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环境社会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四种基本关系

首先,在总结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西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础上,论证了在东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又考虑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次,论证了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四是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兰种生产理论或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从"两条主线论"考察中国文明进程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审视,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本文以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例证,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生态文明角度出发,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人类社会发展中两种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环境所组成的世界系统中，人与环境、人与人是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在人类社会的生存阶段与发展阶段中，两种关系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作用性质与作用内容。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发展危机（贫富分化与资源环境问题)均直接表现为两种关系的矛盾冲突。分析表明．只有同时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人与自然关系法律化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关系的谐谐化、法律化是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人与自然关系法律化的观念已经开始逐渐影响到法学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即将自然的权利纳入法律关照的视野,考察自然权科在现实法律中的渗透机制以及对自然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现实路径.才能实现对自然权利的有效保护.而前提是打通对自然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理论基砷,在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信托理论和代理制度的一般原理和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的发掘.探讨自然权科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为自然的法律地位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开拓保护自然的权利路径提供了借鉴意义.更为本文论述的理论增加了实践的可行性支持.实现有司法救济的自然权利是本文探讨环境公共信托的目的所在,以期人与自然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在我国环境法实践中生根发芽并结出累累硕果.     

三种供需关系论

本文提出在人与自然组成的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有决定性意义的供需关系，分析了这三者的异同与联系，剖析了它们在人类社会运行、发展中和及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时值全球性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大背景下,人类正在积极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以及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内涵的道家为当前人类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和警示作用。故本文对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进行浅析,以希冀揭示并阐明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体系生态观的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进而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应的思路和理念,即人与自然的两者关系是和谐共生而非针锋相对、人对自然的利用策略是取之有度而非贪得无厌、人对自然的运行态度是尊重有加而非妄加干预、人对自然的改造方式是顺其自然而非随心所欲。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辨析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两种关系并存于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成为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利益关系的冲突,正在使生态旅游经济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突破利益关系制约的瓶颈,重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正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因此,本文对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进行深入辨析,指出无论是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还是生态旅游经济过程,都具有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相统一的二重性,这些都决定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协调统一.针对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在实践发展中的扭曲变形,只有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平台,对失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进行修正,还原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本来面貌,即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的理想状态,才能实现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系统科学原理阐释了社会和谐的内涵,指出社会和谐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和同合作为表征,其构建与实现应遵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依赖予在把握人类社会需求演绎、协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高效有序发展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进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双剩余理论",以揭示其间的供瓣枧理和协同准则;推导出了社会收益分配的相对公平系数,以衡量人与人公平要求下的社会和谐.针对国情和战略目标要求,提出了以加强小城镇建设为轴心的城市、小城镇与农村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合理聚散的"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序实践.     

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

本文从整体论视角出发,从讨论文明的概念和表现入手,对"文明"和"社会"的定义进行了新界定。文明是指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以及居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对待,或者说是认识和行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文明演变的历程和今后的走向,剖析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在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的不同样式,提出了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阶段的论断。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演变和演替的规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人类所处时代的特点,特别是要对当今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The Misdiagnosis: Rethinking “Nature-deficit Disorder”

This study examines and critiques “nature-deficit disorder” (NDD), Richard Louv's popular theory of how and why children are alienated from nature. Specifically, I explore NDD within the context of one forest conservation education program that aligns with and operationalizes Louv's message. Underlying Louv's and forest educators' discourses are culturally specific assumptions about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Both evoke a fall-recovery narrative—that children are separated from nature and must return—and promote science and naming to reconnect. I argue that, in the absence of deeper cultural examination and alternative practices, NDD is a misdiagnosis—a problematic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at can obscure and mistreat the problem. I call on adults to rethink human-nature disconnectedness by returning to the psyche, digging deeper to the problem's cultural roots, and using non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such as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non-naming.     

“Organic is More of an American Term … We Are Traditional Farmers”: Discourses of Place-based Organic Farming,Community, Heritage,and Sustainability

The following study looks at how traditional, organic, cooperative farmers starting a new farming cooperative in the US Southwest communicate about their farming as a set of (sustainable) cultural practices. The study draws 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and Vandana Shiva’s three-tiered economic model to construct a communication-based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to view farmers’ stories about sustainability. This framework is productive, showing how some Nuevo Mexicano farmers (and others) orient toward farming, sustenance, and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through community, family, heritage, and education. Moreover, in addition to a conceptualization of sustainability as specific practices for nurturing and enduring in environments,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 sustainability can be understood as embedded eco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th cross-cultural parallels in land-based communities.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ethical dut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ays in whic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ecocultural and material realities are imbricated, as well as the call for such discursive study to be grounded in 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 of the natural world.     

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七个关系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基本标准是：保护乡村资源，延续历史文脉；保障经济效益，延长生命周期。作者以此为出发点，从实践中总结出了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七个关系：即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发展机遇的关系、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旅游开发与生态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宣传造势与乡村接待能力之间的关系、“农家乐”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城市生态系统承载理论探索与实证--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为深入地探讨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理论扩展到城市生态系统,提出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机制概念。分别从微观作用与宏观表现两个角度提出承载机制模型,即承载递阶模型与水桶模型,初步构建了承载理论框架。在承载理论指导下,采用层次结构模型建立了承载机制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承载机制定量评估模型,由此可计算出城市生态系统承载指数,该指数是研究资源支持系统、环境约束系统与社会经济活动三者协调性以及城市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活动供容能力的重要判据。最后对长三角具有代表性的8个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8个^城市的综合承载指数排序依次为：上海、南京、无锡、宁波、杭州、苏州、常州、扬州。     

西部地区加快开发应当克服“资源近视症”

本文从分析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入手，通过对资源近视症”的表现及后果的分析，提出西部西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树立全面的资源观，立足优势，面向市场，抓住机遇，合理开发资源和利用资源，才能走出一条符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引黄济青工程可持续发展再评估

本文用可持续发展观对引黄济青工程再评估后认为：水利建设和环境措施同步进行是引黄济青工程取得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