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土地利用可持续性下降、耕地撂荒增多等多种农业问题,土地整治是当前中国改善耕地细碎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探索适宜的土地整治计量模型以解决耕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基于多目标线性规划,从工程设计、权属调整、地块分配三方面构建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选取典型土地整治项目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模型优化,案例区农业生产消耗降低了20.41%、地块平均规模增大了53.72%、户均地块数降低了34.92%,平均耕作距离减小了68.17%,可促进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改善,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研究对丰富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方法,推动耕地细碎化问题解决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土地利用改造规划的多因子空间分析

以福清市土地利用分布为例 ,在完成土地利用状况和土地适宜性参评因子空间数据库基础上 ,集成土地适宜性综合指数模型和地块紧凑度模型 ,开发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和土地利用控制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土地适宜性多因子空间分析 ,模拟大农业 (耕地、林地、园地 )各目标用地条件下各地块土地使用适宜度 ,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 ,得到单目标土地改造方案 ;再经模型优化和综合比较得出多目标土地利用改造规划可选方案。计算结果表明 ,福清市土地资源中开发改造为新耕地的潜力极有限 ,而用于开发改造新林地和园地的土地尚有226 80km₂ 和36 34km₂ ,为福清市土地利用改造规划和总体规划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定量依据。     

不同模式下农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效率的比较研究

论文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同期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并采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与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农户主导模式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后,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121 2,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80 6,而同期未整治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40 1,反映出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可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农地整治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灌溉资本投入影响显著,农户有效参与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影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旱涝保收耕地比例及承包地面积等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开展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的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农户微观视角下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对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破解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效应的关键。利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域238 个耕地地块的土壤采样数据和对应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和显著水平都不同。其中近郊区的农户“以兼业为主,以农为辅”,其行为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非农化”趋势,对耕地的粗放利用和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耕地土壤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平均下降11.496、44.078 和15.469 mg/kg;研究区域中部农户“以兼业为主”,突出表现为集约化程度比近郊区农户有所提高、种植结构也不断调整,对土地的投入、管理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会促使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提高4.799 g/kg、7.454 mg/kg、100.170 mg/kg 和61.205 mg/kg;远郊区的农户“以农为主”,突出表现为“非粮化”趋势,由于比较高的就业机会成本,种地收入超过农户预期,耕地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投入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增加0.007、0.025 和0.037 mg/kg。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从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改善区域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价值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权衡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是满足不同整治目标下差异化的用地需求,缓解潜在用地冲突的重要途径。以海南省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项目区为研究区,基于生态价值增长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之间的权衡,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设定生态价值优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两种整治情景,以2019年试点项目区三调成果为现状,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和GeoSOS-FLUS模型分析两种整治情景下的用地结构优化和用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现状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规模增加明显;整体景观分离程度较高,分布更加均衡且破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增加规模有所变小,但商业服务业用地规模明显增加;整体景观进一步破碎化。两种整治情景的用地布局与《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实施方案》中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布局相似与差异并存。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若增加生态价值与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需要统筹配置各用地类型,同时也要关注优化用地后可能对景观格局产生的影响。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碳效应核算及其分析

论文通过构建土地整治项目碳效应分析框架,将土地整治碳效应分为短期碳效应及长期碳效应,其中短期碳效应分为工程施工碳效应及地类转换碳效应,长期碳效应分为农田生态系统固碳效应和农业耕作活动碳效应。以湖北省14个土地整治项目为例,采用碳排放系数法、生态系统类型法等进行整治项目碳效应核算,并计算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达到碳平衡所需的时间,对比分析处于不同地貌类型及工程类型区的土地整治项目碳效应及其构成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程施工是土地整治项目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各项目碳排放总量为4 602.00~22 760.81 t,单位面积碳排放为5.18~19.62 t/hm²;地类转换既有碳汇效应,又有碳排放效应;土地整治后,各项目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增加了412.27~2 794.91 t/a;耕作活动碳排放也较整治前有所增加,增加强度从8.11 t/a至463.76 t/a不等。整治工作后各项目达到碳平衡的时间最少需要2.68 a,最多需要36.66 a。对比分析表明,地形地貌、工程类型虽不是土地整治各类碳效应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间接地在工程施工难易程度、排灌条件、耕地产能等多方面对土地整治项目区碳效应产生重大影响。     

江苏沿海地区可承载城乡建设用地能力及匹配性评价

城乡建设用地是土地利用的重要类型,确定区域可承载城乡建设用地能力即承载规模和承载边界对土地利用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从生态限制与适宜性的角度尝试确定城乡建设用地的承载能力,选择地形条件、地质条件、土壤条件、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保护5个方面的指标要素作为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生态约束条件,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和“水桶效应”原理,对江苏沿海地区综合生态适宜性和城乡建设用地可承载性进行评价,制作了综合生态适宜性和可承载性格局分布图,确定了江苏沿海地区城乡建设用地承载阈值及其分布,统计了各县市区可承载城乡建设用地丰度,比照江苏沿海地区现状建设用地分布图与城乡建设用地可承载性分布图,开展了可承载与现状城乡建设用地匹配性评价,核算了城乡建设用地承载潜力,得到江苏沿海地区、南通市、盐城市和连云港市承载潜力分别为14.37%、15.29%、12.58%和17.07%,从而为江苏沿海地区城乡建设用地的优化配置和差异化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轮作休耕的空间重构

轮作休耕是保障黑土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科学合理确定粮食作物轮作休耕的耕地利用规模及空间分布,对实现黑土区耕地修养生息、提升地力和平衡粮食供求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典型黑土区——克山县、拜泉县和依安县为研究区,运用作物种植空间适宜性评价模型、多目标优化（MOP）模型和智能体土地布局优化配置（AgentLA）模型,基于地块尺度构建耕地轮作和休耕布局,适度调整轮作休耕规模及分布。结果发现：（1）研究区主要作物种植适宜性高值和低值区存在明显空间差异。玉米和大豆种植适宜性高值区交汇于依安县北部和克山县西部,是玉米—大豆轮作优势区域。主要作物种植适宜性低值区交汇于依安县南部和拜泉县西南部,是休耕的重点区域。（2）基于种植结构优化的轮作规模实现了大豆种植比例增加和玉米种植比例减少,缓解了目前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供给不足的现实矛盾。通过设定多种粮食供求情景确定休耕规模有利于灵活应对粮食市场变动。（3）兼顾耕地空间适宜性和集聚性的轮作休耕布局有利于充分利用耕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对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研究通过科学重构黑土区耕地轮作和休耕空间布局,实现了耕地空间适宜性、空间集聚性、种植结构合理性和粮食供求稳定性的同步提升,为实现黑土区耕地资源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粮食安全提供政策参考。     

模糊证据权法在西藏一江两河流域耕地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

开展耕地适宜性评价是编制农业发展规划、优化耕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工作。文章以西藏一江两河流域18 个县的耕地资源为评价对象,将模糊证据权模型引入到耕地适宜性评价中,通过该方法筛选出地形地貌、气候、土壤和水资源状况等4 个方面的9 个因子作为证据图层,并计算因子图层的模糊证据权重,最后综合各因子图层的证据权重参数得出后验概率并修正形成耕地适宜性分布图。结果表明：①80.83%的适宜样本点处于修正后验概率分级图的中等适宜级别及以上,即已知信息体现出较高的吻合性,表明模糊证据权模型能够科学、有效地评价耕地资源的适宜性;②集知识驱动与数据驱动一体化的模糊证据权模型既能够充分发挥先验知识、客观规律的作用,也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增加知识干预,有效利用专家的丰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驱动方法中因子筛选和权重确定主观性强或纯粹数据驱动方法的不足;③研究区21.32×10⁴hm²的耕地资源中,高度适宜、中度适宜、一般适宜和不适宜的耕地资源分别占32.03%、31.94%、27.19%和8.84%,对应其空间分布情况,可以优化耕地资源规模与布局,指导高原耕地区农业生产实践,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中国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协调性研究

农用地整理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的重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规模化程度是农用地整理的主导方向与建设目标,相应要求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应与现状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协调关系。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这一协调性,根据2006-2012 年农用地整理项目数据,结合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和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通过建立县域尺度下一致性模型和重心模型,从全国和省级二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协调性,得到以下结论:① 全国层面上,14.4%的耕地区域安排了52.2%的整理项目,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较差;② 省域层面上,多数省份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的分布较为一致;③ 各等别耕地整理比例与其耕地面积比例较为一致,优等地和低等地的整理比例逐渐上升,高等地整理比例趋于下降,中等地整理比例基本稳定;④ 各等别耕地重心及整理重心按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由南向北分布,优等地和中等地的整理项目安排逐渐趋于均衡化,高等地整理开展偏于其耕地重心北侧,低等地整理分布较为不均。     

重庆山区县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综合成效评估——以重庆市垫江县为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成效评估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实施、政府决策等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使用访谈数据、图件数据和统计数据,构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样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成效。结果表明：1）与建设前相比,农地平整状况维度中耕地连片度增加13.56%。耕地破碎度呈显著离散性,梯田化率明显提升;农业生产条件维度中道路通达度提升25%,空间离散度略微增加,有集聚效应。道路硬化率建设后分布仍呈中部高、两端低的态势。灌溉保证率和沟渠密度显著增加,空间分布均与南部产业结构、地形密切相关;农田生态环境维度植被覆盖率在建设后空间分布仍呈显著离散性。有效土层厚度明显增加,空间分布格局与道路通达性相当;多主体满意度维度农民满意度和公司企业满足度在空间上均表现为南部鹤大台地区满意度最为明显,农民人均新增年收入建设后空间分布较为均匀。2）Ⅰ级成效区,综合成效评价最佳,4个子目标也引起了足够重视,占比为53.26%;Ⅱ级成效区的综合评价次之,4个子目标的投影值也与之匹配,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选址及建成后综合成效凸显的重点区,占比37.62%;Ⅲ级成效区的综合成效相对较差,4个子目标所得投影值也相对较低,占比为9.12%。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评价,应考虑区域独有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程序,有序开展差别化评价。     

基于生态协调性和建设适宜性的山区基本农田布局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探索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耕地资源保护的基本农田布局方法不仅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首要任务,更是构建土地利用开发新格局的主要内容。目前,针对基本农田布局的相关研究仍侧重于耕地的资源属性,忽视了耕地在区域生态系统中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加重。论文借鉴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分析了耕地与区域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种兼顾生态协调性和建设适宜性的基本农田布局方法,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布局方法不仅保证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保护优质耕地的内在要求,而且突出了耕地与区域生态系统在景观尺度上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山区耕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可为今后基本农田的科学划定提供参考。     

基于AHP-DEA模型的土地整治项目规划方案比选

为了提高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综合效益,从众多规划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成为项目规划设计的关键。论文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双桐村土地整治项目为例,从不同的角度设计出了4种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在此基础上根据建设工程内容和投资水平等资料,构建了带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约束锥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对4个可行方案的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方案1~4的最优值依次为1.000 0、 0.864 5、 0.652 7、 0.963 8,方案1为最优,方案4次之。研究表明：AHP-DEA模型将传统DEA方法对输入输出数据的客观分析与决策者的主观偏好结合起来,评价结果客观准确,在土地整治项目规划方案比选中是一种理想的方法。     

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地整理技术研究

以福建长乐基本农田示范区为研究区域,通过采集整理土样数据,运用"3S"技术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并依据国家标准,完成农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之后结合土地整理工程需要,与各种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经济技术可行性相比较,确定采用客土换土的综合整理修复方法,最后按照综合整理修复效果评价体系进行修复后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内作物单产、土地利用率等土地整理指标均有提高;重金属污染面积减少7.81 hm2,污染修复率达到39.41%,实现了在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土地利用变化中农户脆弱性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中部五省的调研实证

农村土地流转是发生在我国农村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既关系到土地供给的总体结构与变化,也关系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更关系到农户的生存状况。论文在分析当前农户脆弱性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土地利用变化中农户脆弱性理论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暴露性指数EI、敏感性指数SI和自适应能力指数AI。根据量化后的SI和AI,可以计算出农户的脆弱性指数VI。论文以中国中部经济区5个省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作为案例研究区域,在大规模农户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了定量测度敏感性指数SI和自适应能力指数AI的指标体系,运用几何平均数算法对其进行量化,并由此分别计算出各省份农地转入户和转出户的脆弱性指数VI。最后,论文将农户脆弱性指数VI与暴露性指数（流转面积强度EI_A和流转时间强度EI_T）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

基本农田划定是落实耕地保护、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目前,基本农田划定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对耕地适宜性条件的评价,而未涉及对耕地历史变化过程的考虑,因而不能保证划定结果适应实际区域的耕地变化趋势,导致基本农田易被占用,补划与调整频繁。论文综合考虑耕地适宜性条件与历史动态变化状况,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以湖北省大冶市这一典型资源型城市为实验区进行了实例研究,划定结果表明,该划定方法能在保证基本农田划定数量与质量的同时,提高其农业用途的稳定性,促进基本农田保护与经济建设、生态保护间协调发展,是一种有效的划定模型。     

丘陵山区耕作层覆土需求优先度评价研究——以福建省光泽县为例

论文基于GIS技术,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土壤构型、交通便捷情况、地块立地条件和地块理化条件4个方面构建了丘陵山区耕地耕作层覆土需求优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的特尔斐法确定其权重,建立了评价模型,并以福建省光泽县为例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 I级优先区面积占5.2%,该区54%的面积是质量较差的规划开发补充耕地,其余是质量较差而基础条件较好的现有低产水田,对其实施覆土工程成本较低、综合效益较高,属于优先覆土区;② II级优先区占49.1%,该区耕作层覆土效益仅次于I级区,属于备选覆土区;③ III级和IV级区占45.7%,暂可不安排覆土工程。评价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光泽县的实际情况,将为该区移土培肥专项规划编制以及耕地保护工程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类型区农用地整治对农田生产能力的影响

以产能提高为核心的农用地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之一。通过建立农用地整治影响下的农田生产能力估算模型,定量评价湖北省内平原、丘陵及山地3种不同类型区农用地整治对农田生产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用地整治后,山地型整治区农田生产能力提高168.91%,丘陵型整治区提高57.78%,平原型整治区提高38.32%;②平原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78.62%;丘陵型整治区水资源要素提高最大,为75%;山地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199.12%;③总体上,基础设施要素对农田生产能力的贡献率都最大。建议国家农用地整治在政策上适当增加对山地型和丘陵型整治区的重视,项目区应合理配套农村居民点整治工程,并尽量避免生态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