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与农地资源损失

合理的资源利用要求资源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在资源代际最优配置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宏观决策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若以1989-2003年为研究区间,1989-1996年阶段东、中、西部地区的过度非农化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反映出1989-1996年期间的农地非农化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造成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来保证农地资源能够在未来得到更优的利用。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差异探讨：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已有城市扩张文献多将建设用地视为单一对象,而较少考虑不同类型的建设用地可能受差别化的驱动因素的影响。针对此,论文以浙江义乌为例,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2006—2014年间义乌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扩张所受驱动力的差异。结果表明：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扩张均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区位、邻域状态及空间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也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异：一是驱动商住用地扩张的因素并不必然作用于工业用地,反之亦然;二是作用于两类用地扩张的同一驱动因素,其作用方向也可能截然相反;三是对两类用地扩张具有相同作用方向的驱动因素,其作用强度也往往不同,并形成了义乌“产城分离”的城市发展格局。论文揭示了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差异特征,对现有驱动力研究进行了一定拓展,能够为城市规划和城市用地分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直接参考。     

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分析

现阶段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地区差异,掌握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有利于耕地非农化指标的高效调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利用1989~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分省数据,测算了以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GDP增量为对象的基尼系数、加权变异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等指标,并对泰尔指数进行因素分解得到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三类地区内部省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增大、中部减小、西部有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鉴于此,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地区间公平发展环境的角度出发,耕地非农化指标调控的重点在于三类地区各自内部省份之间的调剂。     

基于GIS和LSA的林地质量评价与保护分区

合理划定林地利用保护分区,对于稳定森林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指导和规范作用.论文以海南省屯昌县为例,在科学评价林地质量的基础上,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LSA),探索林地质量在空间上的分布特性,耦合林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及其空间属性,以作为林地保护分区的依据.结果显示:屯昌县林地质量分值在[5.40, 8.56]之间,整体水平中等偏上,内部差异性较小,其中,高等别林地主要分布在南坤镇与枫木镇交界处以及西昌镇西南部,低等别林地主要分布在坡心镇及南吕镇;全县林地质量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存在一定的空间聚集性特征;基于林地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林地保护分区方案与林地质量评价结果基本吻合,可将全县分为重点保护区,积极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不同保护区根据自相关类型的差异可采取不同的管护措施.该研究将空间属性纳入到林地保护分区方案的制定中,拓展了林地保护分区的手段,可为合理制定林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思路借鉴.     

中国耕地资源变化与保护研究——基于土地督察视角的考察

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为代价的。论文在分析经济发展和耕地资源利用态势基础上,从现实和理论两个视角剖析耕地资源减少的危害、理论动因及保护与管理的缺陷,进而引出弥补管理缺陷的政策走向：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并明确其历史使命：消减耕地过度性损失。然后,在构建模型测算耕地损失基础上,考察督察视角下不同区域理性耕地保护目标。结果表明：其一,我国1989~2006年之间耕地资源过度性损失达1930742.27hm²;其二,倘若延续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态势,即使督察部门消减耕地过度性损失,2020年的耕地红线1.20×10⁸hm²必将在2009年底突破,粮食不安全将是“十二五”乃至以后时期的主要特征;其三,倘若国家暂缓生态退耕,经济发展即使延续过去占用耕地态势,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处于安全状态;其四,在国家暂缓生态退耕前提下,从土地督察的历史使命判断,2020年全国理性耕地保护目标至少为1.21×10⁸hm²。最后,提出注重内涵发展和暂缓生态退耕等政策建议。     

补贴对林业生产及森林生态效益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定量分析模型

不同的林业补贴产生不同的效果:可能提高社会福利,也可能降低社会福利。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补贴使林业生产收益流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林业生产收益最大净现值到来的时间相对于社会最优时间提前或延后。论文建立了一个以林木吸收碳来衡量森林生态效益的林业生产收益定量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华东某市的一项林场补贴政策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是,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该林场最优砍伐时间为第19年,当存在补贴的情况下,林场的最优砍伐时间提前到第11年,而随着碳价格从0增加至1000元/t,社会最优砍伐时间从第19年增加到第31年,造成的社会净损失从7750元/hm²增加到17704元/hm²。鉴于此,合理的林业补贴要能够促使私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评估--以江苏省为例

舒适性价值是农地资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非市场价值往往容易在公共决策中被忽视,从而导致大量农地资源被过分占用及农地资源内部配置的低效率。合理完整地评估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是促进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目前,对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的认识与研究,国内尚处在起步阶段。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意愿调查法,采用半结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对不同行业和年龄的1 000名调查者进行调查,评估了江苏省耕地、草地、园地以及林地舒适性价值。研究表明,江苏省不同类型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文化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核算了江苏省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高达25.13亿元/年。因此,在农地资源综合利用决策中,要重视将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纳入决策体系,从而促进农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流转。     

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论文通过对比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修正后的国民净储蓄统计量(Adjusted Net Savings,ANS)和总体治理指标(Aggregate Governance Indicators,AGI),分析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因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上的差异。对比发现,具有良好制度环境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表现也较好。另外,文章通过建立制度环境对资源可持续利用影响(剔除双向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证明了制度环境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显著,这为制度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提供了一些证据。根据上述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符合可持续增长的范畴,而且因制度环境存在潜在的改善空间,如果相关的制度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水平能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     

走出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困境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其悲观的宣告了人类在环境保护上的合作几乎没有可能。然而,大量的现实合作案例证实“集体行动困境”绝非必然,并为人们提供了多中心治理的解困之路。通过建立多中心治理机制,实现合作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信任的产生,摆脱环境保护治理的困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是可以渐进实现的理想。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论文从理论上区分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性损失、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性损失I和政府失灵导致的过度性损失II开始,分析了合理利用资源的度就是保证资源利用在代价性损失范围以内。然后从计算是否存在过度性损失入手,间接衡量了合理利用资源的度,进而判断资源利用是否符合代价性损失的标准。其中,分别以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为例,讨论了计算过度性损失I和II的方法,测算了S市某林场的过度性损失I和中国1989至1996和1999至2002年间的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II。结果显示,随着碳价格的变化,所研究林场的过度性损失I(提前砍伐年数)从0年增加到12年,社会净损失也从0增加到9954元h/m²。中国在两阶段内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II共计596548hm²,占这两阶段农地非农化总数量的37.33%。文章最后提供了协调自然资源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