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与碳排放

基于2009~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集聚的综合视角探讨对于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不同城市的人均CO₂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集聚与人均CO₂排放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且影响机制各不相同；产业集聚与城市人口规模在影响碳排放上具有协同效应；中国东中西地区及南北地区在碳排放及其影响机制上具有显著差异；地区差异、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时要针对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和低碳统筹发展，合理制定人口、产业和节能减排政策.     

城市化过程对氨氮排放的驱动作用与空间交互特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解析城市化过程对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机制及其空间演化特征,对科学管控水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源头上减少水污染物入水具有重要意义,是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打造高质量人居环境的重要施策依据.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建立县域氨氮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在揭示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氨氮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基础上,构建基于STIRPAT框架的驱动力分析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估计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氨氮排放的驱动作用,并通过设置不同阈值的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测度其空间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氨氮排放整体规模下降显著,氨氮高值排放区县向沿海和地市中心快速收缩,热点区分布呈沿海持续集聚、内陆不断减少,在动态变化中,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圈层式分布格局;②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即本地的氨氮排放明显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长三角城市化过程总体上缓解了区域的氨氮排放压力,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会驱动区域氨氮排放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则抑制了氨氮排放;③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会加剧本地氨氮排放,但会吸引相邻区县人口、资源要素集聚,并通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辐射促进邻地氨氮排放下降.空间交互特征表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在100 km范围内,高度城市化地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驱动了氨氮排放下降.     

多维视角下新型城市化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

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密切,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来衡量城市化,而忽略了城市化的多维性.本文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5个维度建立了新型城市化的评价体系,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多维视角下研究了新型城市化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的新型城市化水平最高,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西南和东北地区.②新型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不同地区分别表现出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③人口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西南、南部及东部地区往北部、东北部转移的特征.经济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南部往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逆时针转移的特征.社会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南部、西南地区往西部及东北部顺时针转移的特征.空间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北部、东北部地区往西部、西南地区逆时针转移的特征.生态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集聚性呈现出从东部往中西部转移的特征.     

长三角地区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演变研究

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该文基于200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综合指标评价、耦合协调模型、三角模型以及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究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状况与动态演进趋势,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结果 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经济与环境间的联系程度逐步提高,并呈现出南北低、中部高,内陆低、沿海高的分布特征;(2)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大部分城市仍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呈现出以上海、杭州、南京等高水平协调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协调水平提高的趋势,且表现出近海岸城市高于远海岸城市、江苏省与浙江省高于安徽省的分布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水平较低的城市面临人口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4)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有所减缓,城市间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水平的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建议打破城市间人才引进壁垒,发展城市间道路交通条件,创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以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水平.     

南昌市城市化与大气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以鄱阳湖流域代表性城市南昌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化与大气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2002—2016年南昌市城市化与大气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和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社会城市化和大气环境状态分别对城市化系统和大气环境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大气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城市化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以压力为主,大气环境响应不足;在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中,耦合协调度受城市化系统与大气环境系统不同贡献份额比例(α/β)的影响很小;城市化与大气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类型由"严重不协调-城市化受阻"发展到"高度协调-大气环境滞后"阶段,耦合协调关系整体趋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大气环境滞后程度却日趋严重。因此,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要更加注重大气环境的保护,以推动南昌市城市化与大气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了探索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杭州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杭州市2003—201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状况和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分别对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耦合协调度受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贡献份额比例(α/β)的影响很小,受城市化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类型由"基本不协调-城市化滞后"发展到"高度协调-城市化滞后",再发展到"高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驱动下,生态环境滞后的问题凸显.因此,在研究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时应重点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两者协调发展.     

从环保角度看榆林产业发展

榆林市依托丰富的煤气油盐资源,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煤炭开采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五大支柱产业。本文尝试建立一套评价行业发展的环保绩效体系,评价五大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的环保绩效,并从环保角度给出产业发展优先序列,为榆林市产业发展提供建议。     

中国资源性产业空间演变特征

受制于生产过程对资源的依赖性,资源禀赋条件被视为资源性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源枯竭、环境能源压力上升,以及交通条件改善、技术进步和贸易条件改善等外部因素的变化,资源性产业有条件摆脱资源依赖,导致资源性产业格局发生变化。研究借助空间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并通过进一步细分产业与地理空间,刻画了中国1998—2007年资源性产业的集聚变化特征,结果发现：① 资源性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表现平稳,但其背后隐含着显著的空间格局变动。采掘业由于生产投入要素在空间上的灵活性较弱,故集聚程度整体高于资源性加工业,但采掘业集聚中心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分散化特征。② 采掘业的空间格局与资源分布特征紧密相关,主要在内陆地区集聚。资源性加工制造业则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或与其较好的制造业基础有关。虽然采掘业和资源性加工制造业空间均存在显著动态变化,但并未打破这一分异格局。产业亦未表现出沿港口集聚的特征。而资源型城市仍以采掘业集聚为主,资源性加工制造业的集聚特征并不显著,反映出资源型城市转型仍面临较大压力。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以济南市为研究区域,利用2006年-2015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济南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2006年-2015年期间,济南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2006年-2008年期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不协调阶段,2009年-2015年期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不协调阶段。正确认识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特征,采取恰当的城市发展战略,改善生态环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能源消费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量化人口、城市化和技术等因素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引入修正的碳足迹方法计算1990~2011年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对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市化、人均收入、人口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因素导致碳排放降低.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碳排放总量虽然整体状况还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同.根据模拟结果,降低碳排放和建设低碳城市的建议是发展集中型和紧凑型的城镇功能组团,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引导居民绿色消费,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协调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变与优化

以城市群为主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空间优化的本质旨在促进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和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和识别城镇化协调关系及其空间结构和内在演变机理。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协调水平提高,城市群内部的高协调城市逐渐显现出以上海为核心的“Z型”分布态势,低协调城市则稳定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范围;（2）根据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关联强度划分长三角城市群的凝聚子群,凝聚子群的加权平均中心度和联系密度增大后,上海极化效应更加明显;（3）从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识别城市群空间结构,长三角城市群从在空间距离影响下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变形为在时间距离影响下的“核心—边缘”结构;（4）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三者协调水平的变化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相较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城镇化协调关系的加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协调视角剖析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并提出优化政策,有助于中国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条件下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和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经济集聚对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采用核密度函数对其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产业和人口两个角度分析经济集聚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和直接冲击。结果表明：（1）2005—2016年间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呈现先收敛后分化的演化特征,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显著差异;（2）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和人口集聚水平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出单门槛效应,表明适度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导致促进作用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3）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率自身对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直接冲击都是从开始就达到顶峰而后收敛为0,而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和人口集聚水平则是先负向冲击后持续正向冲击。城市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时,既要充分发挥经济集聚的正面环境效应,也要重视不同经济集聚的适度性和动态性。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文在从理论上剖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数、旅游经济发展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全国层面,1993 年到2011 年,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但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区域层面,2000 年到2011 年,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都是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进程,间接地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促进旅游经济增长;各省年均城镇化与旅游经济水平的拟合效果较好,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研究还发现,物质资本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逐渐减弱,而劳动力、市场化、产业结构等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依靠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能更好地释放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     

基于能值分析的闽三角城市群代谢可持续性评估

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战略核心和经济建设的引擎,是城市间相互协同,发挥聚集效应一体化城市群体。城市代谢系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物质、能量、货币和人类劳动力综合协调的自组织系统。城市代谢系统失调被认为是导致城市人口负荷过载、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和资源过渡消耗等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因而通过社会—经济—生态等多维度指标构建对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评价尤为重要。本文以闽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能值分析方法结合城市代谢理论,从不同维度系统分析闽三角城市群能值代谢状况及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对不同城市群间和城市群内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7年闽三角城市群总能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可更新资源能值比重增幅较大,表明经济发展以资源消耗为主,对城市群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人口增长、土地空间限制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矛盾。（2）从不同城市群之间对比来看,闽三角城市群与环太湖城市群在资源利用率和经济产出方面略有差距,但在能值货币比率和环境承载力等指标方面表现较好,反映出闽三角城市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较为协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较好效果。（3）从城市群内部结构对比来看,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城市均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且厦门、漳州可持续发展能力远高于泉州。厦门因产业结构优势对外部资源依赖性最小,总体经济发展效率稳步提升,较好实现了经济发展与城市社会福祉提高之间协调发展。泉州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经济产出效率提升较快但发展效率偏低,其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漳州产业结构较为平衡,区位优势和自然生态环境为其城市发展提供了较大潜力。     

Will polycentric cities cause more CO2 emissions? A case study of 232 Chinese cities

From 2000 to 2010 China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Many citie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have developed from a single-center status to polycentricity. In this study, we use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to identify the population centers, which identified 232 cities in China as having urban centers. COMP was used to represent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POLYD (representing how far is the city's sub-centers to the main center), POLYC (representing the number of a city's centers), and POLYP (representing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ed between the main center and the sub-centers) were used to indicate urban polycentricity. Night light data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₂ emissions from various cities in China. A mixed model wa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urban aggregation and polycentric data on the CO₂ emission efficiency in 2000 and 2010. The study found that cities with higher compactness were distributed in coastal areas, and the cities with higher multicentricity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Shandong Province. The more compact the city was, the less conducive it was to improving CO₂ emission efficiency.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wa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₂ emission efficiency, but the number of urban centers ha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₂ emission efficiency. Ou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compactness and multicentricity of the city had an impact on the CO₂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provided some planning suggestions for the low 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江西省赣州市稀土矿开采导致的水土保持价值损失评估

稀土矿的无序开采既造成了稀土资源的浪费,也导致了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论文基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利用江西省赣州市的稀土矿调查点数据、遥感数据、气象数据和基础地理数据分别测算了基准参考区（未受稀土开采干扰的植被覆盖较好的区域）与稀土矿开采所导致的植被破坏区内的土壤侵蚀量,通过对二者的横向对比估算由稀土开采所导致的土壤侵蚀量,并进一步对稀土开采所导致的水土保持实物量及价值量损失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1）赣州市稀土开采所导致的土壤侵蚀极为严重,相较于基准参考区较低的土壤侵蚀模数 [平均为2 345.9 t/(km²·a)],矿区及其周边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达到了8 487.5 t/(km²·a),土壤侵蚀严重区甚至高达70 000 t/(km²·a)以上,总体上,赣州市2013年稀土矿开采所导致的土壤侵蚀量为646 917 t;2）赣州市稀土开采所导致的水土保持实物量及价值量损失巨大,2013年,赣州市稀土开采所导致的水土保持价值损失量为461 921.3万元,占到了其当年总产值的12.35%。论文构建的水土保持价值损失评估方法可为其他类似矿区的评估提供解决思路,研究结果可为稀土矿区生态评估、稀土资源定价以及矿区的生态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环境规制视角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析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其行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并没有实现（平均值为-0.1637）,且行业间差异显著,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能源强度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促使制造业绿色转型降低能源强度.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了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能源强度的降低.     

专业化、多样性与中国省域工业污染排放的关系

集聚外部性是集聚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方式对应不同的污染排放行为。以中国31个省市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废为例,基于集聚外部性理论,将工业集聚分为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和非相关多样性等4种类型,在分析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空间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工业废水、废气、固废污染强度的省域差异显著,空间分布上均有不断集中的趋向。（2）多样性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多样性集聚对工业废水强度下降的作用最大,对废气和固废污染的减排作用较小。产业关联是多样性集聚发挥环境“自净”效应的重要条件,相关多样性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而非相关多样性会加剧污染排放。（3）从不同污染型产业看,废水污染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污染强度下降,而废气和固废污染型产业专业化集聚会加剧污染排放,污染型产业多样性发展均有利于污染强度下降。（4）不同集聚类型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和污染类型的异质性。（5）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应提高集聚产业的多样化水平,强化产业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污染型产业、不同工业污染物制定差异化防治措施。     

基于制造业及劳动力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将环境规制的就业影响识别为：劳动投入-污染排放弹性、环境规制的相对成本和环境规制-污染排放弹性,并利用2003~2017年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总体就业造成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其研发和非研发人员均受到显著负向冲击;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影响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体就业和非研发人员就业受到显著正向影响.弹性和相对成本测算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规模（减小）、挤出、技术替代等多效应的负向冲击;技术密集型行业受规模（增大）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的正向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各效应均不明显.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减排成本补贴、劳动力技能培训、新型环保产业培育等措施减少环境规制的负向就业影响.     

资源型地区工矿企业空间集聚与区域转型——以山西省为例

工矿企业是资源型地区实现区域转型的关键要素,研究工矿企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驱动机理对于揭示资源型地区转型的空间过程及空间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山西省为例,基于煤矿企业点数据,综合采用多种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1990—2017年经济转型阶段,山西省煤矿企业空间集聚的格局演变及区位指向变化。进一步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山西省煤矿企业空间集聚演变的影响因素,解释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煤矿企业整体集聚变化相对稳定,但发展内涵发生显著变化,企业趋向大型化、现代化、可持续化发展。（2）煤矿企业空间集聚逐步与煤层埋深线的岩层走向相吻合,并且表现出低坡度指向性、临交通线指向性特征。（3）宏观尺度上,煤矿企业空间集聚呈现以点状集聚为主到点状集聚与沿煤层线带状扩散并存的演变趋势;微观尺度上,煤矿企业核密度降低区域与核密度增加区域具有地理邻近性特征,空间上表现为煤矿企业的远郊区化过程。（4）资源禀赋对煤矿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显著,地形坡度、路径依赖、省道、企业所有制性质、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面积等对煤矿企业的区位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差异;城镇化水平、铁路、高速公路等对煤矿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受自然基底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区域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