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碳源”抑或“国家的碳汇”？——基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碳均衡分析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中国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的重要来源。利用生命周期评估（LCA法）和武夷山国家公园GIS平台数据,研究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全周期旅游碳足迹测算、不同土地类型的碳吸存能力、碳源碳汇的路径和均衡、碳中和策略等四个方面内容,结果表明：（1）2019年国家公园总碳排放为2864481.86 t,其中旅游碳足迹为2836467.58 t,交通、餐饮和住宿是碳足迹最高的三个环节;（2）2019年国家公园碳吸存量为126862.61 t,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是碳吸存能力最高的三种土地类型;（3）国家公园区内可实现碳中和,净碳汇值为88241.86 t,综合全生命周期结果却是显著的碳源,碳吸排比为4.48%,净碳源值为2737619.25 t;(4)构建游客、企业和法律三方面体系是国家公园重要的碳中和路径选择。     

中国华东地区旅游交通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分析

不同于以往旅游业是绿色环保产业的固有认识,旅游业中交通部分的碳减排也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基于华东地区六省一市面板数据,提出分时段的不同交通方式碳排放系数,采用“自下而上”替代式系数法准确测度了华东地区各省份的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构建了包括出行距离和旅游资源禀赋度的驱动因素研究框架,并运用两级LMDI加法分解模型分析了10个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2001-2021年华东地区的旅游交通碳排放年均增速为2.94%,大致可分为2001-2012年的快速增长阶段、2013-2015年的转型调整阶段、2016-2019年的稳步发展阶段、2020-2021年的剧烈下降阶段.(2)华东地区旅游交通碳排放总量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呈中间高、南北低的特征;江苏省为第一大旅游交通碳排放区域,碳排放总量达35 978.82×10⁴ t.(3)旅游规模是首要正向驱动因素,能源效率是首要负向驱动因素;2011年前后10年驱动因素影响效应变化趋势也间接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旅游目标从单景点目标转向多元散点的变化趋势.研究显示,华东地区旅游交通碳减排应聚焦在游...     

宁波市旅游业碳排放估算及碳减排对策分析

旅游业的低碳发展有助于宁波实现低碳试点城市建设的目标,基于我国旅游业统计口径的碳排放测度方法,通过旅游交通、旅游活动及旅游住宿三个方面初步测算出宁波市旅游业各部门的碳排放情况,评估了宁波市旅游业碳排放形势,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宁波旅游业碳减排相关对策,包括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公民低碳旅游理念等。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东山岛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旅游生态足迹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进展,在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和旅游观光等5个子系统所组成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分析东山岛2005年旅游生态足迹,并与当地居民生态足迹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东山岛2005年旅游生态足迹为4.6183gha,人均生态足迹是当地居民的2.98倍。各子系统人均生态足迹从大至小依次为旅游餐饮0.00390gha,旅游交通0.003848gha,旅游观光0.003165gha,旅游住宿0.00123gha和旅游购物0.00042gha。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东山岛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旅游生态足迹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进展，在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和旅游观光等5个子系统所组成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分析东山岛2005年旅游生态足迹，并与当地居民生态足迹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东山岛2005年旅游生态足迹为4.6183gha，人均生态足迹是当地居民的2.98倍。各子系统人均生态足迹从大至小依次为旅游餐饮0.00390gha，旅游交通0.003848gha，旅游观光0.003165gha，旅游住宿0.00123gha和旅游购物0.00042gha。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及脱钩效应

采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DIM）分解2000~2017年中国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采用Tapio脱钩因果链模型分析旅游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结果表明：旅游业增加值、旅游业能源消耗量和旅客人次数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促增因素,增加值能源强度和人均旅游业增加值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促降因素,增加值碳强度、能源消耗碳强度和人均旅游业碳排放对旅游业碳排放的促增和促降作用在研究期间均有出现;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累积促增效应最大,为2030.13万t,增加值能源强度的累积促降效应最大,为103.29万t;旅游业碳排放的脱钩状态不佳,但近年来有所改善;人均脱钩弹性波动剧烈,节能弹性的变化是其波动的主要原因.     

基于LMDI的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旅游业碳排放的动力演进机制与驱动效应分析是研究旅游业低碳发展的重要一环。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2008-2014年湖南省旅游业的直接碳排放,构建LMDI指数分解模型分析了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效应与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4年,湖南省旅游业直接碳排放由295.25×10~4t增长到783.14×10~4t,年均增长率为17.45%;(2)2008-2014年,由旅游能源强度、旅游收入结构、旅游消费水平、旅游人数规模与区域人口规模等因素所引起的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变动量分别是-167.91×10~4t、14.81×10~4t、41.48×10~4t、513.63×10~4t、25.18×10~4t,贡献率分别为-39.3%、3.5%、9.7%、120.2%与5.9%;(3)旅游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旅游人数规模效应是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旅游收入结构效应、旅游消费水平效应与区域人口规模效应对湖南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呈正向,但并不是十分显著。     

区域能源利用的碳足迹及其对生态经济影响分析

运用碳排放足迹的相关含义以及研究方法估算了2004-2008年江苏省能源利用的总碳排放、总碳足迹、碳足迹的产值与强度以及生态压力。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总碳排放从2004年的41793．07万t上升到2008年的64750．84万t,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总碳足迹由2004年的0．87hm^2／人上升到2008年的1．30hm^2／人,呈现上升的趋势;煤炭利用的碳足迹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与煤气所占比例较小;碳足迹产值从2004年的2．33万元／hm^2增加到2008年2．66万元／hm^2,碳足迹生态压力从2004年的193．77上升到2008年的307．64。     

2000-2009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根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版碳排放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计算了安徽省2000年-2009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情况。结果表明:安徽省能源消费由2000年的4878.82万t标准煤增长到2009年的8895.90万t标准煤,平均年增长率为6.9%,其中第二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均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9%以上;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由2000年的4107.48万t增长到2009年的8536.12万t,其中在各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中原煤的碳排放量最大,占总碳排放量的77%8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低于全国平均碳排放强度,但高于全球和美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得出碳排放量与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呈现高度相关性。     

基于非线性规划的冬小麦生产碳足迹优化研究

农田是重要的温室气体人为排放源,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碳足迹是评估农作物生产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工具.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典型冬小麦生长区山西省晋中市为例,采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估算该区单位质量小麦生产的碳足迹,并在此基础上用非线性规划的方法对冬小麦生产碳足迹进行优化,旨在寻求小麦增产减排的途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生产1 t小麦的碳足迹为1357.28 kg(以CO2当量计),其中,生长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碳足迹和尿素生产环节所占比例较大.通过优化尿素与有机肥的施用量,可将研究区生产1 t小麦的碳足迹降低到469.99 kg,同时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9.13%.本文结果与相关研究差异较大,可能与氮肥施用量及N2O排放系数的取值有关.本研究对于了解冬小麦生产的综合碳排放情况,探索农业增产减排途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重点旅游城市旅游生态足迹研究——以桂林市为例

旅游生态足迹分析可定量反映旅游业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研究表明：2009年桂林市人均生态旅游足迹为367.823m2,旅游生态足迹结构中旅游交通高达268.461m2,占72.99%;6种生物生产性土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化石能源地,为270.65m2,占73.58%。通过桂林市的旅游生态足迹和旅游承载力的对比,发现桂林市旅游业的生态需求大于供给,人均旅游生态赤字达84.326m2。为实现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倡导节能出行方式,发展低碳旅游。     

2020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电网电力碳足迹研究

电力碳排放的数据质量取决于电网排放因子的准确性。为了获得用于产品碳足迹计算的电网电力碳足迹排放因子,基于电网排放因子数据和计算方法,将核算范围扩展到电力上游的燃料开采与生产、发电设施建设与退役以及电力生产过程,考虑CO₂、CH₄、N₂O等温室气体排放,得到2020年中国区域及省级的电网电力碳足迹排放因子。结果表明：华北地区排放因子最高(1.005 t CO₂e/MW·h),南方地区排放因子最低(0.470 t CO₂e/MW·h),可再生能源占比高的省份排放因子低,全国排放因子显著降低。研究得到的电网电力碳足迹排放因子可为电力碳排放计算提供参考,建议在计算产品碳足迹时优先使用。     

低碳旅游示范区的构建探索——以昆明市西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活动涉及经济生活的诸多层面,世界旅游组织2008年出版的《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应对全球挑战》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05年为例,整个旅游发展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3亿吨(主要源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占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4.9％,而在人为因素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贡献率上,整个旅游部门占5％～14％,虽然这一比重目前并不大,但如果旅游业维持现有的发展方式和增长速度,到2035年旅游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52％,整个旅游部门对全球变暖的贡献率将增加188％.因此,低碳旅游是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践行,发展低碳旅游也是旅游业的历史使命.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自下而上"的CO_2排放计算方法,对1995—2014年中国各区域旅游业CO_2排放量进行测算,从动态视角分析各区域旅游业CO_2排放总量及旅游接待人次、人均旅游收入、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和旅游交通CO_2排放占比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特征,并基于STIRPAT模型对旅游业CO_2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各区域旅游业CO_2排放总量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不同区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均旅游收入对中国旅游业碳减排压力的弹性变化区间最小,仅从0.156变化到0.287,旅游交通CO_2排放占比的弹性变化区间最大,其CO_2排放占比每提高1%,东部地区旅游业CO_2排放总量将提高0.239%,而中部地区仅提高0.013%;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是抑制碳排放的关键因素;研究期内,分析结果不支持倒"U"型环境Kuznets曲线的观点.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调控对策.     

乡村旅游诱导下农户能源消费模式的演变——基于六盘山生态旅游区的农户调查分析

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业态的乡村已经成为我国乡村发展转型的4种类型之一。显然,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乡村农户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以六盘山生态旅游区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户人均能源消费总量、结构以及最终消费用途为切入点,探讨了乡村旅游诱导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演变的问题。结果表明:在能源消费总量上,乡村旅游农户家庭人均能源消费显著增加,比传统农户高42.96%,达到707.35 kgce。在消费结构上,乡村旅游农户商品能源占主导地位,新型能源(太阳能)广泛采用,传统能源比重逐渐降低,三者的比例93.10 ∶5.15 ∶1.75,而传统农户比例是46.30 ∶0.48 ∶53.22。在能源最终用途上,乡村旅游农户生活用能(炊事、取暖、家电、交通、热水、照明)总量大幅度增加,而与传统农业生产耗能有关的饲养和农机耗能已基本消失。传统农户能源耗能仍局限于炊事、取暖、饲养等基本的生产生活方面,与生活享受相关的家电、照明、热水、交通仍处于较低水平。研究还表明,农户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主要受家庭生产方式、农户用能方式、农户人均收入以及主观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在乡村旅游发展诱导下,六盘山生态旅游区乡村家庭农户能源消费正经历着由内向型"生活-生产系统"内部自循环模式向外向型"生活-旅游系统"外部输入型模式的转变。     

长江经济带电力碳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和产业视角

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区域,综合运用IPCC清单编制法,网络法和LMDI法,在核算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电力生产、传输和消费过程中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并探究地区电力生产和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不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电力生产碳排放量整体呈现不断上升但增长速度下降的态势,总量由6.8亿t增加到12.25亿t.年均增速由2005～2011年期间的7.61%下降到2012～2020年期间的1.28%.电力消费碳排放量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生产视角下的相似,但省际间电力碳排放流动规模以及远距离的电力碳排放流动显著增加.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最主要的电力碳排放净转出地,2020年分别净转出1894.01万t、6120.03万和7020.84万t,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为最主要的净转入地,2020年分别净转入2723.85万t、2309.72万t、1075.72万t、3010.32万t和2218.69万t.下游地区的用电碳排放量主要来自资源加工工业,机械和电子制造业,轻纺工业,增长幅度较大的是机械和电子制造业,纺织业,服务业.中上游地区主要来自电力...     

四川盆地西北部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变化分析：以绵阳市为例

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研究对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机制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碳排放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解译2000-2015年遥感影像获得土地利用数据,再利用同期化石能源消费数据,构建碳排放模型、碳足迹和碳足迹压力指数模型,对研究区15 a的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碳排放与碳足迹总体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2005年达到最大,净碳排放量为2 742 217 t,碳足迹达到774 257 hm~2;总体表现为碳赤子。(2)碳源和碳汇分别主要源于建设用地和林地,建设用地碳源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2005年最大值达到3 184 760 t,林地碳汇表现为缓慢波动增加趋势,2010年达到最大值437 387 t,占碳汇总量98%以上。(3)土地利用碳排放、碳足迹与碳生态压力区域性显著,东南丘陵、平坝区域碳排放和碳足迹大,表现为碳赤字,西北山地区域碳排放和碳足迹小,为碳盈余;江油、涪城和安州等东南部县市区为碳赤字,北川和平武为碳盈余。因此,节能减排的重点任务是发展低碳节能经济,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和封山育林政策,提高东南部县市区的化石能源利用效率。     

砖混和剪力墙结构住宅建筑碳足迹对比研究

通过对厦门大学职工砖混结构和剪力墙结构住宅住户的调查,将住宅建筑生命周期分为建材生产、建材运输、建筑建造、建筑使用、建筑拆除和废旧建材处理6个阶段,计算了2种建筑结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碳排放,结果显示:2种建筑碳足迹都为2.3 t/m2左右,砖混结构的人均碳足迹高于剪力墙结构,分别为67.98 t/m2和64.47 t/m2;2种住宅绝大部分的碳排放来自建材生产和建筑使用两阶段,剪力墙结构住宅在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为0.673 4 t/m2,是砖混结构的2倍多;剪力墙结构住宅使用期间的碳排放量为1.59 t/m2,为砖混结构的81.2%。剪力墙结构住宅建材生产和建筑使用碳排放占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比例分别为29.28%和69.13%,砖混结构住宅则为14.01%和84.81%。研究结果可为发展低碳建筑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研究——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碳排放量大部分来自发达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因此农户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论文将二氧化碳的质量作为碳足迹的单位,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测算了当地农户碳足迹,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Gini 系数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碳足迹的结构特点,并且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碳足迹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张掖市农户碳足迹总量为1.63×10⁹ kgCO₂,人均碳足迹为2.14×10³ kgCO₂;②从碳足迹类型来看,农户的碳足迹主要来自于能源消费,其次是房屋建设,食物生产加工和交通运输所占比例最小;③从碳足迹内部结构来看,张掖市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有较大差异,非农户的碳足迹最大,其次是兼业户,纯农户的最小;④从碳足迹占有量的公平性看,碳足迹占有量偏差最大的为交通运输,Gini系数为0.51,其次是能源利用,Gini系数为0.41,食物生产加工碳足迹占有量比较合理,Gini系数为0.35,房屋建设的碳足迹占有量高度平均,Gini系数仅为0.12;⑤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和非农化是影响碳足迹的主要因素,随着人口数量增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非农化程度的加深,农户碳足迹在不断增加。     

厦门城市交通系统碳足迹评估研究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减少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的有效手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研究表明,按照同样的能源需求增长率,优化交通模式可获得较优的减排效果.以厦门市为研究案例,介绍了厦门市快速公交系统BRT的发展情况,着重计算比较了不同公交出行方式的碳排放情况.结果表明,乘坐BRT出行,每位乘客所产生的碳足迹明显低于乘坐普通公交出行的乘客.指出在城市公交系统建设过程中,推广快速公交系统是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有效的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