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生态监管职能解析及制度体系构建建议

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监管进行了部门划分,但由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涉及生态保护修复具体工作时,依然面临着生态监管的职能边界不清晰、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借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概念框架,明晰了新时期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监管职能的内涵,即从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通过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考核等手段,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所开展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进行行政监督和执法.解析了生态环境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包括国家林草部门）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的职责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①二者分别通过间接与直接途径实现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供给提升的目标.②二者定位分别是外部“专职”监管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内部监督.③二者监督对象分别是督政与督事.针对新时期生态监管制度体系的构建,建议健全生态保护防控制度、建立“1+N”生态监测制度、构建生态评估及预警制度、健全生态保护执法制度、完善考核督察问责制度、健全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和构建生态监管保障制度等,以进一步提升生态监管效能,推动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提升,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      

统筹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

作为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创新工作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国家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要围绕“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总体目标要求，统筹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监测评估和执法考核，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诊断与识别——以烟台市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研究缺乏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结构连通性角度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进行诊断和识别。烟台市作为我国典型滨海城市,湿地退化,生境类型单一造成景观稳定性差,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刻不容缓。为全面识别烟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利用生境质量模型、生境风险评估模型、粒度反推法、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诊断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生态断裂点等,识别和确定研究区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研究发现：（1）烟台市生态源地共计668.85 km²,主要为林地、水域,源间廊道共计1548.36 km,呈现“两横两纵”的空间特征;（2）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烟台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包括13处生态“夹点”区域、8处生态障碍点区域、39处生态断裂点区域、破碎生态空间1308.66 km²;（3）结合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修复提升方向。研究可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识别、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提升提供科学指导。     

基于格局-质量-服务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以额尔齐斯河流域为例

建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方法体系,掌握“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实施成效,分析评估结果中发现的问题,对于提出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额尔齐斯河流域具有极其典型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特征,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为探索西北干旱地区生命共同体保护修复模式提供了示范作用. 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态系统格局、质量和服务三个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比非生态保护修复期和生态保护修复期内评估指标的时空变化情况,综合评估额尔齐斯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生态环境成效. 结果表明:①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级别整体由“低”向“高”转变,草地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遏制且面积得到恢复,水域生态系统面积由2010年的1 802.02 km2持续增至2020年的1 994.84 km2,林地生态系统面积仍有所减少. ②工程建设区生态系统质量指数先降后增,其中生态保护修复期内生态系统质量指数增长相对明显. ③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后,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变化率均有所增长,其中防风固沙指数增长最为显著. 研究显示,额尔齐斯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显著,但由于工程建设区内生态本底的差异性,整体上各工程分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由北向南逐渐递减. 在后续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建议基于额尔齐斯河流域中部和南部自然地理单元分布等区域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进一步恢复生态用地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岛礁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探析

坚持岛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重、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并举,采取系统性、创新性和综合性的施工技术、工艺和方法,尽最大可能减少工程建设对岛礁生态及周边海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努力实现建设与保护相协调,开发与修复相统一的发展模式,创造优良的岛礁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打造生态健康、环境优美、人岛和谐、监管有效的生态岛礁。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方法探析

由于长期的高强度国土开发利用活动,我国一些地区面临着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环境严重超载的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瓶颈。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亟需对生态系统严重受损退化、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断下降的重要生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实现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生态系统稳定、功能提升的目标。本文以如何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为重点,阐明规划编制定位、总体构架、主要任务和编制程序,分析技术难点和解决路径,为国家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出台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已经由划定阶段转入严格管控阶段。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维护和提升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迫切需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围绕“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监管目标,定量评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本文梳理了成效评估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的关系,从成效评估目标、内容、应用导向、工作机制等方面,探析了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以期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提供参考。     

南岭山地生态保护修复的理论与实践 ——以崇义县为例

文章结合国家首批试点地区之一的崇义县南方丘陵山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以系统治理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重点区域识别,提出了以流域整体性、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为依据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体系。介绍了该县在生态保护修复中统筹规划、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生态扶贫等方面的经验,并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的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理论研究、交叉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标准化建设提出建议。通过总结分析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模式,以期为南岭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借鉴。     

科学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切实维护生命共同体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设计和实施,需要以明晰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以解决突出生态问题和增强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标,采用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工程措施和技术手段,加大体制机制探索创新,切实维护流域、区域生命共同体。     

渤海生态保护的形势、挑战与对策建议

渤海滨海湿地面积广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资源宝库、经济引擎和战略空间。在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后,渤海生态系统实现了从持续退化到企稳向好的历史性转变,但仍面临着生态退化症结尚未根治,生物资源“荒漠化”趋势尚未改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空缺仍然存在等问题和挑战。本文立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背景,总结“十三五”期间渤海生态保护现状,聚焦渤海生态保护修复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强化典型生境修复、拓展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加强海洋生态监管、树立生态适应性管理理念等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恢复的减缓气候变化策略与实践

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生态保护修复不仅能够改善生态系统质量和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也可以减缓区域气候变化和增强区域生态系统气候韧性。生态保护修复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如何开展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管理，成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命题。本文梳理了我国通过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等开展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与实践，从政策措施和利益相关方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汾河源头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

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空间途径。以汾河源头区域为例,定量评估产水量、生境质量、土壤保持量三种生态系统服务,利用热点分析法识别重要的生态源地,考虑到河流在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两种模式的生态安全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汾河源头区域共19个生态源地,占研究区面积的16.59%,三种模式分别构建了33条、42条、43条潜在生态廊道。网络结构评估结果表明：三种模式均可生成闭合的生态网络,优化后的生态廊道总长度为565.957 km,网络闭合度、节点连接率及网络连接度较高,成本比较小。此外,共识别了35个生态断裂点,明确了生态保护与修复建设的重点区域,以期为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提供空间指引。     

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高强度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河湖湿地萎缩、景观破碎化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途径。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网格单元构建“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组织力—生态系统弹性—生态系统服务力”（VORS）模型,评价2010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通过自然断点法和智能化修正等方法,自下而上地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扩张明显;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为稳定,但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活力和服务力提升明显,生态系统组织力和生态系统弹性呈下降趋势。根据分区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系统保育区、生态系统提升区、生态系统缓冲圈、生态系统改良圈和生态系统重塑圈“两区三圈”的修复区域,并提出生态修复对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社区参与自然生态保护监管的思考

近年来,监管成为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要议题,考虑监管体系的全面性和实用性,社区参与自然生态保护监管是必要和有意义的。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梳理近年四川省与重庆市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绿化提升及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取得的成效,指出生态退化仍未根本改变、行政区划隔断生态保护的连通性、自然生态保护监管能力有待加强等自然生态保护困境。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对社区参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现状、社区参与自然生态保护监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分析,并从适应新要求新定位、注重操作实施、构建参与流程办法以及系统评价评估和典型区域试点示范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然生态保护监管提供决策支撑。     

长江经济带典型生态脆弱区生态修复和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全国八大生态脆弱区中半数都分布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近20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忽视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性,导致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更加退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本文分析了长江经济带4个典型生态脆弱区生态退化问题以及生态修复和保护的现状,并提出了对策建议。针对长江经济带不同脆弱区特征,要因地制宜,分别制定生态恢复的基本措施和技术对策;有序实施生态修复保护工程,促进生态系统整体治理;落实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后续监管;支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技术研究,推进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立法工作,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保护的长效机制。     

基于小流域尺度的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山西汾河上游为例

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的直接上位指导性规划，基于小流域尺度的生态修复分区研究可以为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生态修复分区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以汾河上游为例，首先，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提取地形特征的方法确定了89个小流域单元，进而定量评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食物供给四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识别区域主导生态功能，据此划定5个生态功能分区；然后，以生态功能分区内生态群落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生态群落的生态功能统计比较，划分12个生态修复分区；最后，将小流域合并得到沟域生态系统单元，进而划分了25个生态修复工程分区统筹后期工程项目实施，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本文提出新的生态修复分区思路，以期为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引。     

赤水河流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功能状况及变化研究——以赤水市为例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赤水市是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融合卫星遥感、生态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指标，对2015—2020年赤水市的全域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状况及变化度进行评价和分析，诊断明确了赤水市生态保护面临的城镇扩张挤占其他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程度缓慢、局部生态系统功能有降低趋势等突出问题，提出了赤水市生态建设思路以及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城镇建设生态保护力度、开展植被保护恢复与生态廊道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和优势产业相协调、加强流域生态保护地保护和体系建设。     

黑岱沟大型露天煤矿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

黑岱沟露天煤矿已经开采20多年,该矿区的排土场进行了生态修复,使得该地区景观生态发生了显著地变化。通过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排土场生态修复已见成效,对于是否能使该地区生态系统在修复后保持长期稳定,进行了如下研究。本文运用Miami模型,通过计算该地区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黑带沟露天煤矿所在地区的自然系统本底的生产力处于最低--较低水平,稳定性较差;复垦后稳定性大幅度提升,即生态系统更稳定。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主动发现与智慧监管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需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开发性、建设性人类活动开展有效监管。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是生态环境部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主要技术支撑平台。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现状、主动发现监管业务流程,梳理了当前在数据源、解译技术、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给出通过深挖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资源潜力,提升监测的精度和周期;提升机器学习算法对先验知识的使用能力,提高疑似生态破坏类型监测能力;扩大互联互通的数据源和接入能力,完善会商研判的数据资源的智慧监管实现路径。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及修复分区——以西南喀斯特山区开远市为例

以开远市为例,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脆弱性视角,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域;以生态问题指数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内存在的生态问题,划定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相应的修复策略.研究表明:(1)开远市生态安全格局由两种源地和两类廊道构成.其中生态保护源地和生态修复源地的面积分别为190.53和16.82km2,潜在生态廊道和修复廊道总长分别为191.15和75.71km.(2)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提取开远市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包括15个生态修复源地、12条修复廊道、31个生态夹点和11个障碍区.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内石漠化主要集中于开远市西部和南部,西部石漠化程度较南部更高;土壤侵蚀以微度侵蚀为主;地质灾害多发于采矿区以及喀斯特地貌区;景观生态风险均较高;人为干扰集中在西北—东南一线.(3)根据生态问题指数(Ecological Problem Index)测算结果,将生态修复关键区域分为生态保育区、功能提升区、灾害防治区和重点整治区,并结合各区突出生态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