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间数的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区间数表示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污染物浓度的不确定性,构建了基于区间数的饮用水源地水质导致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同时,建立模糊化的风险评价标准体系,将风险评价标准分为低、低-中、中、中-高、高和极高6个风险等级,并运用综合评判法得出健康风险评价的等级。选取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多种污染物为评价因子,将基于区间数和模糊理论的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于9个城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中。评价结果表明:重庆、广州、乌鲁木齐等3个城市水源地的水环境健康风险水平较高;儿童和青少年的个人年风险明显高于成人的个人年风险。     

咸阳市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的水环境评价

为全面掌握咸阳市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的水环境状况,对2011—2017年该市5个地下水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进行评价,并利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1)咸阳市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GB 14848—2017《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其中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锰; 2)饮用水的健康总风险在4. 5×10-6/a左右,小于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 3)致癌物质在总健康风险中占主要地位,对总健康风险的平均贡献为98. 4%,而在致癌物质中,六价铬的贡献为最大; 4)仪器检出限对于健康风险评价具有一定的影响。总体而言,咸阳市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较好,对人体的潜在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上海市主要饮用水源地水重金属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对上海市主要饮用水源地(黄浦江上游地区和陈行水库)水中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应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健康风险的初步评价.结果表明,黄浦江上游和陈行水库由致癌物质Cr,As,Cd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个人年健康风险平均值分别表现为Cr>As>Cd和As>Cr>Cd,风险值为10-7~10-5 a-1,Cr和As的风险值高于部分机构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6 a-1),而低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和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推荐值(5×10-5和1×10-4 a-1),成为上海市饮用水源地主要的致癌因子;黄浦江上游和陈行水库由非致癌物质Pb,Cu,Zn,Hg导致的个人年健康风险平均值分别表现为Pb>Cu>Zn>Hg和Hg>Cu>Pb>Zn,风险值为10-12~10-10 a-1.各采样点重金属类致癌物质的风险值明显高于非致癌物质.      

伊通河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根据2006年吉林省水环境检测资料,针对水体中污染物质经饮水途径对人体的健康危害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水体中化学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较大,砷和镉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均超过5×10-5,即U.S.EPA的致癌风险评价指南中推荐的人体年风险最大可以接受的风险值,危险程度极高.另外,4类非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风险较小,其健康风险排列由高到低顺序为氟化物＞氨氮＞铜＞挥发酚.结论揭示了该河段水质的健康风险水平,对伊通河水源健康管理与保护措施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湖泊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根据某湖泊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监测资料,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推荐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2处饮用水源地原水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在2处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中,对人体有健康风险的有毒污染物主要是化学致癌物As和Cr(Ⅵ);个人化学致癌物总年风险远大于非致癌物总年风险;2003─2007年2处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个人总年风险均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标准,主要原因是化学致癌物As和Cr(Ⅵ)的质量浓度过高;因此,加强治理和控制化学致癌物特别是As和Cr(Ⅵ)是降低该湖泊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的有效途径.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饮用水源地重金属健康风险分析与预测

饮用水源地作为高敏感环境风险受体,重金属健康风险的时间变化特征和预测分析对于饮用水源地的风险管控、水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安全保障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为评价饮用水源地重金属健康风险及掌握健康风险的时间变化特征,以某饮用水源地为研究对象,监测并记录了该点位重金属As、Cd、Cu、Hg、Ni和Zn在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浓度值,并以月均值作为研究基础数据,对饮用水源地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并进一步利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ARIMA模型对重金属健康风险时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部分月份的重金属浓度值超过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规定的Ⅲ类水质的标准限值,尤其是Hg,其浓度最小值超过该标准的4倍;饮用水源地重金属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的大小顺序分别为：As>Cd和As>Hg>Cd>Zn>Cu>Ni,儿童健康风险均高于成人健康风险,在2015年2月之外的所有月份的成人综合非致癌风险均低于1,儿童综合非致癌风险在2017年10月之后均低于或接近1,而儿童综合致癌风险均超过10^-4;As的儿童致癌风险、儿童综合非致癌风险和儿童综合致癌风险在数据监测期间总体上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其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别为-0.714069、-0.773122和-0.62234,但是儿童综合致癌风险在2018年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为0.902098,均有显著地上升趋势,对应的儿童综合致癌风险均值为0.000234;基于ARIMA （3,1,3）模型预测的饮用水源地重金属儿童综合致癌风险具有较高的预测效果,预测结果表明后续两年内的儿童综合致癌风险的范围为0.000200~0.000302,需引起关注.     

基于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将产业结构调整与饮用水健康风险评价结合起来,从宏观角度提出对策分析,有利于整体水环境(包括饮用水源地)的改善.基于长江流域、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饮用水源地2007～2009年水质监测数据,应用美国环境保护署( 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模型计算、分析、评价了江苏省3大流域的水环境健康风险.研究结论揭示了3大流域饮用水...     

上海某地区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就是把水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定量联系起来的一种新的评价方法。应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上海某地区4个主要饮用水源地经饮水途径所致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1年,化学致癌物所致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非致癌污染物,主要风险因子为化学致癌物中的六价铬,应将其作为首要的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控制指标。     

贵阳市饮用水源地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

为了解贵阳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的污染情况,采用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联用技术（GC/MSMS）对阿哈水库、红枫湖、百花湖水体中PAEs有机污染物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水体中的PAEs主要为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PAEs在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呈现出不稳定状态;研究区水源地水体中PAEs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值均低于可接受参考值;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一计算的健康风险值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瑞典环境保护局等机构的推荐值,评价模型二计算的健康风险值与上述机构接近。贵阳市饮用水源地PAEs未对人体造成健康风险或构成致癌风险,水体中PAE的含量与国内部分饮用水源中PAEs的含量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     

黔江区供水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以黔江区9个饮用水源地水质作为健康风险评价对象,选取2009年水质监测的部分资料,运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地区9个饮用水源地经饮水途径造成的健康风险进行计算和评价.结果表明：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主要来源于化学致癌物,其中以铬（六价）的风险值最大.     

天津市宝坻区农村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价

通过对天津市宝坻区农村地下水水体中NH3-N,F,Hg,Pb,As和Cr6+浓度进行调查研究,应用美国环保局(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农村地下水水体中污染物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宝坻区农村,As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1.8 10-5 a-1),通过饮水途径引起非致癌健康风险中F最大,NH3-N次之;致癌物质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远大于非致癌物质,但二者都低于国际防辐射委员会(ICRP)的推荐标准。     

苏州太湖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评价研究

文章对苏州太湖渔洋山和金墅港两个水源地中六价铬、砷、镉等有毒有害物质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两个水源地总的风险值均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有毒有害物质健康危害风险最大可接受水平为5.0×10-5a-1,属于安全级别。评价因子中的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年风险值远大于非致癌物的风险值。砷和六价铬的健康风险已超过USEPA建议值1.00×10-6a-1,所以这两种毒物应被列为饮用水源地水厂制水过程中优先检测和控制的致癌污染物。     

崇左响水地区地下水水质分析及健康风险评价

以崇左响水地区为研究区域,对区域内60个地下水样品中的常规指标和金属元素进行测定和分析,运用内梅罗综合指数法分析了不同类型地下水环境质量,应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评价了不同类型地下水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井水、泉水和地下河水的常规指标和金属元素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水质级别均为较差级别,地下河水的综合评价分值(F=4. 26)最低,井水和泉水的综合评价分值(F=7. 10)相同.高硬度和高矿化度利于Cr的富集,还原环境利于As的富集,Zn、Pb、Cd和Cu经过的环境地球化学作用相似,Fe、Al和Mn来源相似.健康风险评价表明,3种类型地下水的健康总风险偏高,大小顺序为井水地下河水泉水,主要来源于致癌性金属元素Cr.致癌总风险比非致癌总风险高4～6个数量级,致癌总风险均高于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 0×10~(-5)a~(-1)),非致癌总风险均小于可接受的健康风险水平(10~(-6)a~(-1)).儿童健康总风险大于成人,经饮水途径引起的健康风险比皮肤接触途径高2～3个数量级.从饮水安全考虑,在饮用前需对井水、地下河水和泉水进行适当处理并实施对Cr污染物的控制.     

淮河流域典型癌病高发区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积累及健康风险

分别采集淮河沿岸某癌病高发区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分析和探讨了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的含量、分布和季节变化,以及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积累的生态与健康风险.结果表明,除Zn外,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含量旱季均高于雨季,癌病高发村庄高于其他村庄,河流污染是沿岸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积累的主要原因.除土壤Cd达到中度潜在生态风险外,土壤中其余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总体为轻微级.癌病高发村庄居民饮水中重金属致癌和非致癌健康风险明显高于其他村庄居民,均为其他村庄居民的2倍以上,其中,重金属非致癌健康风险达到93.09×10-10a-1,接近国际健康组织推荐的最大可忽略风险,重金属致癌健康风险达到27.82×10-5a-1,分别为ICRP和US EPA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的5倍和2倍以上.各种重金属中,Pb和Cr是主要的非致癌健康风险因子,Cr是主要的致癌健康风险因子.癌病高发村庄土壤和地下水重金属积累明显,存在较高的饮水重金属暴露健康风险.     

鄱阳湖平原浅层地下水有机污染物含量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为掌握鄱阳湖平原地下水的有机物污染状况,采样并分析了该区地下水中14种挥发性有机物(VOCs)与10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的含量,利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鄱阳湖平原地下水的这些有机物的检出率为3. 03%～27. 27%,其中14种VOCs的检出率为6. 06%～15. 15%,10种SVOCs的检出率为3. 03%～27. 27%,部分区域地下水受有机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1,1,2-三氯乙烷、苯并(a)芘和萘;使用内梅罗多项指标的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污染程度,区域有机物污染特征分为无污染、轻度污染、中度污染以及严重污染四个等级,污染源主要来自杀虫剂、石油化工企业和垃圾填埋场;有机的致癌物质通过饮用途径产生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非致癌物质的健康风险,其中三氯乙烯、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1,2-二氯丙烷、1,1,2-三氯乙烷、苯并[a]芘等通过饮水产生的致癌风险水平分别为最小可接受水平10-6的7. 06、1. 06、18. 7、54、1. 64、14. 4、2. 87倍,a-六六六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致癌风险水平甚至高达1. 03×10~(-4),是区域地下水中主要致癌风险物质。研究成果可为鄱阳湖平原地下水水质污染状况研究及治理监管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区域地下水有机物的监测和质量控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介绍饮用水水源受到基因毒物质和躯体毒物质所致的健康危害的风险度计算模型,并应用于西安市饮用水源地饮水途径健康风险评价,分别计算出了各类污染物的风险度。结果表明：（1）基因毒物质镉所致健康风险大约为10^-7a^-1,躯体毒物质所致风险在10^-12～10^-10之间。所以,基因毒物质是首先控制的污染物质。（2）对于躯体毒物质,铅的风险度是最高的,躯体毒物质所致的风险度大小排序为Pb〉NH3-N〉Hg〉挥发酚。（3）饮用水中的所有有害物质的健康危害总风险度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a^-1,也没超过瑞典环保局、荷兰建设和环境部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6.0×10^-5a^-1。研究结果可直接确定该市地表水源水质的风险污染物的主次及治理的优先顺序,为该市地表水源水质风险管理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