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级灰关联法的博斯腾湖水生态健康评价

采用生态系统健康结构和功能指标建立了由物理化学指标体系、生态指标体系2个二级指标体系组成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将多级灰关联理论引入系统综合评价之中,采用多级灰关联评价方法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方法相结合,对博斯腾湖自2001年以来水生态健康变化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评价结果显示,自2001年以来博斯腾湖的生态系统健康状态总体情况为中等,自2007年以来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呈一定的下降趋势,并找出了导致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新村港海草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通过分析2004—2009年海南岛新村港海草床生态系统的水环境、沉积环境、生物残毒、栖息地、生物等5类18项评价指标的调查数据,并根据《近岸海洋生态健康评价指南》(HYT 087—2005)的评价标准,对新村港海草床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新村港水质、沉积环境、生物残毒和栖息地等4个评价指标的健康状况为健康,健康指数分别为11.4、9.0、7.1、13.0,水环境健康指数临近亚健康临界值;生物评价指标的健康状况为亚健康,健康指数为30.0;综合以上5类指标评价,新村港海草床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为亚健康,健康指数为70.5。海水养殖、污水排放、海洋工程、渔业活动等是导致海草床退化、底栖生物减少、水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近岸海域区域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实例

建立了适用于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质量监测现状的基于水、沉积物和生物三大介质污染状况的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综合状况评价体系,包括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评价及等级分级标准的确定、评价流程的确定等内容。用所建立的综合评价体系对锦州湾海域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锦州湾海域总体状况较差,受到了严重污染,与锦州湾海域的实际污染状况相符,验证结果表明了该综合评价体系的适用性。     

基于VEGETATION数据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评价之一——指标体系选择

目前,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如何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构建生态评价模型对生态系统进行准确的评价是困难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从生态系统的平衡、波动、干扰及阈值等基本特点出发,构建了区域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产能力指数、服务功能的稳定度指数和人口压力指数三大指标.     

基于浮游植物生物完整性的北部湾生态健康评价

应用生物完整性理论和方法,研究基于浮游植物生物完整性指数(Phytoplanktonic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P-IBI)在海湾生态评价中的方法构建,通过生境区域划分、评价因子选择、阈值确定等构建适合海湾的P-IBI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北部湾为例开展应用与验证。基于P-IBI的北部湾生态健康评价结果显示:3个水期中枯水期相对较好,丰水期次之,平水期最差,钦州市茅尾海海域内4个采样点在3个水期评价结果大部分为"差"和"较差",其余大部分采样点都在"一般"及以上。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P-IBI均与水质类别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P-IBI指数在北部湾生态健康评价应用与验证结果基本符合实际,应用P-IBI能够较好地开展海湾的生态健康评价,可因地制宜应用于近岸海域生态评价。     

基于PSO-PPE模型的黑龙江省水资源生态安全探析

针对黑龙江省水资源生态环境现状,构建以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为子系统的水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粒子群算法(PSO)优化投影寻踪评价模型(PPE),对黑龙江省水资源生态安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2003—2016年水资源生态安全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水资源污染指数和工业万元产值耗水量等指标状态的极大改善,使得2009、2013年水资源生态安全程度分别较前一年增加67.16%和98.76%。2003—2016年水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波动较大,前者略有降低,后者上升,社会经济系统(权重为0.426 5)发展最为迅速且对水资源生态安全影响最显著。对水资源生态安全影响最显著的指标有人均湿地面积、农业万元产值耗水量、水资源污染指数、工业用水比例、工业万元产值耗水量。该评价结果可为当地政府及环保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改进PSR模型的长株潭地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基于改进的PSR模型构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长株潭地区及其各县（市、区）的土地生态系统健康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研究表明：2002—2014年,长株潭地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由5002下降至4132,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影响因素为单位耕地农药施用量、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水土流失比率、森林覆盖率、环保投资额占GDP比例、封山育林及当年造林面积。该地区15个县（市、区）的土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现明显的时空差异,1个属于综合指数快速上升区,6个属于基本稳定区,7个属于慢速下降区,1个属于快速下降区。     

基于VEGETATION数据区域生态系统质量评价之三——服务功能稳定度指数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性是评价其生态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构建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度指数评价模型,并对中国1998～2004年间区域生态系统生产能力进行评价,发现中国各区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稳定度指数在空间上差异巨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系统的人化程度。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于功能稳定度看,西北内陆区由于气候干燥,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呈现出低水平的稳定。     

金山三岛陆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分析评价

在对上海市金山三岛自然保护区陆域生态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对其进行生态健康状况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该陆域生态系统综合健康指数(CEI)为0.648,保护区的生态质量一般,生态系统稳定性差,自我恢复能力不强。建议采取一定的人为干预措施来保护金山三岛陆域生态系统,使其朝更优的方向发展。     

秦皇岛石河口海域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及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研究石河口海域的沉积物环境,于2009年9月对石河口海域表层沉积物的Cu、Pd、Zn、Cd、Hg、As含量进行了测定,探讨了重金属含量的分布特征和相关关系,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重金属的富集程度和潜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Cu和Pd、Cu和Cd、Pd和Cd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重金属富集程度排序为CdHgCuZnPdAs。石河口海域多种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属于轻微风险状态。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排序为CdHgPdCuAsZn,Cd的生态风险指数属中度风险状态,研究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Cd的污染。     

成都市河流生态健康评价

研究以成都市域内河流为研究对象,通过采样分析得到水质、生境状况、浮游藻类、底栖动物等相关指标,利用综合指标体系法,评价成都市域内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结合成都市人口、土地利用、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分析人类活动与河流生态健康的关系。结果表明:成都市河流浮游藻类以硅藻和绿藻为主,部分中下游采样点出现以蓝藻为主的情况;底栖动物以指示有机污染的颤蚓科出现的频率最高,约48%的采样点以颤蚓科为优势种;约74%的河流生态健康状况为"差"或"很差",河流生态健康状况整体呈现中上游优于下游、城市周边优于市区的特征;人口密度、人类活动用地比例与河流中氨氮呈显著正相关,人类活动会显著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     

基于熵权综合健康指数法的瀛湖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瀛湖是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承担着丹江口水库60%的供水量,又是沿线乡镇和安康市城区饮用水水源地。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健康指数法对1986—2012年之间瀛湖的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986—2005年,瀛湖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逐渐下降趋势,健康状态由健康降至一般病态;2005—2012年之间,瀛湖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健康状态除2010年为一般病态外,其余均为亚健康状态。     

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管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ADDINCNKISM.UserStyle

科学监管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环境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充分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天-空-地”一体化获取多源数据,结合GIS和RS空间分析,从生态系统格局和质量、人类活动、环境限制4个方面选取25个指标,构建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管评价体系,并以泰山生态保护红线区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人类活动状况3个分指数得分及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就综合得分而言,2000—2005年、2005—2010年得分降幅分别为18.73%和5.24%,2010年得分最低(41.97分),而2010—2015年得分增幅为81.63%,2015年得分为76.23分,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评价等级由Ⅱ级升为Ⅰ级。其中城乡居民和工矿用地面积占比、生态系统破碎度和分离度、植被生物量是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关键指标,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研究区边界处人类活动的监管,并注重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植被生长状态的保护。该监管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为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监管评价提供新思路。     

生态监测指标选择一般过程探讨

本文对生态监测指标体系设计的一般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生态监测目标、生态系统所受的环境压力、生态系统模型的提出以及生态监测指标的分类。旨在为我国生态监测规划和设计进行初步的探索。     

基于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的上海苏州河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苏州河横贯上海中心城区，曾是都市污染河流。为从生态学角度揭示苏州河的污染程度，笔者采用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F-IBI）评价了苏州河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分别于2019年6月4—23日（夏季）和9月14—26日（秋季），租用专业渔船在苏州河13个断面采集样本，共采集到10 102尾鱼类，隶属于8目15科37属45种。以大莲湖为参照点，通过判别分析和关联度筛选，从5大类29个初选指标中筛选出10个指标，构建了苏州河F-IBI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夏季干流上游的5个断面状况为"极好"或"好"，支流3个断面为"好"或"一般"，而干流下游的5个断面则为"差"或"极差"。秋季干流上游5个断面和支流3个断面与夏季的健康状况相似，下游断面则有所改善，仅武宁路桥为"极差"，其余均为"一般"或"差"。研究显示苏州河上游干流的水生态系统已基本恢复，而上游支流和下游干流还未建立健康稳定的水生态系统。建议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第四期工程要更加注重治理岸上的污染源，同步实施干支流水系的污染治理，定期开展城区段淤泥清理，实施岸线的生态化改造。     

河流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

科学合理的河流生态环境健康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河流的生态环境状况，还能为河流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指明管理方向。基于国内外河流健康评价经验，构建了以水环境、水生态和水资源“三水”为系统层，包含水质、富营养化、水生生物、生境状况和水资源5个指标层的河流生态环境健康评价体系。将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估方法相结合，计算河流健康得分。以大运河(天津段)为例，评价结果显示，大运河(天津段)总体评价结果为中等水平。该评价体系考虑了多项影响河流生态功能的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河流生态健康状况，同时能够为河流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依据。     

水生态分区管理国际经验与太湖流域应用研究

简述了国外水生态区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外水生态区在建立生态系统数据库、制定差异化水质标准、开展河流生态监测及评价水体健康等方面进行的应用研究。通过对太湖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的研究，指出当前水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水生态区管理的优势，提出应重点从水生态区监测、试点考核、评价、修复等具体操作层面开展应用研究，引导我国水环境管理从水化学指标逐步向水生态综合指标转变，推动建立以水生态系统健康为导向的水环境管理创新体制。     

江苏如东贝类养殖区重金属的含量分布特征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根据2010年3月(冬季)、5月(春季)、8月(夏季)、11月(秋季)对江苏省如东县贝类养殖区4次现场监测资料,着重对养殖区海水和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养殖区进行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海水中重金属污染程度顺序为Pb>Zn>Hg>Cu>As>Cd;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程度顺序依次为Zn>Pb>As>Cu>Hg>Cd;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程度顺序依次为Hg>Cd>As>Pb>Cu>Zn。4次调查结果的多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均低于140,表明这些重金属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生态风险属于低潜在生态风险水平,养殖环境良好。     

On Developing Bioindicators for Human and Ecological Health

Risk assessors and risk managersgenerally either examine ecological health (usingbioindicators) or human health (using biomarkers ofexposure or effect). In this paper we suggest thatit is possible and advantageous to developbioindica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assess exposureand effect for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receptors. We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itablebioindicators for both human and ecological health,using mourning doves (Zenaida macroura),raccoons (Procyon lotor), and bluefish (Pomatomus saltatrix) as examples, and list the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species that wouldmake them useful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both humanand ecological health. Bioindicators can beused cross-sectionally to assess the status ofecosystems and risk as well as longitudinally formonitoring changes or evaluating remediation. Forboth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there arethree sets of characteristics to consider whenselecting bioindicators: biological relevance,methodological relevance, and societal relevance. An indicator which fails to fulfill these is notlikely to be considered cost-effective and is likelyto be abandoned. The indicator should be readilymeasured and must measure an important range ofimpacts. For long-term support of a bioindicator,the indicator should be easily understood, and becost effective. We suggest that bioindicators thatcan also be used for both ecological and humanhealth risk assessment are opti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