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能源生态效率测度及其驱动因素

为促进能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将经济、社会福利等期望产出与生态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纳入能源生态效率测度框架,运用基于Shephard能源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从区域研究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能源生态效率演变趋势,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全国能源生态效率均值为0.5839,整体水平偏低,且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八大综合经济区能源生态效率水平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渐递减的发展态势.南部、东部和北部等沿海经济区能源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6941、0.6213、0.6087,位居前列;西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以及东北等经济区次之,能源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5803、0.5720、0.5623、0.5537;西北经济区能源生态效率均值为0.5087,位列末位.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459、0.0747,对能源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9339、-0.6197、-0.0387,对能源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分解验证

通过搜集中国2000~2014年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30个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进一歩分解求得技术水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验证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间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分別运用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技术水平退步是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为负,波特假说不成立.环境规制与纯技术效率存在单门限效应,且环境规制在不同区间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波特假说始终成立.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均存在单门限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正,此时波特假说成立;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影响为负,此时波特假说不成立.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需要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效果的差异.     

中国区域能源效率时空演进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将化石能源消费中产生的环境影响作为投入要素引入到全要素能源效率(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的研究之中,是不断完善能效评价的重要途径。论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选取煤炭、原油、天然气、电力及燃料燃烧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投入变量,真实GDP(不变价)作为单一产出变量,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技术,刻画了1997—2007年来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时空演进格局。在此基础上,论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TFEE固定影响模型进一步解析了中国区域TFEE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区域TFEE整体水平不断改进,但区间差异持续扩大,区域分异态势显著;②中国TFEE高效区空间分布从南部沿海"线"状向南部片区"面"状格局演进;③全国层面上看,技术进步、经济开放性及能源消费结构与TFEE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及能源资源禀赋则与之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④区域层面上看,技术进步成为各区域改进TFEE最为关键的一环,与TFEE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及市场化水平对绝大多数区域TFEE存在显著影响。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公路运输碳排放效率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与GML指数,对中国30个省份公路运输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2019年中国公路运输的碳排放综合效率整体水平偏低,综合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中部>东部>东北>西部;2010-2019年中国的公路运输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变化的降低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关键因素。     

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对工业碳脱钩的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作为“十四五”阶段中应对“双碳”挑战的重要举措,对于工业碳减排具有显著意义。该文按照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建立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测算模型,使用30个省份1998-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各省份工业的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算了工业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各省份2003-2019年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对碳脱钩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各省份工业碳排放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省际间存在较大差异。就工业碳脱钩状态而言,大部分省份处于工业碳排放的弱脱钩状态且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对工业碳脱钩有负向溢出效应。该文建议工业企业积极进行能源消费结构改革,以满足减排发展需求。政府也应利用政策降低清洁能源成本,促进工业企业清洁能源消费。     

中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建筑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估算,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杜宾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建筑业碳排放效率在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其中,H-H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L-L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节能技术水平,城镇化水平,能源消费结构,资源禀赋均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布特征具有重要影响。     

全要素视角下中国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及影响因素

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中,运用超效率DEA方法测算出2003~2012年中国29省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Malmquist指数对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进行分解,并应用Tobit模型研究了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远低于东部地区,也略低于中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西部地区省际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但这种内部差异近年来逐步缩小;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样本期间整体呈下降趋势,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都有显著影响,技术退步是导致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对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有积极作用,而能源价格和煤炭消费比重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负向影响.     

湖北省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研究

定量分析和测算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研究基于1980-2008年时间序列的统计数据,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定量分析湖北省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认为经济快速发展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能源效率的变化则是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拉低因素,湖北省的能源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大量依赖煤炭,所以能源消费结构没有变化对人均碳排放量变化影响不大。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加大力度,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从3个层面采取措施实行低碳发展。     

“一带一路”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

将“一带一路¹”国内重点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带”和“一路”角度分析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遵循测算、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路径,考虑水体和大气污染两方面的三种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重点地区2005-2015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以Malmquist指数分解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通过Tobit模型对10种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一带一路”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未见进步.以经济带划分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差异,“一路”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总体次之,“一带”地区最低,分别稳定在0.96,0.82和0.76的水平;大部分重点地区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显示生产效率进步,可能存在“回弹效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能源价格可以促进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研究开发、政府干预、生产要素比没有带来正面影响,工业污染显示显著负影响.最终.     

约束条件下中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效率——基于优化的超效率SBM-Malmquist-Tobit模型

以中国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重点将生态资源存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浪费两项指标纳入新的生态效率评价体系,运用优化的引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再运用Malmquist指数考察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动关系,最后运用Tobit回归分析探索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的方向、强度和变化趋势,以此度量和展现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结果显示：生态效率呈现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逐渐收敛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西部内陆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阶梯式区域失衡;生态效率的集群效应明显,辐射效应不足,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省份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参差不齐;经济发展引发的生态赤字问题逐步缓解,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和生态的矛盾依旧存在,西北地区尤为突显;第三产业比重、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且趋于强化;政府规制、人口密度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但趋于减弱;第二产业比重、能源结构对生态效率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亦趋于强化.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采用分层聚类法对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进行地域划分,并运用Theil系数探讨能源利用效率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而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研究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十五"时期,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省际差异显著,从空间上可划分为高效区、中效区和低效区,能源高效区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2001~2005年,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但能源利用效率的总体差异、三大地域间差异和地域内差异均呈上升趋势;能源结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价格水平和投资水平是影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以煤炭消费比重所表示的能源结构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以全员劳动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水平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影响,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生产资料价格水平、高耗能投资水平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负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不存在同步增长关系。     

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省级区域碳足迹及碳转移研究

科学识别我国各省区碳足迹及省际间碳转移特点,对于促进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和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MRIO模型,自主编制了包括12个省级区域、14个行业的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12个省级区域的碳足迹特点和省际间碳转移情况.结果显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工业化程度和人口等因素的不同,各省碳足迹特点呈现较大差异;我国存在由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和重化工业密集省份向经济发达地区和资源短缺省份的碳转移现象,其中,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对外省区呈现碳净调出态势且调出量较大;省际间距离越近,产业结构互补性越强,则省际间的碳转移规模也就越大.当前,我国应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型;强化区域内省际之间的相互协作,降低碳减排成本;在未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应综合考虑各省的碳足迹水平和省区间碳转移情况,科学界定各省区的碳排放责任,公平合理地分配碳排放配额,以促进我国碳市场的顺利运行.     

经济增长质量与能源效率是一致的吗?

论文从全社会节能的角度提出全社会能源效率的概念,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1997—2007 年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 DEA方法测算了广义技术进步指数并进行分解,然后运用面板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与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与能源效率是不完全一致的,具体表现为:改善环境质量与提高能源效率是一致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能源效率,但出口比重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改进。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全社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技术效率的作用大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削弱了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     

中国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EBA模型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空间极限边界分析模型,采用中国2003—2013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从经济、人口、政策三方面入手,遴选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变量,探究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雾霾污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高-高集聚现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建筑施工、人口规模以及汽车保有量对雾霾污染具有抗干扰性的"稳健性"影响.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进行雾霾区域联合防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洁高效使用煤炭,合理布局城市人口等.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治理雾霾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碳市场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选取中国2000~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指数,基于多期双重差分、三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碳交易政策与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及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碳交易政策推动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水平且作用效果逐年增强.从作用路径看,“四大效应”激励作用彰显,作用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结构优化效应、行为驱动效应、生态创新效应和环保支出效应;从异质性影响看,GDP增速较慢地区的政策实施加快了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影响明显高于GDP增速较快地区;碳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的正向推动效应显著,对中西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     

我国能源效率、CO2减排潜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DEA方法构建出一个包含CO2排放量的综合能源效率指标,运用2000~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计算了我国30个省市的综合能源效率,并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该综合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全国能源效率最高的4个省市分别为上海、广东、海南和青海,该结果与不考虑CO2排放的能源效率计算结果有所差异;我国各省区CO2减排潜力呈现出5种变化趋势,包括基本不变、先降后升、先升后降、稳定上升、稳定下降,其中减排潜力较大的为山东、山西、河北、辽宁4省;我国政府影响力、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产业结构、环保力度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显著,此外技术进步指标由于难以正确的衡量,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还难以说明.     

1999～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空间演变特征

采用Theil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1999～2007年国家、区域和省际层面能源碳排放强度特征、区域差异水平和空间格局演变.结果表明,①1999～2007年,全国能源碳排放总量从0.91 Gt逐年上升至1.83 Gt,碳排放强度从0.83t.万元-1震荡下降至0.79 t.万元-1;②八大经济区域碳排放强度呈现...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thermal power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and spatial correlations

In China, the power industry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carbon emissions,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in this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China's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Researches on green and low-carbon power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rmal power sector in 30 Chinese province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region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ver the period 2002–2016, we use a slacks-based measurement (SBM) model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power s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is relatively low, with marked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Based on the Moran’s I, we further fou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power sector. Policies for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hould hav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 also plays a key role in adapting to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For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develop clean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and vigorously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energy transformation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promoted. Promoting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nergy system requires deep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synergy. Global mitigation strategy should focus on the orientation of structural reform and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energy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