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资源节约指数的空间差异研究

论文首次利用改进的"节约指数"并结合图形数据,对中国各省区资源消耗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源节约指数空间差异明显,总体上东部比西部节约、中部过渡(除山西外);低于全国平均节约水平的省域约占2/3,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相对越好。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不同省域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节约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同时也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论文通过对比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修正后的国民净储蓄统计量(Adjusted Net Savings,ANS)和总体治理指标(Aggregate Governance Indicators,AGI),分析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因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上的差异。对比发现,具有良好制度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表现也较好。另外,文章通过建立制度环境对资源可持续利用影响(剔除双向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证明了制度环境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显著,这为制度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提供了一些证据。根据上述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符合可持续增长的范畴,而且因制度环境存在潜在的改善空间,如果相关的制度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水平能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     

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中国1990—2010年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何全面地评估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已成为当前可持续性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在国家、区域和省三个尺度上系统评价了中国人类-环境系统1990—2010年的可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为中上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990—2010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表现为增长趋势,中西部可持续性增长快于东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指标呈增加趋势,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为下降趋势。可见,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的空间格局与动态变化均不协调,需进一步促进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全面提高。     

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评价及案例

基于城市发展测度演变的分析、明确真实储蓄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经济学含义和政策意义：并针对世界银行在地区真实储蓄测算方法上的不足,重点探讨在真实储蓄测算中如何考虑城市开放性、资源折旧、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计算的界定问题。文中还以烟台市为试点城市,利用真实储蓄及相关指标评价了该市不同发展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基于EMA-MFA核算的县域绿色GDP及空间分异——以河南省为例

自然资本的定量货币化及空间属性是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针对绿色GDP核算中资源环境成本市场定价的缺陷,采用复合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整合能值分析(EMA)与物质流分析(MFA)方法,用能值-货币价值对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定价,进而测度绿色国民财富的生态经济价值。以资源型大省河南为研究区域,估算2009年108个县域单元的各项能值指标及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指标的空间特征,比较绿色GDP与传统GDP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划分县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基于EMA-MFA的绿色GDP核算是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强调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旨在从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视角说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河南省县域复合生态系统各能值指标在空间上集中分布且具有一定区域差异,基于EMA-MFA核算的绿色GDP与传统GDP相比核算结果差异大,绿色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变化明显;县域绿色GDP根据本地自然生态支撑能力、资源环境损耗状况可分为5类地域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县域应根据现状水平与优势特征,因地制宜地加快绿色经济发展。     

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与西部大开发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原因，经济发展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拉开了距离。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布置。实施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将极大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西部地区环境条件恶劣，生存环境较差，经济技术水平不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简单地成为东部的“克隆”，也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更不能走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而必须要从技术高起点和重视环境保护入手，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东、西部工业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分析比较

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污染排放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的差异。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污染在东、西部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所表现出的综合效应是形成了明显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梯度。即在空间上,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存在从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升高的梯度。建议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西部环境保护的后发优势,减缓或遏制工业污染的“西迁”,实现环境保护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建立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近年来，国家针对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和水资源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存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开发补偿难：资源开采企业上缴资源地的税收少，国家资源税标准和分配比例不合理：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补偿政策落实难等问题．关键是有关实施细则尚未制定。因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