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

利用单元调查评估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坏"产出指标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1993-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29个省份农业TFP增长,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①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考察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该增长主要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但是各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②从地区差异来看,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增长的同时呈现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减;③当不考虑环境因素时,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业TFP平均增长率分别比考虑环境因素时提高0.88%、1.71%和2.35%,但是东部地区却比考虑环境因素时降低1.01%;④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都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是σ收敛趋势并不稳定,σ值呈现出显著的波动特征。     

强可处置性视角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环境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从生态农业视角科学度量和提高环境效率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首先从农业面源污染特征、治理成本和环境规制方面研究联合弱可处置性视角下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然后,构建了基于强可处置视角的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最后,采用两种视角下的模型对比研究了2012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以及1991-2011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表明:1考虑农业污染的强可处置特征,2012年农业环境效率均值从0.98下降为0.86,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差异性更加显著;21991-2011年我国农业TFP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效率年均负增长1.4%,技术进步年均增长2%,均低于传统度量方法。3技术效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TFP总体上呈现了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协调性逐步得到改善;4各地区TFP均值均大于1,东部地区ML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但各地区技术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退步现象。两种模型实证结果及其差异性表明,农业环境效率评价、污染治理措施应当遵循农业污染物的特征和产生机理;采取源头减排策略能够实现农业增长、污染减少和环境效率提升的多赢局面;当前,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制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时,应考虑农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和污染特征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中国区域TFP增长的R&D贡献测度与评价

论文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1997-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R&D投入及其溢出对TFP增长的贡献.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将R&D投入分解成不同类型:来自政府的投入和来自企业的投入,将区域技术成交额作为区域间R&D溢出的测度.同时,通过Malmquist指数把TFP增长区分出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来自技术进步率两个因素.结果发现,12年来我国各地区TFP平均增长0.2%.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9%,而技术效率不仅没有带来TFP增长,反而造成了0.7%的TFP损失.不同类型的R&D活动对TFP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企业R&D投入对TFP作用的效果最大,且对于东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西部;R&D溢出(技术交易)带来的TFP效应居其次,且对西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而政府R&D投入的TFP弹性在三个地区均为负值.这些差异给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基于环境因素的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

考虑环境因素,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变动对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表明:东部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差别很小,中部略低于西部;1999-2008年间各年的ML指数均值都大于1,表明中国农业每年的生产率都在增长;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改进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为0.997,农业技术效率在轻微退步;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在上述结论基础上,对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率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农业资源利用模式体系构建的理论探讨--以江汉-洞庭平原为例

针对我国当前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方法途径的系统性与实践性不强的问题,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出发,应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与地域单元的要素组成及其结构层次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农业资源利用模式的三级体系框架,并分别按地域单元与行政区划设置了相应级别的空间尺度。同时,在此模式体系框架下,以江汉—洞庭平原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农业资源利用模式体系构建的实例分析,探讨了农业资源利用模式的应用与发展,为农业资源高效合理利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框架与实施途径。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改善耕地生态系统状况、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我国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484 4增加到0626 9,安全等级经历了“临界安全-较安全”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1996~2010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533%和052%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802%的速度下降;（4）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等。为了促进耕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我国人口资源与食物问题

人口增多,耕地减少,部分地区供水不足,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基本格局。由于人口的压力,对资源实行超强度的利用,使较大范围的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并成为许多地区多灾、低产、贫困的根本原因,较低的食物人均占有水平,将继续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严重限制因素。增加食物,必须挖掘资源的潜力,开源与节流相结合,以内涵挖潜为主。首先是要立足现有的耕地,致力于提高单产;同时,合理开发水域、山地、草地等资源,广辟食物来源,提高非耕地资源的生产力,提高林牧渔业的发展水平。耕地应以深度开发为主,走资源节约型(节地、节水、节时、节能)的集约化道路。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

农业增长除受到基本投入要素的影响,还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通过对1978-2007年总体和不同阶段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在要素投入并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了探究农业周期性增长的原因,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的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同时根据Griliches生产函数构造计量分析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的变迁,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周期性起伏。因此,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中国粮食生产中不同类型技术要素投入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以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函数系统分析 2002~2016 年中国粮食生产中土地节约型与劳动节约型两类农业技术要素投入的时空分异特征，并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2~2016 年中国粮食生产农业技术要素投入逐年增加。其中，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变化较为平稳,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则大幅上升。(2)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高值省份集中在华北地区，低值省份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高值地区主要位于我国北方，其中以东北为最高，低值省份则多分布于西南；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增幅高于土地节约型。(3)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的空间差异呈减小趋势，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的空间差异则显著扩大。(4)耕地经营规模和劳动力转移率对两类型技术要素投入均作用显著。同时，土地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还易受种植业比重的影响，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要素投入则受劳动力素质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应施行差别化的农业发展政策，提高技术要素投入的效用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整体增长。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中国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基于Gregory-Hansen协整分析

中国反复、多次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选取1978~2012年中国历年相关统计数据,采用Gregory-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结合结构突变分析,实证检验我国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正U型,且该曲线存在结构突变;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增排效应。因此,建议在保证经济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前提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来降低碳排放量,使"APEC蓝"能够成为一种"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