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与预测

为评估和预测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采用减排量弹性系数法评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基于STIRPAT模型预测天津市“十四五”期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分情景预测天津市2026~2060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大气污染当量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2015~2017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0.11~0.26,2013~2014年和2018~2020年天津市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天津市“十四五”期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为0.06;各种情景下,2026~2060年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系数均大于0.天津市2011~2020年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波动变化,“十四五”时期或可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天津市要在2026~2060年实现较高水平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就需要合理控制城镇化率、人口总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和高技术比重,持续降低能源强度.     

基于STIRPAT模型天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多维度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从排放总量、减排量和协同效应系数这3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4;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天津市2011年和2012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分别为0.18和0.17;2013~2014年和2018~2023年大气污染物减排且温室气体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减污降碳不具有协同效应;2015~2017年和2024~2060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2.74~8.76.天津市具备在2024年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的条件,天津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推动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合理控制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     

基于STIRPAT模型的天津市碳达峰和碳中和分析

采用STIRPAT模型,探究天津市2000年以来碳排放变化,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对天津市碳达峰时间和碳中和路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总量、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高技术比重都影响天津市碳排放,其每变化1％,碳排放平均变化-1.10％,9.46％,0.70％,0.98％和-0.42％;天津市2013年碳排放达...     

天津市环城某区小尺度VOCs排放清单及特征

在天津市环城某区VOCs污染源活动水平数据基础上,选取相应排放因子,构建该区2017年0.5 km×0.5 km小尺度VOCs排放清单。结果表明:2017年天津市环城某区VOCs排放3563.35 t。小型客车、轻型货车和重型货车为主的道路移动源贡献了32.14%,工业溶剂为主的溶剂使用源贡献了31.05%,钢铁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为主的工艺过程源贡献了21.57%。空间分布结果显示,排放源主要分布在主干道路、涂料制造、钢铁和非金属矿物制品密集的区域,排放前3的街镇为葛沽镇、咸水沽镇和北闸口镇,分担率依次为21.47%、19.17%和13.82%。该清单可为区域污染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但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素,道路车流量等活动水平数据需进一步翔实,排放因子本地化研究应进一步开展。     

室内挥发性有机物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近年来,室内挥发性有机物(VOCs)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适合室内的低浓度VOCs的处理技术和应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介绍了处理室内VOCs的吸附法、生物处理法、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以及光催化法和多种技术联用的发展历程,并在空调、空气净化器、环保装修材料的应用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展望。认为这些处理技术和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市场,对VOCs的处理效率高且清洁无二次污染。     

民用燃煤污染控制技术及对策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作为煤炭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而民用燃煤的燃烧利用近年来得到了更好的关注。民用燃煤来源广、数量多、分布广,燃烧时存在低空排放、直燃直排、燃烧效率低、未安装末端处理设施等问题,导致民用煤燃烧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贡献值很大。在文献调研中发现,民用燃煤的控制技术有前端控制、燃烧过程控制、末端控制和其他方法控制等。选取了不同的煤型进行了煤质分析和排放因子的检测,并对多类节能环保型燃煤炉具、适用煤种、适用区域、性能指标等开展调研测试工作,并比较了其他处理措施的经济、环境因素,为对策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