定性,但可随着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统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出台而逐步减小。本研究创新性地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开展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地市分解工作提供兼顾公平、效率和可行的方案。     

基于隐含碳排放的碳减排目标研究

中国政府以2005年为基年提出了碳减排指标,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对于明确各省碳减排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十一五”期间节能指标分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省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对于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的影响,并分别基于生产者负责原则和消费者负责原则计算了“十二五”期间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表明:①将工业部门拆分为23个部门能够更加充分反映省际贸易结构差异对于隐含碳排放计算的影响;②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不仅在各省间有较大差异而且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调往东部地区的整体转移方向;③不同原则下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负责原则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实际减排责任,避免了部分省份通过省际调进代替本省生产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     

中国林产品行业隐含碳的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结合行业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研究和测算了2007年我国各行业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总量高达96.20Gt,各行业间的隐含碳排放量差异较大;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隐含碳排放总量的3.22%,林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行业隐含碳排放的28.25%;林产品行业直接碳排放强度占其隐含碳排放强度的1.92%。为了实现碳减排,我国应该调整外贸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并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碳排放影子价格模型——以深圳市电力行业为例

以煤电为主的电力行业是中国最大的温室气体(Green House Gas,GHG)排放部门,该部门GHG排放量约占全国GHG排放总量的40%,因此能否有效控制电力行业GHG排放增长将直接影响国家GHG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电力行业碳排放受限情况下,GHG排放权(也称碳排放权)成为电力企业生产所必须获取的一种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系统发电总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电力系统数学规划模型,利用对偶原理求解GHG排放权的影子价格。以深圳电网为案例,本文计算了电力系统GHG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总量对GHG排放权影子价格的影响较大,同时各种能源资源的丰富程度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核能发电可以降低发电系统平均成本,也有助于减少发电系统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因此可以有效抑制碳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的上升;化石能源发电碳捕集和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改造也可以减少发电系统对碳排放权资源的需求,也会起到降低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的效果。本文所得的GHG排放权资源影子价格可以为碳排放权定价和制定碳税税率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的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或者地区结构的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国碳减排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短时间内,在产业内部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和工艺升级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选择;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中国省际区域碳减排差异问题的研究进展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大挑战。2009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节能减排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国际气候谈判进展如何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国家宏观层面明确的碳减排目标最终需要在区域层次上具体落实。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城镇化的推进需要探索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低碳发展和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着重对省际区域碳排放核算方法、省际区域碳排放的区域格局及转移、省际区域碳排放的动因、排放绩效和省际区域碳排放目标分解设定进行回顾和述评。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系统地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文客观分析和评价了以上四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省际区域碳减排差异问题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为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为了建立科学合理可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差异化区域碳减排政策,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关注深化研究的主题包括:1省际区域碳排放核算方法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视角核算省际区域碳排放是未来的研究方向。2从微观角度考虑企业决策导致的东中西部区域间产业转移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难点和重点。3中国碳减排目标总量地区分解属于命令与控制的行政手段控制碳排放的政策工具。区域碳减排目标的设定需要考虑对改变地方官员和企业决策方式的促进作用。总量目标的有效设定是总量控制与交易的前提。4不同行业、不同区域设定"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目标需要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的同时体现行业和区域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合理的政策设计需要体现行业和区域特点,不同行业和地区需要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省际区域碳减排差异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都面临着所需有效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制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挑战。     

中部六省低碳发展水平测度及发展潜力分析

人为的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加剧，低碳经济已成为人类的共识，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以我国中部六省作为研究区域，通过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量、碳生产率、碳能源排放系数等一系列指标对中部地区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对比各指标空间差异，认为中部地区目前还处于高碳发展阶段，碳排放总量大，碳生产率低，碳能源排放系数高，山西、河南尤为严重；在此基础上，采用产业 能源关联模型和能源 碳排放关联模型分析中部地区的低碳发展潜力，认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多元化水平低，且演化速率极其缓慢，致使碳排放增长速率无法减缓；中部地区虽然碳减排难度大，但减排潜力也大。〖     

钢铁行业碳减排情景仿真分析及评价研究

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约为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因此完成钢铁行业碳减排目标是实现我国碳减排总量目标的重要环节。研究为求解未来钢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与碳减排潜力,提出一种基于技术进步与碳减排外部性的情景仿真模型。在不同的技术进步与碳减排外部性情境下,模型综合考虑节能减排技术对行业/地区碳排放的影响,设计锁定、成长和促进三种碳减排情景。最后采用该模型对重庆市钢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碳减排潜力与节能技改投资成本变化进行了情景仿真分析与评价。研究表明,为更好地实现行业的碳减排目标,在现有的节能减排政策环境下,重庆市钢铁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加大技术推广投资,用于更多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扩散速度,增强行业碳减排成效;有选择性的进行投入与推广,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以有限的资金实现行业/地区碳减排成效的最大化。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双控”目标下产业智能化的节能降碳减排效应

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产业智能化是“双控”目标下实现节能降碳减排的重要路径。运用2011—2021年275个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及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智能化应用产生规模扩张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三种效应的相互作用将决定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运用工具变量、GMM动态面板、外生冲击检验和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确保基准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1)产业智能化不仅能够减少能源消费和工业污染排放总量,而且可以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实现节能降碳减排。(2)经验证据显示,产业智能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工业污染排放的总量影响小于对其强度的影响。产业智能化主要作用于“能耗双控”,对“工业污染排放双控”作用较小,但未能实现“碳排放双控”。(3)机制检验得出,目前产业智能化所推动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是产业智能化未能实现“碳排放双控”的根本原因,采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由“能耗双控”向“排放双控”转型的重要条件。...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现状及未来碳减排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支撑带"之一,其碳减排目标实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3年长江经济带(含9省2市)的能源消耗与经济社会数据,通过数理统计,得出各地历年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多元水平的具体数值及变化率,结合运用弹性计算和矩阵分类法,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存在空间与结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及增长率、人均碳排放及增长率、能源强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源强度下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把长江经济带分为东中西三段区域,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及能源强度下降率梯度下降,碳排放增长率、人均碳排放增长率、能源强度梯度上升。(2)工业化开始越早、重工业化主导向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转变越快、越充分地区,经济低碳化水平越高;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多元化速度有利于碳减排。(3)长江经济带各地实现碳减排措施应有不同,东段地区应着重降低人均碳排放,中西段地区应着重于降低能源强度。(4)未来碳减排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各地区碳减排目标分配应结合各地支付能力、碳汇能力、生产效率、能源结构等因素来安排。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     

基于行业增长的省级可再生能源规划目标分解

为了有效的把国家可再生能源规划分阶段的落实到各个省市,做好二者之间衔接工作,研究考虑了我国在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到中等发达国家时所需要考虑的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阀关系的问题,结合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实际特征,提出一种基于行业增长曲线的可再生能源阶段目标分解模型.模型首先求解出中国不同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增长曲线.然后给出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目标函数.结合区域发展规划,给出了各省的阶段目标,为了验证该模型的正确性,以风电、水电和太阳发电为代表能源,结合国家可再生能源整体规划和资源需求分布状况,分阶段提出了各省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目标分解参照两个原则(1)可分解原则.国家总量目标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在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进行分解,由全社会共同完成发展目标.(2)公平性和区域差异的原则.考虑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各地总量目标有所区别.研究对于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整体实施和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双碳”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的碳减排责任分配

制造业是中国的第二大碳排放源,其减排的成功与否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中国到2030年的碳强度降低目标,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综合评价法,核算中国制造业2020—2030年碳减排责任,并进一步将制造业碳减排责任分配到中国30个省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各省份的各细分行业。核算结果表明:(1)制造业需完成中国碳减排总量的35.52%。(2)各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差别较大,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省份,其碳减排责任也较大,碳减排责任居于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北。(3)制造业碳排放主要来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其年均排放量之和占制造业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分别占制造业减排总量的31.65%、15.79%、9.12%。(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在2/3的省份中占比都是最高的,尤其是在河北,其碳减排责任占河北制造业碳减排总量的71.73%。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在广西的占比最高,约为29.63%。鉴于制造业在地区间、行业间的减排责任差别较大,因此制定合理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方案有益于保证中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面向“十三五”低碳发展的河南省碳减排路径

为践行中国政府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十三五"期间区域碳排放预测及碳减排模式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构建拓展的IPAT模型预测BAU、CP、LC三种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的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趋势,进而选定"十三五"期间河南省的碳减排路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费及CO_2排放总量与人均量均不断攀升。河南省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的预测量在三种情景下呈现不同的能源与部门结构特点,不同情景下的碳减排任务完成难度有所差异,LC情景下的低碳模式有助于实现"十三五"期间的碳减排目标。河南省的低碳发展本质上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关键问题和实施路径初探

碳排放空间是全球稀缺的战略性资源,是国家和地区发展权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强化碳排放约束,合理配置排放空间资源,实施总量控制是大势所趋,把碳排放总量控制作为国家战略,来精心实施顶层设计,连贯开展政策行动,研究适合国情的政策实践路径十分必要。据此,本文系统化提出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科学命题,探讨了总量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从范围和边界、目标设定、分配方法、立法保障和技术支撑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面临的关键问题,并尝试性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实施路径策略,对总体战略定位、阶段目标、控制范围、执行机制、政策配套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