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划问题及解决思路探讨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基础理论和具体实践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使主体功能区划这一概念进入了炙手可热之后的无奈境地。在理论方面,主体功能区划在概念内涵、划分标准及划分依据方面尚有模糊难辨之处,区域划分的空间层级之间、主体功能和非主体功能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在全国及各省主体功能区划分实践过程中,在类型区与行政区、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动态性与区域管治以及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四组基础性问题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协调的局面。总结了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相关理论建设及具体实践之后,文章重新整理了主体功能区划的概念内涵、指标体系与方法,认为在管理主体方面应该实施国家、大区域、省级三层管理模式,在管理对象方面应该采取"3层+2类+X分区"的综合模式,在管理方式方面,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划分单元、区域协调、功能区管治以及与城乡规划的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思路探讨。     

区域差异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推进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差异性对我国的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这将逐渐成为其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之一。为了减小甚至消除这种区域差异性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本文从区域性这个角度出发,以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为切入点,以最优排污税费理论模型为基础,利用比较分析法,指出区域差异对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消极影响是存在的这一客观事实,并对不同行政主体主导制定的税费标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排污税费政策的相关对策。指出排污税费标准不能高度统一,应研究探索区域划分机制,结合区域特征推行差别排污税费标准,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污染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要建立动态的排污税费标准评估与调整机制,灵活地、适时地调整排污税费标准;同时,建立区域性的多主体协调机制,防范污染的区际转移,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别于单纯的"区域竞争"模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开发应满足前者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各省基于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2010年为基年,通过建立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调发展的进展程度。研究发现,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以占不到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2以上的人口和3/4的经济产出;农产品主产区的面积占比超过1/4,人口比例接近1/3;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比例接近56%,人口比例低于10%。2010—2014年,从全国范围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态势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吻合,表现为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有微降,而重点开发区有所上升;各区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具体到各省,研究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协调性"进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划分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同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三地,协调性进展有显著差异,也显示出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相反,一些惯常认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例如河北、青海、山西等地,在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效走在前列。部分地区低碳发展与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出相对不协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都出现了经济集聚度上升、产业结构劣化、CO_2排放大幅度上升、排放强度甚至也上升的趋势。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中国城乡互动发展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城乡互动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由于不同区域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各区域城乡互动发展的态势也有所不同,正确衡量我国区域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是科学制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规划与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在综合评价1986-21305年我国省域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近20年来中国区域城乡互动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相似发展水平的区域呈空间集聚分布态势,且20年来格局变化不大.该发现对促进我国区域城乡协调互动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财政支出的资源环境偏向研究

构建政府异质性偏好的理论模型,选取广东省为样本进行研究,测算不同主体功能定位下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结果发现:优化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偏向于经济建设领域,重点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侧重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发展模式,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则以资源环境保护为重点,这是由于:对国土资源空间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域,决定不同功能区域所承担的职能也不尽相同,政府在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好选择上相应有所侧重,因而也造成各功能区财政支出偏向的不同。应该指出的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政府要在"经济建设偏好"和"资源环境偏好"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     

要素适宜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内涵与机制

区域不平衡问题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实际和有效的回答,这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不平衡乃是一种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可接受的不平衡的程度以及区域发展的路径机制。文章在非均质空间假设基础上,提出了三层次的要素适宜度的内涵:区域内部要素间的和谐程度、要素禀赋条件与发展路径模式的匹配程度、区域禀赋条件与其发展成果间的适宜度。基于"要素适宜度"的内涵,认为要素适宜度的最优化才是更应努力追求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第一层目标),变差距为差异则是水到渠成的第三层目标。在第一层目标和第二层目标多次融合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果时,便可称为区域间达到了协调发展。于是,营造区域协调追求目标的转变氛围,改进区域政绩评价体制,并将区域转移支付用于改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应该成为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努力方向。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作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的战略核心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内页岩气、锰、钒、钛、钨、锡、锑、稀土、锂、磷等矿产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但受长期以来高强度开发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目前面临着开发布局结构不尽合理,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总体不高,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较大等问题。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下,亟需优化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空间格局,推动矿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在分析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特征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考虑了矿产资源本底、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交通优势度、缺水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要素,构建了以矿业空间格局优化为目标的功能区划指标体系,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采用判别分析法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重点避让区、扶贫开发区、矿业疏解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等五类功能区,分别以生态保护、资源扶贫、高端引领、统筹协调和绿色转型为主导任务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并针对各功能区特点提出了分区引导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控制区和主体功能区的广东省差异化环保准入对策研究

根据区域不同条件和特点,推进实施差别化发展和环保战略越来越受到管理者的认可。管理主体、施策目标、考虑因素、时间跨度的不同,导致空间划分格局上的差异。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和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各自从环保分区指导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角度,分别提出了三级控制区划和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方案,两者区域交叉重叠,配套环境政策不尽相同,给实际的环境管理带来一定困难。通过对两个规划区划体系进行的空间叠加分析,认为可以将环境保护规划提出的严格控制区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的禁止开发区进行综合,划定为省域生态红线,进行统一的强制性保护。并在两者其他区叠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从空间准入、行业准入和项目准入等层面对构建差异化环保准入政策体系进行了探讨。     

主体功能区划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基于机会成本和佛冈样域的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四类开发区域。显然,实施这种安排需辅之以生态补偿政策,以弥补后两类区域因被限制或禁止(工业)开发而损失的经济利益。而国内现行或试行的生态补偿因数量太少、标准过低而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各地争相挤入重点开发区域而抗拒被定位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即使被划入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也不甘"寂寞"而设法实行变相开发。这就需要研究生态补偿的合理量化标准,通过对代际和区际公平的充分兼顾来增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可行性。本文基于机会均等观,运用机会成本法,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与发展机会成本的数量关系模型,提出了对生态功能区的单项与综合补偿标准并选择样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主体功能区划下,特定区域接受"限制"或"禁止"开发之定位安排的经济底线是所获生态补偿足以弥补因限制或放弃开发而付出的机会成本。因"限制"或"禁止"开发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则该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一地限制或放弃工业增长后所相应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及其他相关收益。据此核定的生态补偿标准才具有较大公平性和可行性。在实施中,不同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从单项(财政收入)补偿逐渐扩展至综合补偿。在此基础上,未来还可考虑纳入生态建设投入补偿和环境服务付费(PES),使生态补偿标准对各地承担生态屏障、致力可持续发展更具激励性。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与竞争力研究

促进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是推动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开展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相关性的研究可以为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相关决策指导.为分析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对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本文选取区位熵反映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具体地,选择企业数量区位熵反映矿产资源产业区域集聚度.选取产业产值区位熵反映矿产资源产业经济集聚度;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则选取产值利润率借以反映.通过衡量我国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区域集聚度、经济集聚度和产值利润率,得出我国西部大部分矿产资源产业仍停留于企业"扎堆"的区域集聚,经济集聚不足,尤其是下游加工业,这导致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产值利润率低下;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正相关,且经济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推动作用更强.因而,不仅要发展下游加工业,而且要提高产业集聚度尤其是经济集聚度,以更有效地推动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区划方法的探讨

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区域划分。本文结合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对中国自然地理与杜会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的研究成果．借鉴黄秉维先生所提倡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生态区划．人口区划等四种全国性区划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区划系统。采用叠置与专家评判法首先将全国划分成三大地带．再在三大地带内部划分出N个大区：然后对全国县域（或公里格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并按类型归并．将归并结果嵌入到N个大区中，用大区的可持续发展等级及地区编号对其命名。     

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本文论述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中国实现可持续的水利水电工程开发的主要对策。     

论水资源格局与可持续发展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我国水资源自然格局及利用格局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撑的水资源,其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格局,即流域经济系统格局,并实现流域基础上的区域竞争与协作一体化     

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提高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深入挖掘大气污染减排潜力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和消除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生态效率理论,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与技术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科学测算2006—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差距比(TGR)"这一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大气污染排放技术的差距,并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一步将各省份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以此定位各省份大气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进而构建策略矩阵,将全国各省份归入四个不同排放效率特征的方阵,并给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与措施;深入揭示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气污染排放强度效率"这一全新概念并考察其演化趋势;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我国省际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外部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年均仅为0.493,污染减排潜力巨大;2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地区差异显著,无论是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还是排放技术水平,东部地区都是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潜在排放强度,这表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4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对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煤炭消费比重上升与人口密度过大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5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     

基于新环保法解读的长江经济带开发环保法制探析

长江经济带近年来上升为新一轮的国家战略,然而区域内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压力,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其有序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新环保法的出台与实施为长江经济带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从生态环境退化、物种持续减少、环境事故高发等7个方面剖析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趋向,并从明确政府环境责任、解决违法成本低等5个方面对新环保法展开解读,然后基于综合规划、合理布局、严守红线、优化技术、地方立法、依法行政、降低风险、公开信息与共同参与等9个方面对长江经济带的环保执法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开发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第三产业推行清洁生产初探

本文论述了第二产业清洁生产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第三产业清洁生产的必要性,并通过举例总结归纳了第三产业清洁生产技术方案,为我国加入WTO后实现可皇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效率问题是中国科技创新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以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发面板数据为基础,以专利为创新的产出指标,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为创新的投入指标,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各地区创新过程中的效率情况进行了实证测评,并就影响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主要的研究发现有: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对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R&D人员投入比R&D经费支出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劳动者素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产业结构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与专利并不能全面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关;各地区的创新效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且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越来越紧密;区域创新效率有收敛的趋势,后进地区的追赶效应明显.本文结论为国家及地方创新工程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的减碳及经济环境互馈影响研究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备受世界关注,新形势下低碳发展成为中国发展路径的新选择,而高速铁路是长距离运输低碳化的具体体现。基于运营阶段的行车碳排放换算,综合考虑多种交通工具的实际运载能力、标准运行速度等指标,分析中国高速铁路行车运营的减碳效果及经济环境互馈影响。研究发现:(1)以单位运输能耗量及该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计算,中国高速铁路行车与其余交通运输方式相比具有显著减碳效果,其百公里人均碳排放量约为航空运输的1/5和高速公路运输的1/3,且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逐步优化,减碳效果将会愈发凸显。(2)结合中国旅客周转量比例进行折算,自2008年至2015年高速铁路运输累计减碳2 610万t,从空间上看,省域差距明显,高速铁路运输繁忙的京沪线及京广线沿线地区,成为2015年高速铁路行车运营减碳效果的高值区,亦由此呈现出带状聚邻的正空间自相关性。(3)高速铁路运营产生经济环境的良性互馈影响,一方面环境优化具有潜在经济效益,2008—2015年的减碳效果相当于降低碳交易成本逾10亿元,其绿色设计及应用也益于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高速铁路运营经济收益具有潜在环境补偿能力,2008—2015年累计对区域节能环保支出贡献逾30亿元,其中高值区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分布呈斜T字型结构,其成因与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占比、出行结构等因素相关。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合理增强高速铁路运输效能、继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等优化对策,以期从出行视角为中国低碳发展提供交通领域的理论支撑。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

探寻空间差异视角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创新城市建设用地高效配置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并根据MookherieeShorrocks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地理格局,且从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2001年的0.750 1下降至2014年的0.694 8;2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均不断加剧,基尼系数表现出"稳定上升——逐渐下降——趋于稳定"的变化路径,且从东、中、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三大区域分组设定的情况下,组内差异增加是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程度加剧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4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和结构因素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仅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