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凋敝对城乡协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寻求乡村发展路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迫在眉睫的核心任务。在厘清乡村聚落物质要素修补与非物质要素修复的聚落“双修”内涵基础上,针对乡村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通过“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人口”“土地”“产业”和“配套设施”的转移及建设,来探究根治“乡村病”的科学模式与振兴路径：对标双修、绿色发展以振兴乡村生态;六位一体、文化繁荣以振兴乡村文化;高效输出、对口回流以振兴乡村人才;横向联合、纵向推进以振兴乡村产业;三治融合、多元共建以振兴乡村组织。以祁东县沙井村规划实践为例,从人、生、文、地、产、设等六方面提出修复修补策略与措施,以达到修复乡村生态、培育乡村文化、恢复乡村社会朝气、振兴乡村产业经济、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目的。     

旅游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的途径与模式——“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笔谈

如何借助旅游发展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针对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来自旅游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10位专家依据“理论辨析—作用途径—作用模式”逻辑进行了跨学科研讨与对话。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认识以往旅游扶贫中遗留的不均衡、不充分等发展问题,坚持乡村正位,确立城乡平等“互哺”的关系;厘清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厘清乡村性、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多重逻辑关系;区分明确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差异,并因时因地制宜;需要协同多元主体,尊重村民理性,提升乡村居民公民性;探索慢旅游、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融合等创新发展路径。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农村衰落已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引起了众多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但相关研究多以理论探讨为主。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一个以遗产保护为前提的特殊农村地区,如何推动一二三产业（下称“三产”）融合发展,如何量化“三产”融合度,研究尚待深入。基于对农业文化遗产特点、资源特征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求等方面的分析,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并构建了由产业融合度与劳动力融合度组成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方法体系及具体核算方法。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十大片区所在的8个乡镇为对象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产业融合度分项指数间越均衡则产业融合度越高;各乡镇分项指数和产业融合度的数值皆很小,有巨大的“三产”融合发展空间;新街镇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融合度领先,其中第三产业贡献率最大;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的产业融合与劳动力融合有较高的正相关性（r=0.67）,显著水平在10%以下（P=0.069<0.1）。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在本地就业,对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     

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因素与路径——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旅游者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但当前研究缺乏从城乡空间转换中的人地关系变迁角度对旅游者进行的思考。以经历城乡生活空间重构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分析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情感、怀旧情感、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态度、愿望（欲望）、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形成的128种组合中,其中有8个充分性条件构型特定组合路径能够影响乡村旅游者游憩行为;单项中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知觉行为控制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8条旅游者乡村游憩行为影响因素路径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约为0.918919,总体一致性约为1,均达到了0.9的阈值标准。其中,地方情感和怀旧情感特性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旅游者具有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特征时,其他影响因素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据此提出了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路径模型,揭示了“乡村情感—游憩意向路径”“计划行为—游憩意向路径”“游憩愿望路径”和“情感行为综合路径”四类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旅游从业者可以据此寻找与旅游者游憩最匹配的产品开发解决方案。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模式。     

乡村振兴视角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路径分析——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深刻解读耕地利用转型内涵,基于乡村振兴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系统逻辑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标准差椭圆（SDE）等方法,对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淮海经济区耕地利用转型效度进行评测,据此揭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转型路径。结果表明：（1）15年间淮海经济区耕地利用转型呈现整体上升、区域均衡的时空格局。（2）耕地利用转型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南北差异显著。空间转型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功能转型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又趋于平缓的态势。（3）耕地利用转型呈现东北—西南格局,以徐州市为区域重心,在南北方向上持续收缩、东西方向上不断平移,导致转型空间形态呈C状分布;系统要素的交流耦合渐进增长且上升通道具有收缩趋势,最终形成“分散—聚拢—分散—聚拢”重叠形态的转型路径。建议研究区未来发展重点聚焦转型发展内源动力的协调融合,引导耕地利用转型由“C形”扩散转向“O形”收敛的圈层式包容增长格局,并不断提升耕地多功能融合增益的共享程度,将地理系统的均衡机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现实效能。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研究区,以2009年、2014年、2019年为研究时点,以2009—2019年为研究时段,按照思想缘起、理论基础、实证演绎、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分析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重庆西部片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水平不断上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子系统韧性在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差异明显：自然系统韧性与人类系统韧性分别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和“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空间格局;居住系统韧性与支撑系统韧性则分别呈现出由“低值点缀分布”逐渐过渡到较为均衡和“普遍均衡、高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社会系统韧性表现为“西部增强、东部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障碍度模型对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不同区县面临的主导障碍进行诊断,根据结果将重庆西部片区划分为单一主导障碍型、双重障碍型与三层障碍型三种类型,据此设计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差异化路径,以期打破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多重制约。     

“熟人社会”农村与“原子化”农村中的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博弈、仿真与现实检验

以生猪粪便制沼气为例,应用博弈论和仿真方法,探究了“熟人社会”农村和“原子化”农村中养猪户的行为演化规律和稳定策略。进而以规模养猪户微观数据为基础,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博弈和仿真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性共识”引致的隐性激励是维系“熟人社会”农村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的重要机制。而在“原子化”农村中,由于人情机制与礼俗机制的衰弱,“地方性共识”近乎消失殆尽,养猪户倾向于成为严格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导致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举步维艰。据此,在强化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推动“地方性共识”建设,以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

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较突出。特别是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仍为乡村发展的短板。2018年初,国家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本文解析了农村人居环境及其整治的概念与内涵,阐释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机理,剖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模式,梳理了整治成效的评价方法与结果,并展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农村人居环境科学在过去十余年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基本理论、演化机理、质量评价、调控策略等方面有明显进展。但是,当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性和支撑性仍存在明显不足,地方具体整治工作仍存在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误区。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新时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认识和实践方面要形成“八项共识”。在研究层面,应强化乡村地理学与工程技术科学、城乡规划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交叉与融合,着力形成集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机制剖析、成效评估、模式优化等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体系,可更好地支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地域功能显化和价值提升,进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运用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加强城乡合作实现乡村发展,亟需对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概念性框架法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并以徐州市2018年120个乡镇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两方面,其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大小分别为0.1558与0.6836;内部动力包括乡村吸引力与要素集聚两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分别为0.702与0.3356;外部动力主要靠政府投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来实现,内部动力则要靠乡村规划来塑造。本文对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城乡融合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福州东部片区为例

乡村地域多功能是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福州东部片区为研究区,基于乡镇域尺度分析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与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乡镇的乡村单一功能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在沿海小范围聚集,工业发展和生活保障功能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州城区边缘郊区和南部乡镇,生态保育功能西部山区大于东部乡镇,而旅游休闲功能主要分布在中北部乡镇和平潭岛;（2）依据LSE模型,将研究区乡镇划分为五功能、四功能、三功能、双功能复合区和单功能主导区,其中拥有五、四功能复合区的乡镇共计58个,占比45.68%,说明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良好;（3）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乡村地域初始与特色功能,地理区位因素促进乡村功能的形成与分化,社会经济是优化乡村功能的基础因素,政策资金是推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

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得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博弈均衡分析和实证案例分析,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演变。研究结果显示：（1）1949年至今,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主体数量增加,博弈关系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向化;（2）乡村振兴时期主要有六种博弈关系,并探讨了案例村实施下山脱贫、发展乡村旅游、新型经营主体进驻、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四种博弈决策过程;（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地区发展应关注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协调、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等问题。乡村振兴中应注重实现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最优均衡,降低各方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并寻求多方利益平衡。     

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

乡村稀释化是指城乡关系失衡下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社会活力凋敝、人居空间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问题的动态化呈现,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基于城乡关系视角,从人口活力、土地利用和社会活动三个维度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呈现出阶段性加速化过程、多维度差异化状态、集聚性分异化空间格局等特征;（2）人均水资源量、农业从业人口密度、贫困发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单位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每万农村居民村卫生室医生数等要素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影响显著;（3）在特定城乡关系背景下,基于区域本底条件,城市系统的控制引导与乡村系统的被动响应共同推动了乡村稀释化的形成和蔓延。科学认知乡村稀释化,可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指导。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乡村振兴路径

构建适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泰尔指数、ESDA方法分析1995—2018年间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并划分出城乡融合发展类型区,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以2000年为拐点,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经历了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历程,整体趋势向好;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距先增后减,总体趋于缩小。北京及环京三市区域间的差异对总体城乡融合水平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环京三市内部差异是造成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张家口市与保定市内部差异是影响环京三市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保定市内部差异占主导地位。（2）低水平融合区的数量波动减少,高水平融合区持续增加;城乡融合水平高、低值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突出,且经历了“单组单核—多组多核—单组多核”的动态演变历程;城乡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性先增后减;城乡融合热点区呈团簇状集聚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环形或带状布局在保定市中心城区外围,状态渐趋温和;城乡融合“冷热”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联系紧密。（3）可将环首都地区划分为五类城乡融合区：城乡融合引领示范区、城乡融合先行发展区、城乡融合优化升级区、城乡融合转型提升区和城乡融合落后欠发达区,并根据各类型区特点,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