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点源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设计

本文借鉴美国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制度(NPDES)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工业点源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框架,点源排放标准需要包括排放限值和描述性要求,还要包括生产和排放控制环节的相关监测、记录和报告要求;国家按照行业制定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应用统计方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技术,确保排放标准的合适性;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是全国最低标准,任何点源都必须执行,与排入水体的水质无关,确保排放控制技术的进步;排放限值的形式必须包括日最大和月平均,对应地表水质急性中毒和慢性中毒的两个限值;由排污许可证确定每个点源的排放限值(日最大和月平均),包括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值和基于地表水水质的排放限值两个层面,在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值不能保障地表水水质达标的情况下,执行基于地表水水质的排放限值。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确保点源排放标准得以高质量制定和修订的前提,因此需要加快点源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     

美国水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我国污染源监测管理的启示

美国的水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点源排放控制的基本和核心手段。发展至今,其内容发展相当合理和成熟。在完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设计污染源监测方案、排污信息公开、监测数据处理等方面,对于我国点源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点源基于地表水质排放限值制度设计

针对我国点源排放标准不能确保具体点源所排入的水体地表水质达标的问题,借鉴美国点源基于地表水质排放限值的规则和方法的经验,论证我国建立点源基于地表水质排放限值的必要性,提出点源基于地表水质排放限值的制度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法规中补充点源基于地表水质排放限值的相关要求;明确点源排污许可证的制定必须要计算点源基于地表水质的排放限值,并采取与已有的排放标准中严者作为点源的排放限值;授权省级政府制定混合区划定法规.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实施效果及完善建议

回顾了我国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发展历程,从目标效果、制度框架、措施手段等视角系统地阐述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预期目标（2017年）基本实现,并且随着控制目标逐渐严格,已由年尺度细化至日尺度.②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顶层制度框架逐渐成熟,运行机制逐渐健全统一,重污染应急管控预案趋向于成本有效性减排策略.③当前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手段基本为命令控制型,在源头控制上主要采用新源环境准入、老旧源落后产能淘汰、燃煤控制与小规模炉窑综合整治等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消耗结构调整策略;在末端控制上,逐步规范和强化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实施精细化的移动源、面源排放管理模式.④建议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常设机构,实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长效化;建议实施区域性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刺激型手段,建立基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大气固定源排污权交易制度,让市场机制促使污染源进一步减排和污染控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中国点源水排污许可证信息公开制度设计研究

排污许可证是中国点源排放基本和综合管理制度,而信息公开则是该制度发挥正常作用的关键环节。通过对比美国的现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可以看出,中国点源排污许可证在信息公开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应从许可证申请和持有两个阶段进行改良,具体包括公示及听证、点源排放报告的提交、监测与核查、完善信息公开平台、建立问责处罚机制等。     

浅谈中国排污许可证制度

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我国环境管理八项基本制度的核心,虽然已有十余年的推行实践经验,但还存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基础不牢固,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行政、刑事处罚办法支撑等缺憾。加强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和技术力量,完善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办法和细则,突出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核心地位并增强实践经验交流等,是我国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并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基于水质改善的总量控制框架设计

针对我国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国外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设计思路,进一步从国家和流域两个层面构建总量控制制度基本框架;并对我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包括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建立分层减排体系、强化排污许可证载体、提高管理技术水平、重视面源污染防治五个方面。     

美国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实施制度研究

美国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美国空气质量管理的核心手段,有效控制了常规和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为美国空气质量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制度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框架体系和实施机制.鉴于中国排污许可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简要梳理了美国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证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了美国大气污染物排污许可证的实施程序、实施效果及实施特点,为中国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全面有效实施乃至推动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参考.     

我国水污染物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框架

水污染物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是以环境经济学原理为基础,以市场为手段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有效管理方式。有偿使用通过构建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无偿指标分配基础上利用市场手段优化区域流域水污染物总量指标配置,能在排污收费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治污资金筹集渠道;交易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点源污染治理效率,有效弥补命令控制型管理政策的不足,创新污染防治模式。     

各地信息

排污申报、许可证制度将在全国城市推开从国家环保局污染管理司主持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研讨会上获悉,根据全国18个试点城市及部分正在推行许可证管理的省市的实践,实施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可以使环境管理目标化,污染治理综合化,工业市局的合理化,限期治理法制化;并有利实行重点污亏染重点控制,重点水域重点保护,避免“一刀切”的管理。为此,国家环保局决定:1990年,全国城市基本要实行水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制度;1992年,各大、中城市和重点保护区域要基本上实行排污许可证     

基于技术和水质相结合的排污许可限值核定技术研究

“十三五”期间,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已基本建立;“十四五”时期,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将逐步过渡到注重水质达标的管理阶段.为适应我国排污许可新的管理需求,研究了基于技术和水质相结合的排污许可限值核定技术.其中,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值核定主要根据企业的行业属性和核定产能,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污染物排放额度,确定其排放浓度限值和排放总量限值;基于水质的排放限值核定需建立污染源与水质之间的响应关系,以地表水水质达标为目标,计算各污染源的最大允许排放量.最终的排污许可限值为基于技术的排污许可限值和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限值的最小值.以常州为例,从常州排污许可证核发重点行业选取了两家化工企业A和B,核算其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值;采用水质模拟和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分配技术,计算了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分配到两家化工企业,作为基于水质的排放限值.结果表明:A化工企业COD_Cr和NH₃-N的最终排污许可限值分别为6.53和0.075 t/a,其中,COD_Cr的最终取值为基于水质的排放限值,NH₃-N基于技术和基于水质的排放取值相同;B化工企业COD_Cr和NH₃-N的最终排放限值分别为11.60和0.17 t/a,最终取值均为基于技术的排放限值.研究显示,基于水质的排许可限值受到企业自身和外部水环境容量的双重影响,应从严制定排污许可限值,既能达到企业行业排放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又能满足水环境质量达标的目标.      

江苏省排污许可实施情况及对策建议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一证式"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结合作者参与实际管理工作的心得体会,回顾了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的构建情况,总结了江苏省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成效,剖析了江苏省排污许可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优化技术支撑体系、完善法规体系、加强数据融合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并提出了江苏省排污许可管理实践的下一步工作展望。     

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创新与未来发展的思考

为解决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创新及与排污许可制的关系,探索我国未来水环境总量控制制度的发展方向,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水污染控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是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根本措施,排污许可制是水环境管理的核心手段.②我国水污染总量控制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容量总量控制研究,先后经历了理论探索、应用探索和理论深化3个阶段,在管理上则经历了排污许可制试行阶段、制度探索阶段、总量控制目标责任制阶段.③我国目前实施的总量控制仍然是目标总量控制,难以与地表水质直接挂钩.对我国水环境保护形势和相关法律政策的研究表明,我国从污染源达标排放控制1.0时代、目标总量控制2.0时代,逐步进入容量总量控制3.0时代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建议以排污许可制作为推进总量控制3.0的重要抓手,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严格问责机制,确保容量总量控制的真正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排污许可制的制度内涵、法律价值和构建路径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在当前强化排污单位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的政策目标下,对有效形成企业持证排污、政府依证监管格局,提升固定污染源污染防治的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当前应以《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制定为契机,以排污许可证整合企业污染防治义务,厘清政府和企业的权力义务边界,明确排污单位污染排放控制的责任范围,具体化监管要求,增强企业污染物排放管理的预期,激励和推动企业强化对自身排放行为的管理,主动承担环境治理主体责任,提升污染源监管制度效能。     

排污总量控制的最优化原则探讨

从环境经济学的最优化原则出发，对上海市推行的排污总量控制，超量排污罚款和对允许排放量限度内的排污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进行了论述。根据最优化原则，污染物排放总量应该设置在最佳污染物排放量点，并且不同的河段应该设置相应的允许排放量；单位超量排污罚款价格不可过低，并且应该随着超量排污的增长而增加，以一个合适的费率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会促使企业不断改进它的污染物治理技术，从而减少对水体的污染。因此，这三才是将     

基于信息化集成的新版排污许可证监督管理系统研究

旧版排污许可证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程度低,存在管理滞后和耐压性差的弊端,无法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设计基于信息化集成的新版排污许可证监督管理系统,依据B/S架构,通过MVC设计模式对排污许可证监督管理系统实施总体设计,基于MVC模式将系统分割成Model层、View层以及Controller层,分别实现系统信息处理部分的数据存储和操作、数据展示并同用户交互、合理控制系统流程.实验结果说明,所设计系统进行排污许可证监督管理过程中,各项功能运行良好,具有较高的耐压性和稳定性.     

Outline and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n China

Ｏｕｔｌｉｎ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ｗｕ；ＬｉＱｉｎｇｓｈｕ（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ｙ（ＮＥＰＡ），Ｂｅｉｊｉ...     

对中国排污收费制度改革的思考

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环境政策中一个核心的管理手段。它是我国为强化环境管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的一个独特的制度。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和环境目标下，这项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必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在分析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收费制度、政策和标准等的改革提出见解。     

我国应逐步实施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管理

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从探索、停滞到不断发展的历程.为研究我国排污许可的未来发展方向,对我国排污许可发展的历程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分析.从我国排污许可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第一阶段排污许可管理立法层次不高,反复试点、推进力度不够,且经济迅速发展导致污染物负荷量不断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排污许可实施的难度.“十三五”以来,我国已初步构建了以行业为基础的排污许可管理体系,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按行业发放排污许可难以与地表水水质直接挂钩、部分企业排污许可量过大难以约束企业排污、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重难以考虑水质达标要求、缺乏基于水质核发排污许可限值的管理实施细则等.针对上述问题,分析了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排污许可管理经验,表明基于水质达标是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基本法律内涵和发展方向.在国内外排污许可发展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排污许可的实施进展,建议我国逐步实施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管理,主要措施有完善基于水质的行政区、流域和控制单元排污许可总量审核系统,编制和修订排污许可证管理相关技术规范,以水质达标为目标完善流域排放标准,完善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监管和处罚机制,尽快开展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示范,扩大公众参与等.“十四五”时期,建议我国的排污许可制应从重视系统体系构建,逐步过渡到基于水质的排污许可管理,并制订有针对性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措施.      

基于环境管理的排污许可证内容设计

分析企业环境管理及固定污染源环境行政管理现存的问题,从环境管理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排污许可制度内涵,明确了排污许可证内容设计总体思路、原则,重构了排污许可证框架,完善了证照内容设计,为实现排污许可证作为政府环境监管的执法依据、企业环境行为的守法文书、公众环保监督的参与平台提供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