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岸工程对岸线变迁及海洋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Arcview 3.3软件的支持下,以厦门市1989年、1997年和2007年三个时期的遥感影像图为数据源,研究厦门的海岸变迁;通过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总结围填海面积增长情况,研究表明:1980年以前,厦门的围填海以西海域和同安湾居多,西海域围填海面积达5 605 hm2,同安湾围填海面积2 796 hm2;1980年-1999年,整个厦门海域的围填海面积为982.05 hm2;2000年-2006年,整个厦门海域的围填海面积为762.44 hm2。长期多项海岸工程建设提升了厦门海洋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也使得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海岸地形地貌改变、纳潮量大量减少、生物多样性被破坏、水质恶化等。     

填海工程对潮间带湿地生境损失的影响评估

以深圳湾为研究区域 ,应用水动力学数学模型对不同填海工程方案可能造成的潮间带面积变化进行了预测 ,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提出了评估填海工程对潮间带湿地生境损失影响的方法 ,得到了深圳湾填海面积变化与潮间带面积变化的关系 .按照潮间带湿地生境损失补偿的难易程度 ,将不同填海方案造成的生境损失归纳为可接受的、需要补偿的和不可接受的三个等级 .因此 ,为协调填海规模与生境损失之间的关系 ,在可接受的影响范围 ,潮间带面积因不随填海面积明显变化而无需补偿 ;在潮间带面积随填海面积增加而略有减小的范围 ,需要对潮间带湿地损失的面积补偿并恢复其功能 ;在不可接受的影响范围 ,填海工程应该绝对禁止 .     

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评估——支付卡和单边界二分法的比较

基于意愿调查法,同时使用支付卡式和单边界二分法式诱导技术,调查人们对于胶州湾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恢复的支付意愿,推断围填海的年生态损害值及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结果表明,使用单边界二分法时,人们平均每年愿意为围填海生态损害进行恢复支付591.29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19.76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10.2元/(m2·a);使用支付卡式时,平均每年愿意支付247.53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8.22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4.25元/(m2·a);采用两种方式所得结果作为生态损失值区间,可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该研究结论可为围填海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生态补偿提供参考。     

浙江三门湾湿地遥感时间序列演变分析

海湾湿地演变的时空特征分析,对明晰海湾资源环境基底、了解综合开发潜力,促进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三门湾湿地为研究区,利用1984—2019年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数据,基于湿地地物光谱指数时间序列变化特征,对三门湾湿地信息进行提取并分析了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984年以来三门湾湿地面积变化显著,主要位于宁海县南部、三门县东北部以及象山县西南部地区;从海湾面积变化趋势看,1984—2002年呈波动下降趋势,2003—2009年呈加速下降趋势,2010—2019年则呈平稳发展趋势。围填海等人类活动导致海湾形态变化显著,海岸带管理政策的供给过程变化成为海湾湿地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可为后围填海时代湾区建设与海湾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水质模型的海湾填海岸线选择

在应用水动力学模型预测海湾余流分布的前提下，讨论了深圳湾北岩填海后污染物迁移规律的一些变化，并采用水质模型分析了海湾的水质变化。根据浓度场的迭加原理，计算了各种岩线方案下海湾可利用的环境容量。通过对不同环境要求的各种岩线方案之比较，给出了协调诸要求的相对较优岸线。     

围填海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评估方法初探

本文针对目前围填海开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讨与研究适合评估我国围海造地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失的方法与测算模型,为国家严格控制围填海、科学制定围海造地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

将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划分为原生湿地(基岩海岸、砂质海岸、淤泥质海岸)和人工湿地(养殖池塘、水库、盐田)的基础上,评估了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结合通过遥感影像所提取的2000年、2010年大连市不同类型岸线长度和面积数据,构建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模型并对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潜力值,人工湿地原生湿地,原生湿地围填海资源潜力为:砂质海岸粉砂淤泥质海岸岩石性海岸;人工湿地围填海资源潜力为:养殖池塘近岸水库盐田。     

海洋污染及其防治

x552(X)201586基于水质模型的海湾填海岸线选择/倪晋仁…(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水沙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环境科学学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一2加l,21(6)一684一688环图X一9 在应用水动力学模型预测海湾余流分布的前提下,讨论了深圳湾北岸填海后污染物迁移规律的一些变化,并采用水质模型分析了海湾的水质变化。根据浓度场的迭加原理,计算了各种岸线方案下海湾可利用的环境容量。通过对不同环境要求的各种岸线方案之比较,给出了协调诸要求的相对较优岸线。图3表2参6本次赤潮为短角弯角藻(Euc田刀piaZc司iacus)赤潮,总生物密度高达1…     

重金属水污染经济损失计量模型与应用

基于Hakanson生态危害指数评估理论和Costanza等建立的生态损失评估方法,建立了重金属水污染经济损失计算模型。利用该模型可定量地反映重金属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该模型应用于深圳市4条主要河流1996~2003年的重金属污染损失计算,结果显示河流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4条河流的年平均损失约为3.8亿元,其中深圳河最为严重,约为6.9亿元/a,4条河流的年平均经济损失依次为:深圳河龙岗河布吉河茅洲河。     

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的围填海动态监测与变化分析——以辽宁省部分沿海县市为例

本研究选取2016年天宫二号宽波段成像仪数据，联合1986、1996、2006年Landsat-5的历史遥感影像数据开展辽宁省部分沿海县市围填海变化监测，并分析湿地-围填海的转移关系。结果表明，1986~2016年，辽宁省部分沿海县市围填海面积持续增加，近10 a增加最多，面积为29499.73 hm2。围填海占用滩涂湿地面积各时期比较稳定，占用近海水域面积逐年上升，占用盐沼湿地面积逐年减少，围填海开发活动具有由陆地向近海转移的趋势。不同时期，湿地-围填海的转移关系有较大差异，进一步权衡不同转移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与经济价值增加的关系，对科学地进行围填海规划与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恢复能力与影响周期的围海养殖工程生态损害特征及补偿标准——以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养殖区为例

以宁波市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分析了围海养殖区的生态损害特征,并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研究了围海养殖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资源恢复周期。结果显示:(1)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造成的生态损害总价值为318.90万元/a,单位面积损害价值为3.20万元/hm2·a。生态损害主要以生态服务型为主,占总量比例为53.54%。(2)生物资源型损害类别中,潮间带生物损害价值最大,为59.71万元,其次为紫菜养殖和鱼卵、仔鱼,二者损害价值量相当,占总量比例均为13.55%,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价值损失则均较小。(3)生态服务型损害类别中,一级类别主要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主,占总量比例为32.56%。二级损害类别中,废弃物处理损害价值最大,为71.77万元,休闲娱乐损害价值也较大,占总量比例为12.80%,其他类型则价值损失较小。(4)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80.90万元/a,单位面积补偿价值为2.82万元/hm2·a,对比生态损害价值确定的补偿标准,总量减少11.92%。项目施工结束后,近岸滩涂恢复速度为4.6320hm2/a,约13年后新围大堤附近滩涂将恢复到围海前的基线水平。     

基于CVM的潮滩湿地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以连云港海滨新区为例

在调查连云港潮滩湿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调查了638位连云港海滨新区居民对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影响的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居民补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98.2%的人选择了非0补偿意愿值,平均最小补偿意愿为443.68元/(人.a),海滨新区围填海工程对潮滩湿地生态环境资源影响值(损失值)为1.2735×108元/a;未来20 a内,在不考虑生态效益折旧的前提下,连云港海滨新区潮滩湿地的总服务价值至少为25.471×108元/a;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围填海工程的了解程度以及认为围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小等因素对补偿意愿值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厦门湾环境容量研究中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式的确定及其应用

海洋污染日趋严重,研究污染物在海洋中的迁移转化机理,治理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已经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外对污染物在海洋中迁移转化的研究,没有系统的总结,大部分都是定性的描述,缺乏定量计算;相关模型大多比较复杂、计算量较大,无法将其应用于海湾环境容量研究的数值模型计算中。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套能满足海湾环境容量数值模型计算的切实可行的污染物降解模式,并且提出要控制总氮、总磷的理论,应用于厦门湾海洋环境容量研究中。     

基于恢复能力与影响周期的围海养殖工程生态损害特征及补偿标准——以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养殖区为例

以宁波市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分析了围海养殖区的生态损害特征,并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研究了围海养殖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资源恢复周期。结果显示：（1）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造成的生态损害总价值为318.90万元/a,单位面积损害价值为3.20万元/hm²·a。生态损害主要以生态服务型为主,占总量比例为53.54%。（2）生物资源型损害类别中,潮间带生物损害价值最大,为59.71万元,其次为紫菜养殖和鱼卵、仔鱼,二者损害价值量相当,占总量比例均为13.55%,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价值损失则均较小。（3）生态服务型损害类别中,一级类别主要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主,占总量比例为32.56%。二级损害类别中,废弃物处理损害价值最大,为71.77万元,休闲娱乐损害价值也较大,占总量比例为12.80%,其他类型则价值损失较小。（4）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80.90万元/a,单位面积补偿价值为2.82万元/hm²·a,对比生态损害价值确定的补偿标准,总量减少11.92%。项目施工结束后,近岸滩涂恢复速度为4.6320 hm²/a,约13年后新围大堤附近滩涂将恢复到围海前的基线水平。     

辽宁省围填海海洋开发活动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说明辽宁省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提取遥感图5期(1990年、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的围填海信息,分析得出从1990年到2009年,辽宁省围填海面积增加了627 km2,增加了53.6%。围填海导致全省自然岸线减少246.8 km,减少了26.7%,自然岸线的缩减主要集中在大连市和葫芦岛市。海湾总面积由1 367 km2减少为1 116 km2,减少18.4%,主要在锦州湾、普兰店湾、大连湾、大小窑湾。河口区域围海活动有增加,但比例不高,围填海导致104个岛屿失去其独立性,与大陆相连。     

围填海生态干扰度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围填海作为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开发活动,其实施过程伴随着较强的生态环境干扰。面对围填海持续活跃和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双重压力,科学识别围填海活动的生态干扰度,对有效实施海域资源环境监管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围填海活动干扰强度和区域生态敏感度定量评估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围填海生态干扰度综合评价模型,并以2016年辽宁省新增围填海为例,对围填海活动生态干扰度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辽宁省新增围填海生态干扰度区域差异显著,生态干扰度指数在0到2.35之间,高度干扰类型的围填海有8个,分布在锦州南部沿岸、大连西部金州湾、大连东部沿岸和丹东沿岸;中度干扰类型的围填海13个,在锦州、盘锦和大连沿海均有分布。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围填海活动的生态干扰度进行定量评估,可为围填海活动的监督管理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湛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评估

构建了包括4个大类、13个亚类的湛江湾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体系,采用市场价格法、替代成本法、成果参考法等生态经济评估方法,对湛江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初步定量估算。结果表明,2009年湛江湾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约为12.62×108元,平均单位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467.49×104元/km2,是湛江近海单位海域面积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31倍。湛江湾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服务价值最大,占80.11%;其次为文化服务价值,占15.67%;调节服务价值最小,仅占4.22%。食品供给服务是当前湛江湾生态系统最突出功能,比重占总价值的79.23%,凸显其作为湛江重要水产养殖基地作用。与福建罗源湾和山东桑沟湾相比,湛江湾水产养殖污染对海湾生态系统健康的威胁更大。评估结果同时揭示出湛江湾污染物处理功能价值非常有限,减少陆源污染物的入湾排放是湛江生态海湾型城市建设的关键所在。     

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标准构建及实证研究——以胶州湾为例

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空间资源的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愈加恶劣。以围填海研究为出发点,构建其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全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和国家标准,确立各评价指标的三级标准临界值,运用基于熵值和层次分析的模糊物元模型,对胶州湾1986年、2000年、2010年围填海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损害进行评价,证实围填海工程规模与海洋生态系统恶化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随着时间推移,围填海活动造成的生态累积效应愈加明显。     

广西沿海重要海湾环境承载力评估

以广西沿海的珍珠港、防城港、廉州湾、钦州湾、铁山港5个海湾为例,通过剖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根据海洋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构建了海洋环境承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从定量表达和评估应用需求出发,构建了基于模法的海洋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根据广西沿海2006～2007年908调查资料,计算了各重要海湾的环境承载力。     

基于陆海统筹的流域—海湾水环境测管协同模式研究

流域—海湾是推动国家陆海统筹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基于陆海统筹构建水环境测管协同模式是实现水环境治理与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以福建省九龙江流域—厦门湾为例,通过梳理其水环境污染治理实践,识别了流域—海湾水环境系统监测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提出构建陆海统筹的监测—管理协同治理新模式的建议：通过健全流域—海湾监测管理评估协同机制、加强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监测与管理、推动建设陆海一体化生态环境信息智慧协同平台等对策,提升九龙江流域—厦门湾水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新时代流域—海湾系统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