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城市治霾方案效果评估:以山东省为案例的研究

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为对象的区域性雾霾专项治理已经开展两年有余。要判断“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实施是否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通过科学的实证分析加以验证。采集山东省13个内陆城市2016—2018年每日空气质量指数(AQI)、六种单项污染物(PM 2.5、PM 10、SO 2、NO 2、CO、O 3)浓度以及气象条件等数据,以其中属于“2+26”城市的7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6城市作为对照组,基于双重差分法,对“2+26”城市治霾方案在山东省相关城市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试图分离方案实施所带来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2+26”城市治霾方案的实施总体上有效,对污染传输通道7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指标的降低发挥了显著作用。②“2+26”城市治霾方案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PM 2.5、PM 10、CO浓度的降低有显著贡献,但对SO 2、NO 2和O 3指标的改善贡献并不明显。③对方案进行分时段动态效应分析发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发布并未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落实和执行才是“2+26”城市治霾方案显著见效的保障。该研究在严格遵守双重差分法前提条件的同时,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创新驱动、知识产权保护与空气质量提升

十二五”以来，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瓶颈。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压力，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提升的双赢选择。该研究基于2004—2019年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存量和PM_2.5浓度数据，通过构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公共创新环境两个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创新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使用空气流动系数、逆温天数和降雨量等气候因素控制雾霾的空间扩散后，绿色创新和非绿色创新均能显著地减轻雾霾污染。纳入工具变量后发现，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治霾效果更为明显，非绿色专利的治霾效应超过了绿色专利。异质性分析显示，东中部城市创新的雾霾治理效果相对较为强劲，2012年以后创新抑制雾霾的效应得以强化；人力资本丰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创新更有助于降低PM_2.5。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专利能够通过工业绿色转型和能源效率提升两种途径实现创新治霾的前端防治与末端治理，而非绿色专利借助配置效率改进发挥作用。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考虑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     

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以PM_(10)和PM_(2.5)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不容忽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切实有效的治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年1月—2017年2月的月均空气质量AQI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可视化描述,其次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对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空气质量状况最好,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污染最严重且波及范围广,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是污染重灾区,季均空气质量均为中度污染以上。(2)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华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特征。(3)空间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EKC曲线假说相符,其中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和省会城市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治霾政策应坚持城市内部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疏散省会城市的职能为主,城市外部应以区域联防联控为主,从而达到缓解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     

城市创新能够驱散雾霾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检验

中国多城市群大范围持续遭遇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健康,同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源泉,是治理城市雾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PM_2.5浓度、创新等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在同时考虑空间横向维度及时间纵向维度下就中国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动态效应、作用距离阈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②中国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减霾作用。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减霾效应整体存在边际递减态势。③交通便利化及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效抑制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加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城市雾霾污染加剧的一大诱因。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在城市雾霾治理过程中应实施科学规划,布局联防联控。防止城市"单边"治霾努力成果被周边城市的"泄漏效应"所削减;聚集创新要素,打造创新型城市引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创新竞争、合作机制,创新重塑城市群发展模式以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考虑到城市创新对于雾霾治理红利存在边际递减态势,除上述减霾渠道外,治霾政策仍需坚持从源头着手,优化产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效、路效提高,最终成就美丽城市。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是区域分工的高级形式,探究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对于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引致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增强对区域雾霾污染有显著抑制作用,提高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不仅有助于降低本地区的雾霾污染水平,对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也有抑制作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减霾作用在中心城市组、非中心城市组、非G60科创走廊城市组的检验中均成立;相对于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提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劳动力禀赋效应降低区域雾霾污染。最后从构建功能互补发展格局等方面阐述了政策启示。     

城市轨道交通减排治污效应评估

兴建轨道交通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减排治污的重要举措。由于缺乏系统数据以及样本选择导致的内生性偏误,使得系统的跨城市估计轨道交通减排治污效应的文献相对匮乏。而系统评估轨道交通的外部性,对改进和优化线路规划、站点设置以及网络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断点回归(RD)评估了从2015年10月到2018年9月期间,全国省会城市新增线路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应,以此检验轨道交通的减排治污效果。回归结果表明:①新增轨道交通对空气质量(AQI)的治理并不显著,但却能使PM2. 5降低20. 03%,PM10降低20. 46%。②人口规模会对轨道交通的减排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常驻人口不足600万时,新增轨道交通能减少17%～29%的机动车尾气污染;人口规模在1 200～1 500万时,对机动车尾气的减排治污效果在24%～77%之间不等,减排效果最明显。③随着线路数量的增加,轨道交通减排的规模效应递减。城市新增至第三条轨道交通线路时,减排治污效应最为明显;超过第7条之后,新增线路不再存在减排治污的规模效应,治理作用难以奏效。④减排治污的规模效应集中在累积里程数达到50～100 km以及每百万常住人口累积通车里程达到3～5 km,其余累积里程难以实现减排治污的项目初衷。⑤进一步分析表明,交通创造效应和交通分流效应是新增轨道交通减排效应呈现异质性的原因,也是导致减排治污规模效应递减的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利用兴建轨道交通来实现减排治污效果须因地制宜,并非规划和开通越多线路,就越有利于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要以提升交通的分流效应为前提。     

城市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成效分析

自2013年以来,中国频繁出现大规模和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雾霾污染,其中包括广为效仿的机动车限行政策,但其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却显示出较大差异性。本文对实施限行政策的11个典型城市的PM2.5浓度进行结构突变点的筛选,并通过控制风速、雨水、湿度、温度等气象因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分析PM2.5浓度与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气象因素对于各城市的雾霾污染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风级、降雨、温度在大部分城市是负向且显著的影响,湿度在部分城市是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本文根据限行效果的不同将11个城市分为三类:限行有效、限行无效和限行效果不显著城市。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典型城市限行的效果为何不同,选取了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从经济、产业、能源以及交通等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由于城市形态及雾霾成因各不相同,雾霾污染的治理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基于此,本文对不同形态的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提出以下建议:(1)当城市发展处于高经济-低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是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但治理的根本在于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优化城市发展职能,降低城市人口密度;(2)当城市发展形态处于高经济-高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不是城市治理雾霾污染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耗结构,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3)当城市发展处于中、低经济-高污染阶段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无效,城市发展应注重优化投资结构,转变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环境分权是否真的加剧了雾霾污染?

科学、合理地划分政府间的环境管理权力是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制度基础。以往研究虽然关注了中国式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但多是使用财政分权指标简单地刻画中国各地环境分权状况,忽视了从环境管理体系出发探寻雾霾加剧的原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分省区面板数据,由各级环保机构规模与人员数量动态变化特征的角度构建环境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式环境分权对各地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适当加大环境分权程度有助于改善中国的雾霾污染状况。从三项分解指标来讲,加大环境监察分权对于改善雾霾污染的作用最为明显,环境行政分权度次之,环境监测分权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最小。(2)中国各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即雾霾浓度会随着地区间风向以及湿度的变化扩散到周边地区,进而破坏了当地的空气质量。(3)中国各地区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某地在空气中残留的雾霾颗粒会在下一期进一步加剧该地的污染程度。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可以适当加大中国各地的环境管理分权程度,赋予地方环保部门一定的环境法规制定权,下放部分"治霾"资金使用权,允许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合理设置人员岗位与环保机构。此外在开展雾霾治理工作时,需要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的协同机制以及居民对当地政府环保工作的监督机制。藉此,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分权管理制度,加快各地雾霾治理工作,进而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路径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雾霾污染是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但当前中国的雾霾治理还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也亟待创新。针对我国城市雾霾污染治理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了城市雾霾治理指数的内涵,并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治理测度指数。在此基础上,选择上海、南京、无锡、杭州等12个环保部重点监测的长三角城市为样本,对其2007—2016年期间的雾霾治理指数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测度结果显示:(1)样本城市中,上海在2016年略大于0.7,达到了优等级,南通、绍兴大部分年份低于0.5,处于差的水平,其它样本城市大部分年份在0.5~0.6之间,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治理水平不高;(2)上海DPSIR各维度雾霾治理指数显示,雾霾治理的驱动力(D)曲折上升、压力(P)逐渐减轻、状态(S)稳定趋好、影响(I)力弱化、响应(R)能力亟待改进;(3)从利益相关主体对上海雾霾治理的贡献来看,企业主体和政府主体的贡献稳定上升,贡献大,公众主体在雾霾治理中贡献较小,其他主体的贡献不稳定。以城市雾霾治理指数作为治理工具,从创建雾霾治理指数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测度指标影响路径关系图、明确利益相关主体的治理责任、完善雾霾治理指数运用机制四个方面提出治理政策措施,以创新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模式与路径。     

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关联及其成因研究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以及雾霾污染边界不断扩张的严峻挑战,加快创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以形成跨区域协同治污合力势在必行。本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中游等五大地区96个城市2015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PM_(2.5)、PM_(10)、SO_2、CO、NO_2、O~3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逐日数据,从时间序列数据"预测能力"的视角,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识别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交互影响效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分项污染物视角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关键诱因,并利用双变量Moran指数揭示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的动态关联关系且呈现出联系紧密、稳定性强、带有明显特征的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不论在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当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这意味着面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和地区以外其他城市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在六种分项污染物中,PM_(2.5)的空间关联是导致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最主要诱因。城市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密度、投资强度、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应当加快构建以防控PM_(2.5)为重点的跨区域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将其融入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最终实现包含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在内的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Emission Patterns under Alternative Congestion and Motor Vehicle Pollution Mitigation Policies in Shanghai

As a megacity with thriving economy, Shanghai is experiencing rapid motorisation and confronted with traffic congestion problems despite its low car ownership. It is of value to look into the policies on emission control of motor vehicle and congestion reduction in such a city to explore how to reconcile mobility enhancement with the environment. Results of a dynamic simulation displayed time paths of emissions from motor vehicles in Shanghai over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20.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early policies on emission control of motor vehicle could bring about far-reaching effects on emission reduc- tion, and take advantage of available low-polluting technologies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over time.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rbing congestion and reducing motor vehicle pollution by calming down car ownership rise and deterring inefficient trips as well as reducing fuel waste caused by congestion.     

基于LUR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城市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当前微观尺度下空气监测点周围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影响的研究较少，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选取地形、污染源、人口、道路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景观格局6大类预测变量，其中城市景观格局选取边缘密度、连续度、形状指数、斑块平均面积、蔓延度、均匀度指数7个景观指数，运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所选取的土地景观格局指数可以解释研究区PM25浓度的732%的变异，模型拟合较好；（2）影响PM25浓度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建设用地、林地、草地与水体。微观尺度下城市各类型景观格局中连续度和形状指数对PM25影响显著，建设用地连续度越高，分布越集聚，PM25浓度越高；水体形状指数越小，形状越简单规则，越易降低PM25浓度；（3）城市整体景观格局中，景观聚集程度与景观多样性等因素对PM25浓度产生重要影响。减少景观内各类型斑块的离散分布，使各景观类型均匀分布于整体景观内，有助于降低PM25浓度。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大气防治与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依据。〖HJ1〗〖HJ〗〖JP+1〗     

Switching to alternative transit: combining bicycle safety improvements with parking regulations

Smart growth policies advocate for economically viable, environmentally conscientious, and socially equitable solutions for urban development. These policies were developed largely in response to issues rooted in the automobile-oriented culture: air pollution, high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ffic congestion, and sedentary lifestyles. In urban settings, a good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 is cycling, since it is able to serve the travel needs of nearly half of city dwellers’ daily trips. Many European and Canadian cities have successfully increased cycling rates by creating safer bicycle environments and restricting or discouraging automobile use.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e above measures on American urban areas, this paper examines case studies of cycle tracks and bicycle boulevards implemented in American cities, and how these facility improvements have changed how safe cyclists feel on the road and overall bicycle usage. Results show the two methods are indeed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bicycle usage rates. Ultimately, increasing cycling rates needs policies to discourage people from driving, the greatest mode share in nearly all urban areas. Parking policy has major impacts on people’s decision to use the automobile. Currently, parking is oversupplied and underpriced in many cities, making it irresistible for people to drive. Decreasing the number of parking spaces available and increasing their price will increase pressure on drivers to drive less, especially for short trips, and to bike instead. It is important for planners and policy makers to realize that solutions from both directions, making biking more enjoyable and making parking, and hence driving, less affordable, should be used in tandem.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the two approaches makes it so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two.     

城市化进程中的武汉市空气环境响应特征研究

以武汉市2000~2013年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空气环境综合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结构熵权法和响应度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空气环境响应时序特征和整体响应强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2000年后武汉市城市化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空气环境综合指数及其分量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综合指数呈波动中递增趋势;(2)空气环境综合指数及其分量对城市化有着不同的响应特征,其中,空气质量指数与综合指数由正响应转向负响应,2010年为拐点,表明近年来,武汉市空气环境压力变大,空气质量有恶化的趋势;(3)相同城市化进程中,空气环境质量的正向响应相对于空气负荷压力的减小具有不一致性和滞后性,2013年后的武汉市空气质量需要持久努力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改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减小空气污染排放的压力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并要积极预防城市化扩张过程中的建设施工、道路、裸露地面等扬尘污染。     

Populations potentially exposed to traffic-related air pollution in seven world cities

Traffic-related air pollution (TRAP) likely exerts a large burden of disease globally, and in many places, traffic is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The impact, however, of urban form on the portion of population potentially exposed to TRAP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we estimate portions of population potentially exposed to TRAP across seven global cities of various urban forms. Data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and road network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est available sources in each city and from remote sensing analysis. Using spatial mapping techniques, we first overlaid road buffers onto population data to estimate the portions of population potentially exposed for four plausible impact zones. Based on a most likely scenario with impacts from highways up to 300 meters and major roadways up to 50 meters, we identified that the portions of population potentially exposed for the seven cities ranged from 23 to 96%. High-income North American cities had the lowest potential exposure portions, while those in Europe had the highest. Second, we adjusted exposure zone concentration levels based on a literature suggested multiplier for each city using corresponding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s. Though Beijing and Mexico City did not have the highest portion of population exposure, those in their exposure zones had the highest levels of exposure. For all seven cities, the portion of population potentially expose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oadway density and, to a lesser extent,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These analyses suggest that urban form may influence the portion of population exposed to TRAP and vehicle emissions and other factors may influence the exposure levels.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form and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potential exposure to TRAP may help inform interventions that protect public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