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也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探索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前因变量和形成机制是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引发的多利益主体复杂关系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保证乡村旅游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文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居民旅游参与度和旅游影响感知为中介、地方依恋为调节,以山东省8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研究地,量化分析政府信任对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旅游发展参与度、旅游感知获益和支持度,负向显著影响旅游感知成本;参与度和旅游感知获益部分中介政府信任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地方依恋对政府信任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从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切入,阐释了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形成机制,在影响机制探索中强化了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作用,对深刻理解居民政府信任促进旅游发展支持度的传导机制、激发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这意味着,为有效提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需要重视社区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增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广泛吸纳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提升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获得感,并培育居民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进而发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未来预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抉择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考察农户未来预期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积极的预期使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对农户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分化在"未来预期—宅基地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影响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对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将积极的预期转化为退出行为的概率越大.故此,可从稳定农户预期和创造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能力及条件人手,稳定农户预期,关注农户就业,鼓励和引导有积极预期、有条件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乡村转型视域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驱动机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框架

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现象之一,是缓解乡村振兴中旅游用地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要途径,而农户旅游行为则是推动土地旅游化利用的内在动力。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和长沙市典型旅游村451份农户调研样本为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乡村转型视阈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的驱动机理,以揭示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规律。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中存在“意愿—行为”的自主驱动、“意愿—组织支持—行为”引导驱动、“行为态度—行为”经济驱动、“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约束驱动和“情感—行为”情感驱动等五重内在逻辑关系。其中,“意愿—行为”自主驱动占主导地位,组织支持的引导驱动是衔接农户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关键动力。(2)乡村旅游经济、社会效益预期是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态度的重要驱动力,符合经济激励和价值追求的双重逻辑;规范信念是农户主观规范的重要因素,其中指令性规范作用较大;农户知觉行为控制中更注重对风险评估和抵御机制、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以及专业技能水平的考量;土地旅游价值功能认知与土地依恋是农户个人情感维度重要因...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为例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难点之一。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在运行阶段普遍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农户能否以付费形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供给,对于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云南省拉市海流域作为案例地点,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度农户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服务的支付意愿,并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运行成本讨论农户意愿支付水平的成本有效性。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有意愿且有能力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付费,低、中、高三种处理效果下,农户的实际意愿支付水平可以覆盖适宜工艺的运行成本;各处理效果下,农户的主体意识、与环境改善相关的收入对其意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应加快建立起农户付费制度,拓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资金渠道。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在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元江干热河谷坝区和半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空间分布上河谷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大于半山区;河谷区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半山区除人力资本外其余的均较缺乏。2种植、养殖和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组合是该区农户普遍采取的生计策略。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自然资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该区农户由纯农户向非农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农民的生计安全与质量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的政策协调发展、消除贫困并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基础,农户的生计资产为框架核心,通过建立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的生计资产状况和由此决定的资产配置方式--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结果表明:对张掖市甘州区农户而盲,物质资本的值最高(其值为0.609),人力资本的数值相对较高(其值为0.516),社会资本次之(其值为0.354),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数值相对较低(其值分别为0.286和0.24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缩小0.119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扩大9.698倍.所以要想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加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使其有能力和资本储备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从而促使农户生计水平得以提高.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提高贫困人口的谋生能力,帮助扶贫对象建立可持续生计,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意义。生计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要素,生计策略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载体,因此,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生计资产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优化。本文在查阅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剖析减贫机理-提出减贫路径"的研究思路和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从生计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生计策略等两大方面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对文献研究结果总结提炼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中国贫困治理框架,其中心思想为:贫困农户处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因素组成的脆弱性生计环境中谋生,生计环境对贫困农户生计资产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可以识别出贫困原因,探明生计发展的约束或短板因素,找出农户生计构建的突破口;然后通过相关政策实施的扶持,帮助贫困农户建立能适应各种外部环境的可持续生计策略,最终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和稳定脱贫。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时空差异及动态研究、基础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等。     

农户生计韧性驱动机理及其生计环境效应

农户生计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增强其抵御内外部风险的韧性对于稳定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韧性评估框架,从生计资产、农业交流和学习、适应能力、社会安全网、基本服务可及性5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湖北大别山区七里坪镇开展实证研究,以302份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驱动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高水平,与各维度存在共生关系,呈梯度渐进增长态势,其中适应能力是农户生计韧性的短板。(2)健康状况、劳动力数量、信息获取渠道、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农户与村民关系、集体事务参与程度、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和规章制度运行情况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3)农户生计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随农户生计韧性增加而增大。对此,应提高农户适应能力,从多维度增强生计韧性并降低农户生计的生态环境成本,以有效促进农户生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利用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大部分农户具有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其中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相当,且高出二兼农户;（2）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价值的感知是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共同因素,农户感知农业废弃物资源的价值越高,其利用意愿也越强;（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性别对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年龄对纯农户和二兼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均为负,尤其是对纯农户影响更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尤其是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获取经济收益的感知正向作用于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尤其是对一兼农户有更大程度影响;对纯农户而言,对自身经济条件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其利用意愿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农户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之一,也是影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因素,在贫困地区,遗产保护与农户脱贫的两难困境更为突出。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为案例区域,通过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构建和量化,对比分析了不同生计途径农户的生计状况。评估结果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值为2.312,生计资本处于匮乏状态,金融资本值最低,而文化资本值最高。从事农业和打工是当前农户的主要生计途径,旅游接待成为生计拓展的重要形式。三类农户生计资本值和家庭年均收入排序相同,都表现为旅游接待户打工兼业户纯农业户,纯农业户的生计状况最差。从单项生计资本看,旅游接待户和打工兼业户的人力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比较中,旅游接待户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说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兼业,农户开展旅游接待需要较高的物质和金融资本作为基础。这意味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大力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延长农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开展旅游接待培训,从人力、金融等多方面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实现生计途径拓展。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自然灾害水平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湖北省仙桃、监利、竹溪3地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分别研究5类自然灾害频率与损失度对于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程度,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湖北地区水灾和旱灾情况最为严重,其发生频率与损失度均对农户投保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病害和虫灾损失度对农户投保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发生频率对农户投保意愿的作用不明显;与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相比,损失度对农户投保意愿的影响更大;农户投保意愿与实际投保行为存在明显背离之处,旱涝保收地区存在投保过度现象,灾害严重地区存在投保不足现象。根据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旱涝保收地区应适当削减农业保险投入;农业保险应向自然灾害严重地区倾斜;以赈灾的形式解决严重自然灾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