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碳税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或地区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实施了各种税收政策。澳大利亚政府拟征碳税并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并计划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挂钩,既可抑制其国内高排放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又有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在于争取新能源和碳金融领域话语权。阐述了澳大利亚碳税制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对我国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存在的契机,为构建我国碳税制度提供有益借鉴。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及最佳碳税的思考

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鉴于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研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并探究最佳碳税,对于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无限期的多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探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最优的碳税政策进行思考。研究结果表明：当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呈对数形式、大气损害与产量成正比、大气中的碳含量存在线性关系和储蓄率不变等假设条件成立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与产出成正比,且比例只与贴现率、大气损害函数和大气中的碳消散结构有关。因此,在碳税政策的制定上,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分阶段动态优化调整碳税税率：在高贴现率时期提高碳税税率,分行业施行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同时为了避免经济社会遭受到较大的冲击,起初征收碳税时税率不宜过高;考虑不同体量企业收入差距和负担能力,采用累进碳税征收机制;分地区实施差别税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须主动提出与美国抗衡的气候变化方案

美国很可能通过积极地推广其气候变化新政,谋取后京都谈判的领导地位,在减排目标、经济手段等方面对中国施压。对此,采取主动是中国最好的策略:强调减排成果,提出中国未来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方案;尝试能源税与碳税,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当交易市场与交易制度成熟后,从税收方式转为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的激励性法律规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市场化工具,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制中存在立法效力等级低、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法律规范激励性不强等问题。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和需求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激励性法律规制是解决上述问题,激发碳市场活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监管模式、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激励性配套措施、实行差异化风险补偿机制等,激发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减排行为与政府低碳目标的激励相容。     

碳排放交易制度下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试点城市的实证检验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碳排放交易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基于此,本文采用我国2010-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方法构建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测算了2009-2015年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计算结果显示,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碳排放的机会成本整体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且试点地区的碳排放的机会成本总体低于非试点地区。在测算城市减排机会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有效性。经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然而由于碳排放交易制度还存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缺失、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定价机制扭曲等问题,因此其对降低城市减排的机会成本作用较小,并且进一步通过对政策时间趋势的分析得出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灵活性:国际经验及启示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考虑到碳排放交易体系比碳税更具有政治可行性,不少国家或地区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以最低的减排成本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然而,采用碳排放交易体系,其排放总量是固定的,而减排成本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出现由于政策或外部冲击而产生的配额价格异常波动的现象。因此,为确保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成本有效性,政策灵活性十分重要。在理想情况下,碳排放市场具有完全的时间灵活性(包括长期的履约期、自由的配额储存与预借)和空间灵活性(即建立全球碳市场),这将对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减排成本、缓解价格波动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策设计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实际上理想状态很难达到。本文将对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政策灵活性设计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尤其关注履约期的长短、配额的跨期使用、配额的抵消、区域碳市场连接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设计,这对我国在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以及今后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国际碳税政策实践发展与经验借鉴

碳税作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市场经济政策手段,被全球多个国家推进实施并取得较好减排效果。目前,我国碳排放仍处于高位水平,碳减排行动面临严峻挑战。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进,我国碳减排行动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日趋复杂。因此,跟踪研究国际碳税政策最新实践进展,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好政策能力储备十分必要。本文系统分析了国际上碳税政策的实践进展与经验,将国际碳税政策实践发展分为初始起步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和深入拓展阶段,并从税制要素的角度全面总结了国际碳税实践的相关经验。根据国际碳税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文提出了我国开征碳税的基本思路,并提出对使用含碳化石能源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碳税,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中实施统一征管等政策建议。     

关于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想

通过借鉴国外碳排放交易的成功经验,并以产权理论和市场理论为基础,提出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设想。通过"总量控制—许可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路线,对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为我国在国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中提供制度基础。     

碳税的三重效应分析——碳税政策实施效应的比较

碳税是一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其设立初衷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和碳排放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探索实施了碳税。但作为一个干预经济运行的政策手段,碳税不仅会产生环境效应,还会产生经济效应和分配效应。这些效应互相影响,最终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碳税的引入会在本国或本地区带来碳排放量的一定程度下降,但也可能引起"碳泄漏"。同时,由于碳税干扰了能源价格,可能加大能源成本,对工业生产竞争力,以及居民福利、就业等产生影响。既利用碳税实现碳减排,又要避免碳税对市场的扭曲,影响经济目标的实现,还要避免对贫困阶层的不利影响,同时达到这些目标实非易事,因此各国引入碳税前大多非常谨慎。特别是近几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国正设法推动制造业发展以提振经济走出疲软态势,对征收碳税的积极性有所下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多项重要改革同时推进的艰难转型期,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保增长促就业的任务也很重,考虑到碳税三种效应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建议我国开征碳税应非常慎重。     

内蒙古与发达地区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内蒙古既是碳排放大省,也是国家实现减排战略目标的重要减排大省,与发达地区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是内蒙古实现经济增长和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渠道。内蒙古丰富的森林碳汇和草原碳汇储量为其与发达地区开展碳汇清洁能源项目提供了碳汇供给条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为内蒙古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内蒙古较高的碳排放量、不合理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结构使之与发达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处于需求劣势,不健全的碳排放交易政策法规进一步弱化了内蒙古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市场地位。内蒙古可从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两个角度构建与发达地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探究

为了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地位、工作目标和法律要求,规定部门职责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与交易机制,分解工作目标并开展评价考核,彰显国家应对气候的法治决心,亟须制定综合性基础法律——应对气候变化法。该法的制定已具备充足的研究起草基础和下位法支撑,建议尽快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并启动《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本文建议,将低碳发展和碳排放达峰、碳中和等纳入立法目的,设立总则、规划与标准、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管理和监督、国际合作、法律责任、附则八章,合理设立规范重点。健全统一监管与部门分工负责的体制和基金筹集、市场交易、社会共治等机制,全面构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制度体系,部署国际协商与合作措施,设置地方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对违法行为规定罚则。     

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

个人排放交易被认为可以促进居民参与碳减排,但是因其减排收益难以覆盖高昂的建立和运行成本,降低了公众接受度。本文提出除了考虑碳减排的收益外,更需要关注个人排放交易机制的教育价值、形成正确的激励以及鼓励创新的价值,并提出可以基于当前国内多地实行的阶梯电价制度,利用电力系统现有的用户网络和账户系统,建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以降低成本并实现上述价值。在此基础上,就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的配额设定与分配、配额交易以及清缴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绿色电力作为补充电力可以免费获得碳配额以促进绿色消费。同时,比较分析了在居民生活用电交易机制和阶梯电价制度下,不同居民家庭以及电力公司的用电成本(收益),指出了其在形成正确的激励方面的作用。最后指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可以扩展到居民的其他能源消费领域,以实现更为全面的个人排放交易。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碳税立法模式问题探究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国外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开征碳税对各国在减排目标的实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政策的引领、法律的支持和实践的助推下,我国碳税立法正当其时.对国外发达国家立法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采取"融入型"立法模式,即将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个税种进行征税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碳责任、碳市场与碳交易

<正>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地区、组织/机构、企业/公司、行业/部门乃至个人共同为之努力。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2011年,中国在“两省五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基于“权额分立”理念的碳排放权性质与相关概念审视

碳排放交易是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为提高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与运营,生态环境部加快了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法治化的步伐。然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用碳排放额度来解释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定位。碳排放权和碳排放配额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有必要确立“权额分立”的理念对碳排放权的性质进行重新检视。在“权额分立”理念下,剥离碳排放配额的碳排放权仅作为一种行政许可权存在,碳排放配额则具有物权性质,两者互不影响。作为行政许可权的碳排放权不具有可交易性,因此,在规范文件中以“碳排放交易”取代“碳排放权交易”较为稳妥;另在碳排放权的概念界定中也应当与碳排放配额相区分。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范围研究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减排的总趋势下,逐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全国统一碳市场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客观要求,碳排放行业覆盖范围的确定是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工作,研究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范围对全国碳市场制定纳管行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欧盟等国外碳排放交易体系行业覆盖的范围和我国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行业覆盖范围的分析,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纳入标准。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行业碳排放量、行业碳排放强度、行业减排成本等因素,确定全国统一碳市场行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纳入行业模型。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固体废物治理的法律因应

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为达成此目标,固体废物治理领域也需要积极作出响应。固体废物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固体废物的处置。不同的固体废物处置方式有着不同的碳排放结果,填埋或焚烧方式处置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都远大于循环利用的方式。应以固体废物领域碳排放统一核算制度为基石,从推进政策实施和立法修改等的多个层面上去因应。立法面向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乃至编纂中的“环境法典”都应当围绕减碳模式的固体废物处置方式改进和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制度建设面向上,以固体废物碳排放强制核算法律制度建设为主,通过碳排放强制核算制度规范相关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并深度挖掘固体废物处置的碳减排潜力。     

论环境基干法律的修订完善

中国《环境保护法》制定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产生的经济、社会、科技和环境状况背景完全不同于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目前,该法修订的紧迫性已取得有关部门和广大学者的共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应明确其立法地位,完善其立法体例的设计,在具体立法措施上,界定好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构建和完善重要的法律制度,安排好环境纠纷处理和法律责任追究的机制。     

从地方碳试点到全国碳交易中心

2021年,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年初生态环境部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对原主管气候变化的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做出了修改,以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包括碳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等。早在2017年,当时气候变化的主管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确立了由武汉和上海分别牵头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设工作。     

我国绿色银行立法问题探讨

环境要素已成为考量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为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的 ,从立法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出发,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视角分析绿色银行立法中的问题.通过规范分析方法发现我国绿色银行在立法层次、软法特征和制度保障方面的问题.对此,通过坚持绿色银行基本理念、推进绿色银行"硬法"和"软法"沟通协调、健全绿色银行制度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