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GE模型的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机制模拟及其经济影响

绿证交易机制是中国推动能源结构和电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经济手段。该研究构建了具有电力部门细分特征的中国“能源-环境-经济”递推动态CGE模型，模拟了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框架下实行强制性绿证交易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强制性绿证交易能够替代电价补贴政策促进新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有限，2030年相比基准情景最高仅可削减3.804%的全国碳排放总量。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约束目标将对绿证交易机制的运行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有针对性地提高风电消纳目标，可以有效促进风电行业发展，但存在扭曲绿证交易市场、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风险。提高新能源电力的消纳责任权重需要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但整体来看模拟期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幅度较小，各类政策情景下实际GDP下降率不超过0.8%。在保证绿证真实绿色属性的前提下，具有较高灵活性的代理模式绿证交易可以缓解风、光电力消纳目标对用电行业生产成本和GDP造成的压力，更具成本有效性。扩大绿证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能够激发绿证交易市场活力，进一步缓解强制性新能源电力消纳目标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也相对较弱。基...     

绿色电力证书的法律属性、制度功能与规范完善

完善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相关的法律规范,前提是准确识别绿证的基本法律属性和制度功能。绿证代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环境、社会和其他非电能属性,由于其独立的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稀缺性、可控性及可交易性,故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同时,绿证具有证券的衍生性、要式性及文义性特点,但在表征内容、使用范围、效力、交易范围等方面与证券具有本质差异,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证券,而仅是属于一种证券化财产。绿证的复合性、风险性和便捷性特征,决定了绿证制度具有证明履行或替代履行功能、兑现环境价值与投融资功能、引导促进绿色电力消费以及助力绿色核算的功能。绿证专门性规范文件主要是《自愿认购通知》及其附件《认购规则》,其在规范理念、制度内容及形式效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绿证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应重点围绕绿证作为证券化财产的基本法律属性,相应完善《认购规则》的理念和框架体系,并从价格机制、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交易限制,完善纠纷解决及申诉机制等方面规则内容;待实施条件成熟后,逐步提升立法层级与效力。尽管《民法典》《证券法》等调整私主体间交易行为的法律规范为实施绿证制度提供一定的规范基...     

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减排效应

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启动,其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在促进电力行业碳减排上的协同效应值得关注。传统观点认为碳交易政策下碳排放总量被固定,总量控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将不再发挥额外减排作用,甚至会引致碳市场配额过量,扭曲碳市场价格。为此,该研究面向全国碳市场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察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并行的减排效果及其政策协同路径。研究发现：(1)针对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均会带来全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总量控制力度越大或补贴力度越大,减排效果越明显。(2)仅覆盖电力行业的碳市场会产生“碳泄漏”效应,导致非电力行业碳排放量上升,在此基础上继续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或会借助行业间生产要素转移缓解“碳泄漏”,抑或会通过绿化电力生产结构催生碳市场配额过量。(3)二者叠合时,补贴资金来源为居民一次性税收（居民收入税）时的减排效果要优于资金来源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税（电力消费税）时的减排效果,且要警惕后者“越界损害”。(4)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会导致碳交易价格下降,采用固定上网电价补贴要优于浮动上网溢价补贴,需梯次提升总量约束力度可有效抑制碳交易价格下跌。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完...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不完全竞争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比较

上网电价补贴(FIT)与绿色能源组合标准(RPS)是目前针对可再生能源实施的两类主要支持政策。对于二者政策效果的比较、特别是在非竞争性电力市场中二者政策效果的扭曲,是理论和政策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由传统火力发电企业和绿色能源发电企业两类主体构成的部分均衡模型,比较了不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制度与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和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寡头垄断的电力市场中,FIT政策比RPS政策更能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和比重的上升。模型中RPS政策下的均衡电价高于FIT政策的情况,导致对绿色能源的需求下降。对欧盟2004-201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FIT政策对风力发电总量有显著促进作用,而RPS政策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使用中的比重。其背后的机制是尽管RPS导致较高的电价、降低能源需求,但仍然能促进可再生能源需求的相对提高。电力市场垄断对风力发电量有负面影响,但并不能证明这一影响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政策实现的。电力市场规模、技术等控制变量也对可再生能源使用有一定影响。在门限面板模型中,当电力市场垄断程度指数大于0.35时,即一国最大电力企业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垄断对风力发电的负面影响更大。     

名词解释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五”规划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建议。其基本含意是 ,在地区电力建设中 ,可再生能源发电需保持或占有一定的比例。使与配额比例相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可在各地区 (各电网 )间交易 ,以解决地区间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差异。国外的年度配额制度指供电商、消费者每年必须消费一定额度的绿色电力 ,未能完成的必须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强制性年度配额制度的实施可保证绿色能源市场的需求 ,从而增强相关设备生产商和绿色能源生产厂商的投资和生产信心 ,调动相关技术开发的积极性 ,以便使绿色能源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绿色电力证书　国家根据绿色电力生产商实际入网电力的多少而向其颁发的证明书。购入绿色能源证书是供电商、消费者完成其年度配额的手段。绿色电力的价格是由基本价和能源证书价格两部分决定的。基本价是指普通电价格。换句话说 ,供电商在供电时 ,及消费者在消费电时是分不清哪个是绿色电 ,哪个是普通电的。绿色电力的特殊价值只是体现在绿色证书上 ,只有绿色证书在市场上被售出 ,发电商回收了成本 ,绿色能源的真正价值才体现出来名词解释     

论构建中国用能权交易体系的制度衔接之维

用能权是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的管制性财产权。用能权交易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用能权交易制度旨在从供给侧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与其并行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还包括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的规制对象、规制手段、制度设计目的和约束功能相近,故两者存在制度重复建设问题。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设计目的具有协同性、规制对象有交叉,但两者在用能权指标和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履约等方面存在制度衔接不畅问题。通过法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对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整合与重构提出了建议。中国应当取消目标节能量交易制度,并以核定用能权交易取代项目节能量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衔接层面,应当打通用能权交易体系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联合履约机制,即允许用能单位或排放单位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用能权指标、核定用能权、碳排放配额或核证减排量履约。用能权指标与碳排放配额在履约方面的衔接机制重点在于一级市场的对接。用能权的初始分配仅仅是为重点用能单位设定节能义务的过程,应当以公平为原则,并且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相对于用能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是为了控制排放单位对碳排放空间这一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在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环节,政府应当通过有偿分配的方式以实现国家对碳排放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建立核定用能权和核证减排量的联合履约机制,既允许用能单位购买核证减排量抵消其超额耗能,也允许排放单位购买核定用能权以抵消其超额排放,并对抵消比例设定限制。     

电力短缺与动态定价模型——以广西为例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广西作为一个水利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针对这种情形,政策制定者和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电力短缺．例如取消对用电大户的价格折扣、分时分地区限制用电、限制空调取暖等设备的使用等，但这些措施并非长久之计。我们认为广西现行的政府单一定价并不能反映电力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也是造成电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因此。根据电力市场实际的供求状况对电价进行重构仍然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手段。本文扩展了Forsund（2005）的动态定价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重构的电力价格将随水价值的变化而波动。此外，我们比较了社会最优和自然垄断情况下的定价机制．发现社会最优价格与垄断价格的差异有可能加剧电力短缺。     

中国采矿企业税收负担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矿产资源及能源供应趋紧,中国采矿业将面临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压力,而现行矿业税制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采矿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本文以2005-2012年间全国代表性30家矿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采矿业实际税负水平及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①实际税负水平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采矿企业绩效,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使用所得税优惠保护本地采矿企业,加之中央企业拥有主动避税动机和条件,相对于总体税负而言,采矿企业所得税税负与经营绩效之间负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改革中国采矿业税制政策建议如下: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与矿产品价格变化相适应的弹性税制;完善和优化采矿业增值税政策;细化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中扣除项目的内容;制定合理适度的采矿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适时开征矿山企业环境税;加强税收征管,重点防范中央企业内部转移定价问题,从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效果评估与未来展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至今,中国可再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仍然面临一定障碍。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方案。本文首先对中国2005—2019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路径进行总结梳理,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在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包括政策有效性、政策成本、技术进步等。结果表明,中国过去十年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是积极有效的,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另外,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显著,然而基于历史经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2020年平价上网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下降。结合当前及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及面临挑战,我们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内生激励并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建立储能技术市场机制,为减少弃电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推进碳金融体系建设,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来源并降低发电成本。     

Policy innovation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a case-study of Japanese renewable energy public support programs

Due to local scarcity of fossil fuel reserves,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has been 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ergy policy agenda for decades. Whil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government budget was being allocated to renewabl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very little attention was paid to public support for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n 2003,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acted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scheme, which requires electricity retailers to supply a certain amount of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to grid consumers. The RPS legislation had been expected to ensure market efficiency, as well as bringing a steady increase in renewable capacity. Later, in 2009, the feed-in tariff (FIT) scheme was introduced to let electricity utilities purchase electricity generated from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with regulated prices. This paper aims to use the choice of renewable policy as a case-study to understand barriers for polic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mainly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RPS and FIT in Japan.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Japan, most policy-makers face the ‘lock-in’ of existing technology, which frustrates the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For this reason, there is reluctance to allow experimentation that could promote a shift to other energy sourc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apid change towards green industry, innovation policy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through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ethods, such as a carbon tax for fossil fuels; enlarge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deployment to sources such as wind, geothermal and solar; and conducting further studies toward public prefere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new clean energy sources.     

电力产业重构中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美国的经验

电力工业进行的市场化重构 ,对可再生能源来说 ,可能是一种机会 ,也可能意味着风险。主要的风险就是在不考虑外部性的情况下进行竞争将使可再生能源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将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改革前还少 ,同时大气污染更大 ,温室气体排放更多。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 ,新的市场也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本文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基础上 ,介绍并分析了美国在进行电力产业重构时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所采用的系统效益费、可再生能源份额标准和绿色市场等三种政策方法     

配额免费分配法下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

在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均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碳交易机制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但在现实环境下,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往往都是不完全竞争的。本文采用复杂适应系统仿真的方法,构建基于SWARM的碳交易市场仿真模型,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仿真系统,研究产品市场和碳交易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的综合影响,同时为了降低产品市场垄断企业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通过增加碳交易市场配额缺口和增加参与交易的中小控排企业数量两种方式,探寻如何在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设计合适碳交易机制。研究发现:1产品市场垄断会导致碳交易市场流动性不稳定,出现波动聚集等现象。2在产品市场处于相同结构时,碳交易市场垄断会导致成交量和成交额减少,流动性降低。3不同市场结构对碳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没有显著影响。4产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会影响碳交易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下,碳交易市场的收益波动符合随机游走,而垄断力会改变这一特征。5市场流动性随着碳配额缺口的扩大发生显著变化,成交量和成交额随之显著增加,在产品市场垄断的市场结构中,通过加紧配额供给,可以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改变碳交易市场低迷的交易状况。6鼓励小企业参与市场交易对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垄断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上的支配力,从而改善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性。     

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

中国可再生能源存在着成本高和市场狭小两大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两大问题必须制定新政策，形成新机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多目标性决定了新出台政策应该是一个政策体系，具体应包括目标机制、定价机制、交易机制、选择机制和补偿机制五种运行机制。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研究

中国承诺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系统,在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通过CCER交易获得额外收益。由于碳价格是随着市场条件而随机波动的,碳价波动性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具有了期权性质的权利,即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包含更高的价值。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选择立即投资,也可以选择推迟投资,等待更多信息来提高项目收益,而立即投资的项目回报必须足够高以克服等待期权的蕴含价值。为了研究碳价波动下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法的三叉树模型,测算了三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的npv及其实物期权价值(ROV)。根据延迟实物期权决策规则,三类项目均执行期权延迟投资决策。本文还计算了在无政府补贴和有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三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不同时点的栏杆价格,以确定项目的投资时机。栏杆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说明政府补贴会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栏杆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意味着时间跨度越大,不确定性越大,需要更高碳市场价格来确定投资时机。本文对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因素敏感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碳价波动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栏杆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碳价波动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期权价值,却推迟了企业开展投资的时间。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碳价波动幅度会趋于平稳,从而促进发电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     

Study on the investment valu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f renewable energies under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China has promised to start the national carbon trading system in 2017. In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th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may obtain additional benefits through the Certifie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trade. As the carbon price fluctuates along with the market conditions, such fluctuation enables the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to acquire the rights of an option, i.e. it may contain an even higher value due to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future. While making an investment decision, the renewable power companies may choose to make the investment immediately, or postpone the investment and accumulate more information to increase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for immediate investments, the return must be sufficient to exceed the potential value of a waiting option. To study th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subject to th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trinomial tree model of real options to estimate the net present value (NPV) and real option value (ROV) of three types of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making rules of real options to defer, all the three types of projects will exercise the option to postpone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This thesis also calculates the benchmark prices of the three types of renewable projects at different times, in the two situations of having no government subsidy and having the government subsidy, so as to determine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f a project. The benchmark price decreases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subsidy, indic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ubsidy will stimulate th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rojects. The benchmark price also increases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lapse of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uncertainty will increase together with the time span and thus requires an even higher carbon price to determine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his thesis also analyzes the sensitivity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rojects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he benchmark price of renewable power project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carbon price increases the option value of an investment but postpones the time of investment. As the China’s carbon trading system improves gradually, the carbon price will reach a stable status, thus stimulate the power companies to invest in the renewable projects.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