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 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 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基于效果-效率-适应性的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模式评价框架构建及初步应用

由于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我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中的管理问题比技术问题更加突出,选择适宜的组织管理模式尤其重要。融合了效果分析、效率评价和适应性分析,尝试构建一个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模式综合评价框架,并选择太湖流域4个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方法例证。研究表明,传统的养殖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应用于小型、分散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时面临着经济效率低、适应性差难题;农村废弃物处理中心、种植企业和有机肥企业的参与可以改善小型、分散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效率;综合考虑效果、效率与适应性,种植企业、有机肥企业主导型模式的适宜推广范围更广。应根据不同地区种植-养殖产业关系、污染治理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投入能力等,灵活组合应用不同管理模式。     

中国中部某市小规模畜禽养殖污染现状调查

为了解我国中部某农业大市小规模畜禽养殖污染及治理现状,总结和借鉴其养殖污染防治经验,探索我国小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可行道路,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重点了解该市小规模畜禽养殖场的养殖规模、养殖模式、粪便处理方式等基本情况。结果表明:该市小规模畜禽养殖基数庞大,年排放COD和氨氮总量分别可达71 784.55t和6 591.75t,且养殖场普遍存在选址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建议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科学规划种养业布局和规模,大力推行生态种养结合模式、零排放养殖技术、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逐步实现清洁养殖。     

邹平县畜禽养殖粪污处理现状及对策

本文通过邹平县畜禽养殖现状、饲养量、粪污产生量、分布情况、粪污利用情况、存在的问题等因素的分析,结合我县畜禽饲养和粪污处理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为畜禽粪污环境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生物质能政策变迁研究:2000—2019年

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沼气是生物质能发展的两大着力点,两者在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政策设计和发展也各有不同。以政策网络理论、政策变迁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搜集整理中央层面关于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沼气的政策文本,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分析政策的发文时间、文本类型等文本外部属性特征,且根据政策文本内容划分了5类政策目标和13类政策工具,深入比较不同生物质能源在变迁中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网络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物质能的政策变迁,呈现多元化的演进动态:(1)生物质柴油与沼气政策的发文单位与发文类型在各时间段有所异同,整体来看,生物质柴油与沼气发文最多的单位为国务院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同的是生物质柴油发文数量位于第三位的是国家能源局,而生物质沼气是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在发文类型方面,"通知与意见"类型构成了主要占比。(2)同一生物质的政策目标与工具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变迁中,有延续性和差异性。例如,生物质柴油在各阶段始终以技术创新、能源供应连续性为主要政策目标来保证政策延续性,但在不同阶段也会关注环境可持续性、工业发展等;在政策工具上,生物质柴油即使在变迁中也都会使用财政支持,而各阶段配合使用的工具重心也不一致。(3)不同生物质能源使用的政策工具在同一时期也存在异同。如在第二阶段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沼气所聚焦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完全不同,在第一和第三阶段两者则存在小部分相似。(4)不同生物质能源的政策网络在各阶段表现存在异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始终是政策网络中的重要主体,各个阶段不同生物质能发文主体的角色和协调互动情况随政策变迁而变化。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统筹运用、建立有效的政策网络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启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与政策工具选择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地跟进。梳理相关产业政策变迁之中的内在逻辑,分析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本文基于政策框架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对有关新能源汽车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将关注重点从政策的评价转到从历史的角度关注新能源政策变迁的推动力上。政策变迁是与其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的,这些动力因素又总是体现为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历程中,其主导力量或政策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也可以分为政府主导、汽车厂商主导和消费者主导的三个阶段。政策变迁体现了政策本身的社会价值。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各种不同政策要素及其相关性,本文发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组织性政策工具、管制性政策工具、经济诱因性政策工具、信息性政策工具和资源性政策工具这五个方面,经济诱因性工具和信息性工具应该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工具,组织性和管制性工具只适用于产业化初期,后期应逐渐减少,而自愿性工具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完善前不提倡使用,在该产业市场得到完善后可以成为政府的选择之一。经过研究发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注意自身的作用范围,适当处理市场与政府规制的便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制效率,是未来产业化政策工具选择应重点关注的环节。同时,政府必须在政策上致力于技术创新,把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互花米草厌氧发酵产沼气研究进展

互花米草是国家环保总局首批公布的十大外来生物入侵物种之一,也是唯一的海岸盐沼植物。由于生长速度快、繁殖能力强、生物量大以及不占用耕地等特点,是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优良物种。通过厌氧发酵将其转化为沼气,不但可以控制互花米草过度生长繁殖,解决其资源化问题,每年还可获得数量不菲的沼气,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将近年来互花米草厌氧发酵产沼气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主要包括互花米草特性、厌氧发酵产沼气的优劣势、可行性及相关研究进展以及今后的研究重点和展望,厌氧发酵产沼气研究进展包括直接发酵、过程控制、预处理、混合发酵和深度气化利用。互花米草中钠抑制的消除、机械收割、厌氧发酵工艺、相关工程技术设备以及能源化利用长效运行管理机制等将是今后互花米草能源化利用研究的重点     

中国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变迁逻辑与完善路径

系统梳理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聚焦内容和发展趋向,有助于明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完善路径。研究立足于已颁布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文本结构和内容,找出中国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当前“无废城市”建设的政策需求,提出政策优化完善路径。研究发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文本类型多元、效力级别多样,政策框架体系逐步优化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烙印和动态演变特征,政策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政策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政策执行更具指向性和可操作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二次污染、回收利用、循环经济等是政策关注焦点;政府从宏观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以政策引导规范为主,注重政策协同、技术支撑、治理水平提升等助推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目标实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实施的工具手段多元化、要素支撑多样化,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支撑关注度逐步提升、管理模式与治理路径已进入适应性转型。立足现实需要,固体废物管理的市场化政策与激励机制不足,适用性技术关注度不高,综合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结合国外“无废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实践行动和政策举措,从固体废物生命周期管理政策、技术范式政策、主体协同政策、引导激励政策及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提出中国“无废城市”建设的政策完善路径方向。     

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碳减排潜力研究

有机废弃物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其资源化利用不但能解决自身对环境的污染问题,而且对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和城市生活垃圾等作为典型的有机废弃物,使用IPCC及CDM EB推荐方法学,结合文献及统计数据,估算了2003-2008年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式估算其碳减排潜力。结果表明:2003-2008年福建省有机废弃物资源量年平均3 875.56×104t,其中农作物秸秆704.06×104t,禽畜粪便2 846.06×104t,城市生活垃圾325.45×104t;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碳减排潜力年平均140.18×104tCO2e,其中农作物秸秆贡献36.69%,禽畜粪便贡献43.23%,城市生活垃圾贡献20.07%。为便于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碳减排潜力的实现,福建省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快发展规模化养殖或建设户用沼气池;避免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并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加快垃圾处理从卫生填埋向焚烧发电的转化。     

浅析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及减排对策

客观阐述了当前农业源污染减排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居于农业源污染的首位,农业源减排需从畜禽养殖减排入手,综述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危害及污染现状,从法律法规、养殖方式、养殖业主的环保意识、地方政府管理、粪便资源化利用以及污染防治等方面分析畜禽养殖污染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畜禽养殖污染减排对策。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探讨

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政策应遵循三个原则：服务于我国循环经济概念与内涵原则。服务于循环经济实践的原则。用足用好现有政策和补充缺位政策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法律体系应包括四大类：基本政策、核心政策和基础性政策。技术政策可以融入这四类政策之中。基本政策是统领循环经济所有政策的根本。是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的综合性政策。基础性政策是指为循环经济重点领域实践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政策。大致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经济制度、基础性激励政策和考核政策等。核心政策是直接推动循环经济重点实践领域的政策。在核心政策中。需要切实落实和用足用好的现有对循环经济发展较有利的政策有：生态工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清洁生产政策）。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业税费优惠政策。能源节约和再生能源政策。环境友好型产品标志（标识）政策；需要完善的薄弱政策有：生态工业园建设政策。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政策。生态农业政策。资源开发利用政策；需要新建立的缺位政策主要涉及消费领域、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能源节约型城镇基础设施和建筑领域。     

牛羊粪便资源化利用研究——基于全国和临夏县两个层面的分析

草食畜牧业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发展的重点,伴随饲养比重的增加,畜禽粪便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为避免面源污染,维护良好的农业农村环境,提升我国生物质能源利用潜能,本文以牛羊粪便资源化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和全国作为研究区域,对牛羊粪便资源化利用作出梳理,分别对作为农家肥(肥料化利用)和沼气资源加以利用的潜能作出测算。以农业部发布的养殖业产排污系数和相关养分含量系数为基础,将我国2013年牛、羊粪便的COD折算成相应的折标煤,将TN(氮)和TP(磷)折算成尿素、过磷酸钙、磷酸二铵等常用肥料,对牛羊粪便资源化利用作了初步评估。2013年牛羊粪便可产生氮5 143 400 t,折合尿素11 181 300 t;产生磷733 600 t,折合过磷酸钙12 018 300 t。全国牛类粪便COD排放量为118 183 200 t(奶牛30 310 700 t,肉牛65 912 000 t),羊粪便COD排放量为48 800 t,牛羊粪便共可产生沼气资源53 713 900 m3,约38 351 700 kg标准煤。同时,以甘肃省临夏县作为对象,结合调研数据,得出2013年临夏县牛羊粪便COD产生量合计约48 145 269.74 kg,折算出沼气标煤当量为28 176.82 t;含氮量为2 557.18 t,含磷量为256.40 t,折算成化肥相当于5 559.09 t尿素和4 200.48 t过磷酸钙,或者1 050.12 t磷酸二铵和5.19 t尿素。因此,牛羊粪便资源化利用可以产生节本、增效、环保的叠加作用。政府要加大技术指导和财政扶持力度,尤其在贫困地区,要以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推动当地脱贫进程,同时提升土壤质量,提高农产品产地安全保障。考虑到散户比例较大,尤其在西部地区,建议尽快建立政府引导、合作社带动的牛羊粪便收集利用机制。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尚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鉴于此,本文基于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基于其"集体行动"与"利他主义"属性,应用T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对农民环境保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冲击。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得到了多数农民的认同,68.3%的受访农民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具有投资意愿,且意愿投资水平为8.46-12.39元/月;2社会资本变量中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制度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3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物质资本中的家庭纯收入、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兼业、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均表现出积极的作用;4要缩小私人投资与社会最优投资之间的差距,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统一,需要政府或宏观经济管理者在制度安排上向其倾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或舆论引导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水平,增进农民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民众对法规持有的"法不责众"态度;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基于污染控制的畜禽养殖场适度规模的理论分析

当前，规模化逐渐成为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思路，而现实中大规模养殖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污染控制的角度看是否存在最优养殖规模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基于耕地对氮磷的承载能力、运输成本、排污费等变量构建了数理模型，探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畜禽养殖场的最优规模问题。结果表明：在养殖场自由选择养殖规模时，出售一个养殖单位获得的经济收益越高、耕地对处理剩余物的承载能力越大，则最优养殖规模越大；而一个养殖单位的直接生产成本和粪便处理成本越高、畜禽粪便经处理后的剩余物越多、运输成本越高、排污费越高，则最优规模越小。在养殖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提高排污收费时畜禽养殖场将提高其处理剩余物的还田处置比例。最后，指出在畜禽粪便处理技术难以有效去除氮磷、对养殖场是否合理处置最终剩余物难以监管的条件下，对养殖场进行规模控制将是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的一个政策方向     

利用水葫芦治理水体富营养化与生产沼气的环境经济学分析

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水葫芦是治理其泛滥的有效途径。利用水葫芦去除水体中的营养物并利用其生物质生产沼气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但是其环境经济效益尚不明确。以滇池为例，针对富营养化水体的水葫芦控制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与将水葫芦打捞后填埋处理相比，将所打捞的水葫芦用于生产沼气具有经济可行性和能量效率。与现行的填埋处理法相比，实施沼气项目不但同样能控制水葫芦泛滥，而且能生产能源。此外，填埋水葫芦会释放甲烷这一环境问题值得重视，利用水葫芦生产沼气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减排的价值取决于沼气厂的生产规模。由于将水葫芦填埋和用于生产沼气都能去除水体中的营养物，只有当沼气厂的水葫芦处理量大于当前的填埋量时，沼气项目才具有额外的水质改良价值。在中国关于水污染控制、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等政策的背景下，利用水葫芦生产沼气是一种潜在的政策响应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应用进展

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原本为燃料和肥料的农业废弃物的利用越来越少,农业废弃物数量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多样。大量农业废弃物累积,对环境构成了极大的污染并威胁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健康,因此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将其加工转化对合理利用农业生产和生活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危机成为了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综合多样新型利用农业废弃物的应用进展情况,对其资源化利用进行总结分为5个方向:即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质化及工业原料化,并进行分析究竟采用何种利用方式,应根据具体条件因地适宜的综合选择,使技术上向机械化、无害化、资源化、高效化、综合化发展,产品上向廉价化、商品化、高质化、多样化和多功能化靠拢。物尽其用、变废为宝、高效利用废弃物达到消除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工具-过程-主体”视角下中国湿地保护法律政策文本分析与评价

法律政策文本是国家治理目标、价值、内容和影响的集中体现,其中,工具-过程-主体是三个重要的变量。湿地在中国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地位,现有研究尚未对湿地法律政策文本和工具做出全面、立体和深入的研究。因此,该研究借助法律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和Nvivo12研究工具,构建“工具-过程-主体”三维框架模型,对国家层面颁布施行的100个湿地保护法律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湿地法律政策经历了启蒙、发展可持续、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全面展开四个变迁阶段。根据三维框架和历时性分析得出,中国湿地法律政策呈现的稳定的知识结构在于：工具选择与多元共治模式均表现出依赖政府主导的特征,整体呈现出对更深层次的矛盾关注不足、湿地系统治理监管的全局性不够等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湿地保护实践和制度嵌入理论,提出了湿地保护工具策略组合和治理结构改善建议：(1)遵循湿地法律政策演变规律,通过推进自然资源确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细化绿色金融工具制度设计,进一步优化湿地绿色发展市场机制;(2)均衡湿地工具使用,在坚持命令控制型工具主导的前提下,注重新型经济激励工具和社区共建型公众参与工具的运用,迈向多方...     

中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本文简要回顾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环境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探讨了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环境政策,如何有效执行环境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