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RIO对铁矿石开采生态补偿新机制的探讨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方法,从需求端出发,研究了2010年中国省域间贸易隐含铁矿石的情况,识别了铁矿石消费的重点省份与重点部门.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贸易隐含铁矿石总调出量最大的省份为河北省、辽宁省与内蒙古省,均是铁矿石开采大省;总调入量最大的省份为江苏省与浙江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河北省净输出了3.5亿t贸易隐含铁矿石,占全国开采量的32%.铁矿石开采大省将大量的贸易隐含铁矿石输出到东部沿海地区,以满足当地对建筑业与设备制造业的最终需求.最大的贸易隐含流发生在河北省与浙江省之间,河北为浙江提供了3030万t贸易隐含铁矿石,其中绝大多数进入到浙江的建筑业.     

中国化石能源以生物质能源替代的潜力及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1953~2007年间的统计数据,根据消耗能值相等的原则,计算了中国化石能源能值消耗量及农作物残余物可替代能值量.结果表明,建国初期,化石能源资产消耗的能值量基本可以用农作物残余物来替代;随着化石能源消耗量的与日俱增,化石能源能值消耗与农作物残余物可补偿能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7年,我国农作物残余物可替代能值量仅为化石能源能值消耗量的10.35%.对生物质能替代可减少的环境价值损失估算可知:1990~2007年,由于生物质能替代可以减少因煤炭开采造成的环境治理费用773.91亿元;减少因能源消费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价值损失11311.76亿元,其中由于减少SO2排放而减少的环境经济损失量占环境污染经济损失量的56.93%,减少NOx和灰分排放分别占环境污染经济损失量的33.13%和9.94%.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北京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分析

城市是一个巨大能源物资消耗体和温室气体排放体,相关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2007年为例基于投入产出法研究北京市能源消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得出CH4和N2O这两种常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市2007年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量为3531.72万tCO2当量,其中CO2排放量为3514.40万t,CH4排放量为1734.32t,N2O排放量为435.83t.北京市工业部门仍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其排放的温室气体占CO2总量的98.96%,CH4总量的88.48%和N2O总量的98.99%.不同最终使用部门中,政府部门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总量的15%,高于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之和;调出和出口部门的碳排放量超过总量的40%,所占比例最大.贸易中,隐含在调出和出口部门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是隐含在调入和进口部门的十几倍.北京市不同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略优于全国水平.降低北京市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科技减排的作用,提高不同产业的能源利用率等方面采取措施.     

基于成品率的电子行业节能减排探析

随着电子产品的需求量、使用量逐年增加,产品在生命周期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与能源,尤其是进入生产但最终不合格的废品与合格品一样,不但消耗了资源和能源,而且形成了大量的电子废弃物,其处理处置难度大.本文利用清洁生产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方法,以成品率为核心,探求了成品率在电子行业中的节能减排的贡献.     

北京市分行业能源消耗及国内外贸易隐含能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北京市国民经济分行业能源的直接、间接和完全消耗特征,以及国内外贸易中隐含能的净输入、输出特征.结果表明,以石油加工和炼焦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为主的资源开采和加工型行业能源消耗总量、以及单位产出的直接、间接和完全能耗均较大,应该作为北京市第二产业中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尽管建筑业、金属制品业以及各类设备、器材和机械制造业单位产出直接能耗小,但是生产过程中对各类中间投入的资源性产品消耗量大,使其单位产出间接和完全能耗较大,需要通过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加强对各类资源型中间投入产品的集约和循环利用.2007年北京市净输入隐含能超过4437.70万t标准煤,通过大量调入和进口资源开采和加工型行业产品,出口服务业和设备制造业产品,显著降低了自身的能源和环境压力.从隐含能输入来源看,国内贸易净输入隐含能占隐含能净输入总量的90.47%,远大于国际贸易,在减轻北京市能源和环境压力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隐含能输入来源地区特别是周边省市同时也因此承受着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有必要通过贸易结构调整、产业技术转移和扩散等,提高国际贸易隐含能净输入量所占份额,减小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区域性环境影响.     

贸易隐含C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根据中国2002年、2005年和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C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CO2,分析了隐含CO2在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投入产出表中间结构变化及单位产值CO2排放量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CO2的贡献.结果表明:2002—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CO2顺差,2007年CO2顺差达1 381.06×106 t;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CO2增加的主要因素,CO2排放强度下降带来的技术效应是抑制出口贸易隐含CO2增加的重要因素.      

基于行业关联研究的广东省能源消费分析

基于改进的假设抽取模型,构建能源在行业间关联模型,分析供给侧、需求侧角度行业部门之间隐含在经济活动中能源转移效应.根据广东省的能源需求特征分析,非能源工业部门能源直接消费量最多,其中2012年消费量占总经济部门总消费量的57.2%,是社会经济生产过程是能源资源供给中的关键部门.而对行业间能源关联研究表明,能源部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是净输出部门,而建筑业、其他服务业是能源净输入部门.农业部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供给侧与需求侧能源消费量大致持平,且在能源转移过程中与其他行业关联较小.从年际间动态变化分析,广东省能源部门供应于自身行业内部隐含能源转移增多,从2002年的8.55%升至2012年的24.67%,说明用于能源部门加工利用的能源更多,也从侧面印证了广东省能源利用更加有效与清洁.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氮、磷、钾研究

基于GTAP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采用全球价值链方法测算中国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化肥转移,并按照农产品最终消费的地理位置将其分解为四部分。研究发现：（1）中国农产品进口为国内节约640万t化肥（占我国化肥用量的13%）,同时引起全球化肥用量节约285万t,为缓解全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做出贡献;（2）中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进口农产品中隐含的化肥有12%会再次出口到全球,意味着农产品贸易背后隐含的资源到达中国后会再次出口,形成多次跨境转移。建议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更为客观地估算农产品贸易隐含的化肥及其他资源环境问题,倡导共同承担贸易引致的资源环境问题。     

退牧还草前后鄂尔多斯市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的生态影响

为了明晰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为例,通过对传统生态足迹计算中的“全球公顷”进行本地化处理,采用“省公顷”生态足迹法分析该地区1995年(退牧还草前)、2012年(退牧还草后)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特点及其生态影响. 结果表明:与1995年相比,2012年鄂尔多斯市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由以粮食油料和肉蛋奶为主向多种食物种类转变,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使薪柴消费量相对减少;与此同时,2012年鄂尔多斯市粮食油料和薪柴消费的生态足迹消耗量均呈降低趋势(降幅分别为53.23%和86.49%),而蔬菜瓜果和肉蛋奶的生态足迹均有所增加(其中蔬菜瓜果增幅达到44.97%). 各种生物资源产品的消费主要是对耕地生态足迹的消耗,粮食油料对耕地生态足迹消耗量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40.17%降至2012年的21.74%,而蔬菜瓜果和部分肉蛋奶的贡献率均有所增加. 2012年鄂尔多斯市生态赤字(2.738 4 hm2/人)低于1995年(3.438 2 hm2/人),生态效率亦明显较高,表明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扰动、占用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均有所缓解,并且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但该市生态赤字率仍然很高,伴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还需548.83×104 hm2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才能满足2012年鄂尔多斯市常住人口对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生态足迹的总需求. 研究显示,鄂尔多斯市生物资源产品消费结构的多元化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缓解其所产生的生态压力,生态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调解人地关系、改善生态环境.      

基于能值分析的陕西省榆林市绿色GDP动态研究

绿色GDP是在扣除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损耗之后的GDP,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资源型城市作为以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的城市,对自然资源消耗以及环境资源损耗更为严重,因此对其绿色GDP进行研究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论文利用Odum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理论和方法,以资源型城市陕西省榆林市为例,对其2005—2012年间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环境损耗进行定量分析,计算消耗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环境损耗的能值及其能值-货币价值,从而核算了榆林市2005—2012年间的绿色GDP变化,结论如下：1）榆林市绿色GDP占比由81.2%下降到44.1%,并且这种趋势在持续扩大;2）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几乎以每年10%的速率递增,不可更新能源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3.35%上升到2012年的44.8%,是造成榆林市绿色GDP偏低的主要原因;3）榆林市不可更新能源消耗仍以煤炭为主,煤炭利用达到化石能源利用的90%以上,辅助伴有石油与天然气;4）榆林市环境损耗主要是由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3部分组成,其中废气的组成占80%以上。     

基于系统投入产出和生态网络分析的能源-水耦合关系与协同管理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能源和水资源之间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以往的资源管理政策往往只关注单一资源,忽略了两者的关联性。为促进能源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有必要开展能源-水耦合关系和协同管理研究。从社会经济网络视角出发,论文综合运用系统投入产出和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湖北省2007和2012年能源-水耦合网络核算框架。结果表明：1）2012年湖北体现能源最终消费量为14 304.93万tce,体现水资源最终消费量为346.66亿m³,相比2007年分别增长52.26%和7.89%,其中,体现在最终使用中能源与水资源流有近50%来自制造业;2）2007年湖北省水资源网络和能源网络的循环率都约为2.71%,与2007年相比,2012年水资源网络循环率显著增长至4.23%~4.40%,而能源网络循环率则变化较小;3）能源网络和水资源网络的系统鲁棒性都偏向于冗余度更高、效率更低的一侧;4）由于能源-水耦合网络的引入,2007—2012年间,在能源和水资源网络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部门对于大多数部门的控制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强趋势。研究辨识了能源与水资源协同管理的关键部门和路径,为湖北省能源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数据支撑。     

基于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的资源补偿费及经济影响模拟

在编制的绿色投入产出表基础上,对我国煤炭和石油资源的使用补偿费和理论价格进行计算,并分三种情景对征收资源使用补偿费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煤炭和石油资源的使用补偿费分别为623 元/t 和7 688 元/t,其理论价格分别是实际价格的5.3 和3.9 倍,我国煤炭和石油资源的价格偏低。如果征收理论资源使用费用将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部门的价格影响较大,如果按照新修订的资源税进行征收,将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影响较大。     

我国行业水资源消耗的关联度分析

选取2007年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应用基于假设抽取法的水资源消耗产业关联度计量模型,比较各行业水资源的直接消耗和纵向集成消耗,定量测算出我国行业间水资源的流动转移情况.通过分析得到:不同行业的水资源直接消耗量与满足自身需求所需的水资源量有所差异,但是对于经济系统而言,所有行业水资源的直接消耗总量等于为满足最终需求所需的水资源总量,即水资源在经济系统的不同行业之间发生了转移;在经济系统中,农业、基础工业作为产业链上游行业将大量的水资源通过中间投入的方式转移到其下游行业中,轻工业、高科技工业等产业链下游行业的直接消耗的水资源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必须从其上游行业转移水资源;水资源从产业链的上游逐级向下游转移,维持着经济系统产品的生产与交换;如果行业的最终需求不变,单纯调整产业结构仅是将水资源消耗量大的行业进行区位或行业上的转移,而经济系统水资源消耗的总量并没有改变.本文通过定量化的方式来研究行业水资源消耗关联,初步揭示了水资源在行业间的消耗规律,能够为产业调整提供新视角,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对外贸易隐含大气污染转移研究

采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耦合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NO_x）、可吸入颗粒物（PM₁₀）、非甲烷挥发性颗粒物（NMVOC）排放清单,定量分析了2012年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过程中隐含的大气污染排放转移.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SO₂、NO_x、PM₁₀排放的输出地和隐含NMVOC排放的输入地.欧盟、东亚和美国购买我国商品（如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重工业和矿采选业）导致的出口隐含大气污染排放量占比约为70%.中国在消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北非、东亚、东南亚和欧盟进口商品过程中,导致上述地区排放NMVOC为3.1×10⁶t,约占我国进口隐含NMVOC排放的69.2%.为了减轻我国对外贸易中承担的环境负担,本文从加强重污染产业管控、发展绿色经济、推进全球绿色供给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供需视角的中国煤炭消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作为全球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驱动机制,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议题。以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28亿tce为关键时间节点,对比分析煤炭消费动力机制的差异性。通过分别构建侧重供给侧分析的LMDI模型和侧重需求侧分析的IO-SDA模型,以期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供给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经济增长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共同驱动。2013年以来的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降低是煤炭消费总量下降的关键所在。（2）基于需求侧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和城镇居民消费所影响。出口紧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两大需求端驱动因素,但是,由出口诱发的煤炭消费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阶段性峰值。城镇居民消费在2017年超越出口,成为当前煤炭消费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3）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行业煤炭消费呈现出由“出口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到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变化特征,同时,行业发展的煤炭资源依赖性逐步降低。     

经济新常态下外贸发展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

选取灵活的单区域模型,运用实物产值比计算方法,选取日本为进口代表国并结合进口国GDP排放强度的修正方法,针对加工贸易产品占我国外贸总额约50%的特点,改进现有内涵排放测算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内涵排放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呈现碳排放与出口额脱钩的现象,进口产品内涵排放占比全国碳排放的比重维持在3～5%左右,“十二五”期间净出口内涵排放的总量和占比比“十一五”期间都有所降低,显示我国出口贸易政策调整作用正在显现.需要不断坚持优化进出口政策,尽早实现我国进出口产品内涵排放之间的平衡.投资增速的快速下降已经开始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但中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加速最终消费的增长以弥补投资下降所带来的需求不足,并鼓励服务业需求的发展.     

北京市虚拟水消费与贸易

北京市作为水资源极度紧缺的城市,亟需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基于多尺度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对2012年北京市虚拟水消费及贸易情况进行了核算与分析,并与2007年的结果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表明：2012年北京市消费引发的虚拟水用量高达139.5亿m³,是基于生产的直接实体用水量（35.9亿m³）的3.89倍;对比2007年,虚拟水消费增长（23.7%）远比直接用水增长（11.8%）快。北京市使用的全部水资源中仅有5%由北京本地供应,有超过3/5从国内其他省市调入,约35%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与此相对应,这些水资源有1/5被北京本地消费使用,约3/4被调出到国内其他省市,6%被出口至其他国家。与2007年相比,2012年北京市国内虚拟水贸易由净调入转为净调出,净调出量为2007年净调入量的1.1倍;而国际虚拟水贸易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净进口量为2007年净出口量的837.2倍。北京市2012年净输入虚拟水资源103.6亿m³（全部来源于国际贸易）,有效地避免了对本地水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此同时,北京市通过转口贸易的形式将大量进口的虚拟水调出到了中国其他省市,为缓解国内水资源紧张局面作出了贡献。未来北京市应当在考虑能源矿产供应安全及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前提下有策略性地增加矿产、能源、建筑和交通运输设备等部门部分产品的进口,以达到节约我国水资源及全球范围内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目的。     

能源富集区贸易隐含碳及隐含SO2排放转移——以山西省为例

通过量化地区间碳排放和SO₂排放转移特征,可以较好地了解地区间的碳排放和SO₂排放的来源与去向,从而合理地制定各地区的减排与治理方案。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2007年和2012年山西省输出和输入的隐含碳和隐含SO₂排放情况。结果表明：山西省为隐含碳和隐含SO₂排放输出区,输出的地区主要是江苏、河北、浙江和山东等地,输入的地区主要是河北、山东、内蒙古和河南等地。山西省向其他地区转移的隐含碳和隐含SO₂排放主要汇聚于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建筑业和化学工业等。其他地区向山西省转移的隐含碳和隐含SO₂排放主要集中于建筑业、采选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等。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关键性整改建议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