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基于包含R&D投入的SBM模型的分析

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2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水电建设区的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以向家坝水电站为例

水电工程的建设对区域环境会产生不可逆转的重大扰动,生态环境监测与预警作为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为工程区域环境问题分析与研究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至关重要。以向家坝水电站为例,分析水电工程建设对区域环境产生扰动的特点,结合产生扰动的各环境要素,构建工程施工区环境监测体系。收集、整理相关监测数据,采用环境因子综合评价法对监测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结合各种环境因子的现状以及变化过程、总结区域环境总体状况的变化规律及空间分布。结果表明：自2007年工程大规模动工以来,区域的生态脆弱度大幅度升高,2008年达到顶峰,自2009年起环境开始改善,保持优于2007、2008年的状况;最脆弱区域为主体工程和云天化生产区交接地区,低度脆弱区域为河流及工程量少的加工工程区域;工程扰动最大的区域、当地工业区及交通枢纽集中地带是建设区环境最脆弱的区域,工程建设、工业及交通是建设区的主要扰动因素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优势能力空间关联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可持续发展综合优势能力的空间关联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资产能力、总负债能力和综合优势能力均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综合优势能力Z值与总资产Z值存在显著正相关（R=0.944）,而与总负债Z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952）。利用综合优势能力空间关联Z值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初步的分区,并采用古典聚类（K means）方法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同质性研究,利用K聚类结果对空间聚类（G统计）结果进行修正,将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划分为3种区域类型：中国东部沿海强发展区域、中国中部中等发展区域和中国西部弱发展区域。分区结果与中国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划分基本对应,东部沿海省市除海南和广西处于中等发展类型外,其他省市均处在强发展类型之列,中国中部全部省市均处于中等发展类型而中国西部全部省市均处于弱发展类型。     

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评价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9类共30个具体评价指标作为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评价的原始指标，运用因子多变量统计分析法对30个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处理，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采取promox斜交旋转，得出6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我国31个省（市、区）的综合实力的综合变量。计算得出我国各省（市、区）的综合得分。将计算的各省区市的综合得分从大到小排列，确定等级及分值区间。根据分类结果划分为6类地区，得出第Ⅰ、Ⅱ、Ⅲ类地区全部为东部地区，其综合实力得分位居全国前6位，它们依次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北京；而第Ⅵ类地区中除海南属于东部地区之外，其余省市区都属于西部地区，其综合实力得分位居全国后7位且均为负值。它们依次是青海、宁夏．贵州、西藏、海南、甘肃和重庆。可见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弱波特假说、狭义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节能减排技术专利申请、综合能源价格、污染物排放等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方法,研究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促进作用,弱波特假说成立有时间约束条件。滞后一期的命令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这与国有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是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关。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命令型规制工具对即期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工具起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负向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这与区域的能耗水平和市场经济活力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波特假说成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丰富了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并为分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省际真实环境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不断消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刻不容缓。而有效的环境效率测度可探究出造成资源过度消费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从而推进环境治理政策的改进。本文基于2006—2015年省际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评价了相同环境下各区域的环境效率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探讨了我国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因素的影响,为测度环境效率的真实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结果发现:(1)三阶段DEA模型可有效剔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能客观真实地测度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从而获得比传统DEA模型更有效的环境效率状况。(2)排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作用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的平均环境效率值和平均纯技术效率值均被低估,平均规模效率则在不同程度上被高估,环境效率的提升主要受规模效率水平不高的制约。(3)调整后的东部、中部、西部真实环境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4)规模收益的变动受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绝大部分省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行列。故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效率水平,应优化产业结构比例,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产业转移;适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转变"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根据规模收益变化情况,各省市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切实提升企业生产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能源的节约和污染排放的减量化;发展城市群,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治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贸依存度。     

我国中部崛起的城市群发展策略思考

中部地区崛起是国家经济重心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中心城市实力较弱，辐射作用不强，城市群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群间缺乏沟通与合作。针对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现状问题，提出了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都市圈等中部6大城市群的发展策略：尽快建成我国中部经济发展轴，壮大节点的经济实力，努力建成产业集聚的核心地区，发展传统农业，但要引导向现代农业、都市农业方向前进，强有力地提升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同时注重我国中部地区城乡统筹规划与示范区的建设，保护本区域的旅游生态区、建成重要的国际旅游区，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全面推动区域城镇化     

基于博弈分析的区域环境合作及收益分配研究

污染的区域性特征要求地区之间开展环境合作,不同地区在区域环境合作中的收益存在差异,需要基于公平考量进行区域环境合作收益的地区分配设计。本文以双主体的博弈分析为基础,分析具有不同属性的两个地区在环境合作与非合作情形下的效用变动。研究发现,区域环境合作可以增加区域整体的收益;但是,对于具体区域而言,存在地区间环境合作共赢的临界值。当两个地区的属性差异小于临界值时,区域环境合作才可实现两地区收益的同时提升;而当两个地区的差异超过临界值时,其中一个地区的收益在区域环境合作中反而会降低。针对区域环境合作存在的地区主体收益受损的情形,讨论了在损失补偿基础上进行合作剩余分配的收益分配思路,并进行了不同补偿原则的数值分析;最后,建议加大对参与合作主体受损的补偿力度。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推动力量,由于组织目标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相对政府先天具有道义优势,但现有研究少有对其公益目标实现的定量研究。生态与环境保护是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优势领域,该文在国内首次对非政府组织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开展了定量研究。利用系统广义矩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基于网络数据搜集、整理形成的分地区非政府组织数据库,对2002-2013年我国省际层面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证实:在省际之间,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相邻省份同高或同低;在省份内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还定量证实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改善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1%的增长在1%统计显著水平可以提升0.5%的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变量方面,以财政分权度衡量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意愿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的区域开放度则会显著提升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缺乏事实依据,参与国际贸易会显著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单位产出能耗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且弹性系数大于2。该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不同定义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该研究从经验上证实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确实推动了区域环境规制的进步。     

资源环境约束下构建区域技术创新决策管理体系研究

当前区域经济社会发晨面临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阎题，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晨的根本途径。区域技术创新决策管理体系是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在阐述技术创新重要作用等基础上。提出了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构建区域技术创新决策管理体系的主要措施。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ommand-and-control and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s on Chin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 hot spot in current research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are based on Porter Hypothesis (P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academia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k” and “narrow” versions of P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pplication for pat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CER) technology of Chinese city scale during 2008–2014, comprehensive energy price, pollutant emission, etc., mixed regression model and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method were adopted, respectively,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arket-oriented and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on China’s EC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indere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immediate phase; however, it turned out to be positive in the first-lag phase. H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k” PH is time-bounded. The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played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rst-lag phase than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Therefore, “narrow” PH is not tenab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China’s EC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Regionally speaking, the impact which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ha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sight was non-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whilst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had a negative effect. And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d strongest negative effect, which would diminish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become weak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was related to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vitality.     

FDI技术溢出、能源约束与区域创新产出分析

要建立了将区域R&D投入、FDI、能源以及人力资本效率作为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2004-2009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分析能源约束对区域创新产出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测算能源约束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阻力”的大小及决定增长阻力大小的深层次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仍然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只是长期以来,在忽略能源约束作用的条件下,FDI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被夸大了.FDI、区域R&D人力投入和区域人力资本效率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而能源限制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能源所占区域创新产出的份额越低,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越快,则能源所带来的“增长阻力”越小.R&D人员投入增长越快,R&D经费投入所占份额越高的地区所面临的来自能源的“增长阻力”越大.此外,人力资本效率作为衡量区域对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影响了FDI对区域创新产出溢出效应的大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companies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ed a system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within Mainland China. Then,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performed to these indicators f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so as to figure ou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se two phases,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as estimated and factorized vi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low as a whole,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 Further, this huge gap continues to expand in these regions. And both PTE and scale efficiency (S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eave much to be expected. (2) In the first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concerned, the efficiency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without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Besid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 was a wide disparity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 In the second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ere were still more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ranked from highest to lowest. (4) Liaoning, Hebei, Heilongjiang, Xinjiang, Shanxi, Inner Mongolia, Yunnan, and Qinghai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technology; Jilin, Jiangxi, Anhui, and Guangxi should make their efforts to reduce resource redundancy; whereas Ningxia and Gansu should try to solve the above two issues.     

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绩效时空特征分析

创新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绩效水平、空间结构及变化趋势等,通过Ward聚类对相似绩效水平的地区进行分组,具体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创新绩效特征及问题解决路径。实证研究证明:长江经济带整体绩效整体水平不高,经济核心区多通过大量物质投入及资源消耗实现创新体量增加而并非通过创新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如何提升已有技术资源的利用率却被忽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具有相似绩效水平的区域各自表现出包括资源规模与投入、产出不匹配,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及创新问题,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差异大的地区其具体创新绩效提升途径也具有一定差异性。     

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

信息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趋势，出现了区域集群、区域竞争、区域创新、学习区域等新特征，给区域管理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区域发展需要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同样需要创新。本文从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方面对区域管理创新进行了探讨。     

江苏省环境污染及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江苏省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差异显著。首先对江苏省三大地区间的环境污染差异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重点对各地区环境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苏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及规模、产业结构、制度及环保科技水平等方面与苏中和苏北地区间差别明显,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出对环境污染作用机理相反的方向,主要是由江苏省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致,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呈现恶化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环保政策创新的途径,以缩小江苏省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使区域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     

地理邻近性与区域创新关系探讨

与“地理学已死”的认识相反．由于知识的特性和创新的背量依赖，在区域创新的研究中地理邻近得到重视。地理邻近在区域创新经济学中的位置与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位置一样．只是创新的促进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空间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在目的上是一样的．但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决定变量导致了对地理邻近性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尝试从知识流动和集体学习视角，对一直被视为“黑箱”的地理邻近性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是“距离产生美”，太多或太少的地理邻近对集体学习和区域创新都是不利的。同时地理邻近性既不是区域创新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它和其它类型的邻近相互促进．相互替代。ICIS的发展使传统空间经济学中地理邻近的重要性降低，ICIS更进一步发展同样会使区域创新经济学中的地理邻近性重要性降低，也许未来的虚拟经济的世界里真的不太需要物理世界的地理邻近。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China’s technological effort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have lasted for many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se efforts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 To be exact, whether and how China’s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ponds to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tested. Based on the 2004–2015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we use the method of ESDA analyzing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China’s low-carb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Furthermore, we use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empirically analyzing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as follows: first, supply and demand of Chinese low-carbon innovation has some deviatio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the supply factor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anding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Innovation in eastern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active, but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China are gradually decreased. However, carbon emission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ving westward, implying the change of technology demand different from technology supply. Second, China’s low-carbon innovation actively responds to the trend of climate change, indicating China’s technological efforts have paid off. However,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re not significant, showing that the efforts in each region of China still work for himself. Thir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pull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mong them, both supporting policy and inhibitory polic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l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no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t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competitive and lack of demonstration effects.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 as market pull have higher level of effect on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both local and adjacent area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se results finally.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