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 516、0. 552、0. 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 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 034、-0. 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 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 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土地流转能否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使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显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规模转入的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小规模转入农户,说明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土地流转对转出户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先于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显著。(2)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转出户获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转出户非农务工收入。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收入效应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且缺少更严谨的证明。本文基于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CRHPS),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并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从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其他类型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OLS方法高估了农地确权的实际增收效果。②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地确权有促进土地转出和抑制土地转入的趋势。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地确权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路径,农地确权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生产,通过直接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④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好,农户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普遍向城镇转移,导致农地确权带来的土地安全感知不明显,影响了农地确权激励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农户增收效果。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工作结束后,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农户家庭持续稳定增收,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包括宣传农地确权政策,扩大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等。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的协整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规模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农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早期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法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j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 of Northwestern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to consider the inequality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keep it within a rational range. Therefore, quantitatively measuring this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and hot issue. Us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s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onsumption,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this parameter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inequality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Theil index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 of northwestern China.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was clearly high. Decomposing the Theil index into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owed that spatial inequality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accounted for 63.89% of the total inequality). When the Theil index was decomposed into different sections along the Heihe River Basin (e.g.,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 spatial inequality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ternal inequality within the middle reach (this accounted for 80.95%). Finally,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Gini coefficients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resident income and population revealed tha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equality increased with rising income and population inequality, although the latter had a lower effect than the former.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Impacts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the key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happiness of more than 900 million farmers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 This study aimed to measur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through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s well as to analyze SWB’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U index was 12.79%, indicating that respondents were unhappy 12.79% of the time. Twenty-sev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ad a U index greater than 0, with the average value being 47%, indicating that these people were unhappy 47% of the tim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SWB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county, household size, generation number, per capita income, migration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ing,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rural residents’ SWB. The size of the impact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t factors.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04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村低保救助水平的评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范围内已经实现制度覆盖,自2007年制度全面推行以来,由于各省市财政对农村低保救助力度强弱差异,导致了对农村低保对象的救助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由于这种差异性受很多因素如价格指数等经济指标的影响,存在着不可比性.笔者通过引入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生活救助系数剔除这种差异性,从横向和纵向的视角对中国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救助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的结果发现,各地的农村低保标准相差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剔除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后,保障标准仍然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中西部农村地区(上海市除外).所以,建议这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要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当地农村低保名义标准,从而保证当地农村低保居民享受到的实际福利至少不应该低于低保名义标准.     

Humble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Urban Residents in an Urban Region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in This Region in China

It is a fact that in U.S. the im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city areas is free, but in China this type of immigration is restricted by HUKOU system （Hukou, namel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to control rural-urban in China）. All of those national policies in city areas are much better than those in rural areas, so those corresponding differences bring about great discrepancy of the economic status （mainly including GDP per person and income per resident） between rural and city areas in the same urban regio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urban re- gions because the percentage of urban residents in those urban regions is in-equable. The present paper mainly researches the topic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in an urban region in China,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a settle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Up-to-date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One year has passed since the Advice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tate Council was put into practice. The status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been improved effectively. Especially, their wages have been increased notably, the problem of default on wage payments has been alleviated, and the services offered to them by governments have been improved. However, some essential problems, such as low income and bad living conditions, have not been changed ultimately. Their strong wishes to become legal urban residents are still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Therefore,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current policies, make furth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crease relevant investments, gradually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barricades, and fund shortage problems that prevent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becoming legal urban resident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orough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