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

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内生与跨区排污累积是长江经济带污染防治面临的严峻现实,高强度环境污染胁迫过程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障碍.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地市级及以上单元为实证案例,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4项污染物指标,在基于熵值法的环境污染胁迫指数（EPSI）测度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定量分解环境污染胁迫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为制定面向污染源管控的环境规制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①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程度降低4.8%,胁迫程度由上游向下游递增,其中,上游干流、太湖流域及下游干流的胁迫程度较为突出.②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程度整体趋稳、局部改善,高污染胁迫区在长三角地区集中分布,滇川贵渝、湘鄂赣、江浙沪皖等交界地区,以及昆明至重庆一带已形成的高胁迫区亦是未来管制重点.③环境污染胁迫过程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地胁迫程度增加的同时引起邻地胁迫加剧.随着环境管控趋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的外部性有所缓解.④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是驱动本地胁迫程度提升的重要因素,二者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周边地区,而工业化、农业经济份额、内外资等因素仅能作用于本地的环境污染胁迫过程.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驱动因素的多元化趋势表明,应实施系统化、源头化综合治理以缓解环境污染胁迫态势,需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升建设开发行为的环境效益、规避外资驱动的跨区污染转移、发挥国有资本在环境处置与保护过程中的示范作用.     

城市化过程对氨氮排放的驱动作用与空间交互特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解析城市化过程对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机制及其空间演化特征,对科学管控水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源头上减少水污染物入水具有重要意义,是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打造高质量人居环境的重要施策依据.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建立县域氨氮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在揭示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氨氮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基础上,构建基于STIRPAT框架的驱动力分析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估计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氨氮排放的驱动作用,并通过设置不同阈值的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测度其空间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氨氮排放整体规模下降显著,氨氮高值排放区县向沿海和地市中心快速收缩,热点区分布呈沿海持续集聚、内陆不断减少,在动态变化中,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圈层式分布格局;②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即本地的氨氮排放明显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长三角城市化过程总体上缓解了区域的氨氮排放压力,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会驱动区域氨氮排放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则抑制了氨氮排放;③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会加剧本地氨氮排放,但会吸引相邻区县人口、资源要素集聚,并通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辐射促进邻地氨氮排放下降.空间交互特征表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在100 km范围内,高度城市化地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驱动了氨氮排放下降.     

福建省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力及其时空分异

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方法,区分生产和生活两个体系,构建时空分解分析模型,追踪了福建省9个设区市2011—2019年水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关键驱动力及其贡献的时空差异.结果显示：研究期内福建省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并且各驱动力贡献的区域差距明显变小,趋于平衡;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仍保持高位,各驱动力贡献的区域差距基本保持不变.其中,经济规模扩张是福建省水污染物排放的主导驱动力,主要源于福州、厦门、泉州经济赶超发展影响;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影响表现为增排效应,以福州和厦门尤为显著;工业化发展对区域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由正驱动逐渐转变为负驱动,这主要归功于三明和泉州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拉动 效应;技术效应一直是福建省水污染物排放控制的重要驱动力,但部分地区已逐渐步入生活污染物技术减排攻坚期.     

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强调"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战略,长江生态环境修复成为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探明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3~2017年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工业SO₂、工业废水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作为基础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方法（Getis-Ord Gi^*）,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2013~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工业SO₂、工业废水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呈降低趋势,高排放城市减少,低排放城市增多;各工业污染物随时间变化,空间关联程度增强;技术改善对工业污染排放有显著抑制作用,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     

张家口地区排污工业企业集聚与水污染空间耦合特征

基于排污企业污染源环境统计数据,应用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研究张家口地区排污工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与水污染排放空间之间的空间耦合特征,结果显示：（1）张家口地区工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崇礼县、赤城县整体上几乎无污染密集型企业分布。污染密集型企业主要沿洋河流域分布。（2）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选洗业这四大行业的COD、NH₃-N、总氮等水体污染物排放量相对最大。（3）工业企业集聚度与水环境污染程度的空间正向耦合效应明显,96.23%的区域呈较强正向耦合特征。高集聚—污染高值区占比0.40%。针对四种空间耦合状态提出未来污染物排放管控方向,以期为政府部门准确锁定治理区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带的水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实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八五”至“十二五”期间,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文章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经济发展及COD和氨氮两种主要水污染排放的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EKC假说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部分污染物的拟合曲线尚处于上升阶段,未能出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可能导致水环境质量恶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分布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与COD和氨氮的排放量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必须采取各种环境管理和技术手段,促使区域水污染物排放量指标与经济发展的拟合曲线出现转折点,改善水环境质量.     

经济集聚对区域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基于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数据集,构建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探讨经济集聚同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在不同规模城镇下影响程度的差异性,采取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解析中国经济集聚对水污染物排放的溢出效应,以期为促进经济集聚与污染减排良性互动提供参考。结论如下：（1）从全国总体样本来看,经济集聚能有效降低区域水污染排放强度,经济集聚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将分别减少0.491%和0.166%;（2）经济集聚对中小城市水污染排放的减排效应更为突出,在化学需氧量估计模型中,中等城市、小城市样本的经济集聚度弹性系数分别为-0.679、-0.546,而大城市及特大城市样本仅为-0.252;（3）经济集聚同水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呈现高集聚—高排放、低集聚—低排放、低集聚—高排放等空间关联模式,其中,高集聚—高排放区从京津冀向山东半岛绵延分布,还包括哈长城市群、苏北和苏中、长株潭、珠三角等地区。政策启示包括：积极培育中小城市并发挥其经济聚集的减排效应,促进生产技术更新和扩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投入;合理控制大城市经济与人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强化环境规制以防止“污染避难所”效应;遏制经济集聚对水污染物排放的溢出效应,重点推进高集聚—高排放区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环境污染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基于广东省121个县域的实证分析

基于县域污染物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运用熵权法构建水气污染综合指数测度广东省水气环境污染状况,在解析2012—2016年水气环境污染时空变化与主体功能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水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2—2016年,广东省水气污染综合指数降幅达到46.93%,处于污染指数高值区间的县域数量大幅减少,并呈现由边缘向核心收缩的空间变化特征;② 4类主体功能区的水气环境污染均有明显改善,但相对而言,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仍是广东省水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承压区;③人口规模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水气环境污染的共性驱动因素,此外,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还分别受到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的影响.建议从引导城乡居民绿色生活、持续提升清洁生产技术、增加地方财政分权激励机制中的环境效益考核入手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关键驱动因素

为摸清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构建了2013—2019年成渝地区社会经济和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库,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方法,解析了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时空演化格局,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LMDI)分解模型探究关键驱动因素. 结果显示:①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高排放城市减少,低排放城市增多,高排放区由大面积圈层式分布逐渐向成都平原经济区南部区域和川南经济区北部区域零星式分布转变. ②成渝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空间关联程度呈增大趋势.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且呈现明显的“西热-东冷”分异格局. ③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同阶段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增量的首要驱动因素,生产技术进步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减排的主要控制因素,高排放-低减排城市需注重工业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的提升. 产业结构调整对减排的贡献受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工业内部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与近年来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传统重工业行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提升有关.      

津企广角

<正>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安排100个减排项目在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常务会上审议通过的《2015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安排的100个减排项目中,有三成涉及水污染减排,以应对外来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污水排放压力。化学需氧量(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与人口、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呈密切的正相关     

东三省“十二五”城镇污水厂投资与减排效益分析

东北三省"十二五"主要水污染物减排项目方案实施后,必然会引起环境发生一定变化,环境效益正是污染减排工程的环境后果的代表。利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对"十二五"期间东三省城镇污水处理厂单位投资的COD削减量进行分析。依据投入的环境边际效益对各省工作重点提出建议。     

降尺度与融合化：环境空间管控转型与体系优化——代“环境空间管控研究”专栏序言

由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增加尚未脱钩，当前中国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的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在生产生活污染源头治理上仍然面临排污基数大、溢出效应强、空间跨度广等难题，亟需强化污染源管控精准落地、建立健全面向污染源头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以降尺度与融合化空间管控形成更加精准、严格、高效的环境空间管控制度，系统提升环境空间治理效能.本文基于区域环境功能和环境承载力视角分析了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科学基点及优化逻辑，从降尺度建立分区分级管控体系、形成融合化环境管理机制、嵌入多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夯实环境空间管控信息化支撑等方面提出新时期环境空间管控转型与体系优化路径.此外，研究团队结合典型城市化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案例实证，从人类生产生活污染物排放过程和格局入手，按照"驱动机制解析—分区分类管控—环境效应评估"的主线设置了"环境空间管控研究"专栏，以期为污染物源头减排及环境空间管控技术方法探索、环境综合治理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比对监测中存在问题探讨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能源需求刚性增长、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受限、环境容量受到制约,"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工作显得尤为紧迫、艰巨和重要。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作为节能减排监测体系中计算排污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确定达标排放的重要依据,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总量考核、监督执法、排污申报核定等工作的数据基础。用传统的国家标准方法对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比对测试时,会受到水分、一氧化碳、硫化氢、监测点位以及分析方法的影响,对比对测试结果会造成一定影响;通过分析比对监测过程中的影响原因,针对相应的影响因素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提高了自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我国造纸行业化学需氧量(COD)减排绩效评价

根据2000—2014年统计数据,对全国及各省造纸行业的化学需氧量产污状况、污染治理投入和治理效果、排污状况等进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在严格的总量控制制度实施前、"十一五"、"十二五"3个时间段均有减排效果,"十一五"期间减排绩效最为明显,其次为"十二五"期间;排污强度下降超过产污强度,COD污染治理水平整体提高;除辽宁以外的东部地区,造纸行业COD减排绩效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造纸行业COD减排对工业源的总体减排有明显贡献。     

“十二五”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对策措施

＂十二五＂面临着减排领域不断拓展、减排空间不断缩减的局面,为此必须在减排政策顶层设计上下大力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减排技术路线和系统有效的减排对策措施。本文在总结＂十一五＂的成功经验和分析＂十二五＂大气污染物减排面临的形势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对策措施：第一,强化源头管理,严格控制污染物新增量;第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第三,强化工业行业工程减排,大力推进烟气脱硝设施建设;第四,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机动车NOX控制;第五,完善政策措施,建立减排长效机制。     

浙江省机动车主要污染物减排关键因素分析研究

浙江省机动车主要污染物减排是＂十二五＂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成国家下达的机动车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根据浙江省机动车保有量及污染物排放量现状,预测＂十二五＂期间机动车增长带来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着重分析影响浙江省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关键因素,并从淘汰＂黄标车＂、提高油品质量和加强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应减排对策,分析浙江省机动车主要污染物的减排可达性。     

基于STIRPAT模型天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多维度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从排放总量、减排量和协同效应系数这3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4;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天津市2011年和2012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分别为0.18和0.17;2013~2014年和2018~2023年大气污染物减排且温室气体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减污降碳不具有协同效应;2015~2017年和2024~2060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2.74~8.76.天津市具备在2024年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的条件,天津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推动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合理控制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     

ArcGIS在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建立中的应用研究

以重工业城市唐山为例,在收集已有排放源数据的同时,结合唐山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利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对污染企业的位置及污染物排放量、浓度参数建立网格模型,采用反距离权重法及区位商法对污染源及污染物的空间分布进行估算分析,形成准确完善的多尺度、高时空分辨率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为京津冀地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及2020年大气污染物区域消减计划打下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