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保投入的区域环保产业发展空间均衡性分析

环保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环保产业发展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达30%以上,各地也将环保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基尼系数内涵的扩展,提出了环保产业发展基尼系数的概念.本文计算了中国2004年和2011年环保产业发展基尼系数,提出了以产业贡献系数作为判断均衡的因子.结果表明,中国环保产业基尼系数近年来呈上升态势,分别为0.35和0.42,说明环保产业空间分布变化较大,产业分布更加趋于集中.基于产业贡献系数分析,结合各地区环保投入力度及需求,提出了发展环保产业的重点地区与策略.     

基于环保投入的区域环保产业发展空间均衡性分析——以2004～2011年为例

环保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环保产业发展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达30%以上,各地也将环保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基尼系数内涵的扩展,提出了环保产业发展基尼系数的概念.本文计算了中国2004年和2011年环保产业发展基尼系数,提出了以产业贡献系数作为判断均衡的因子.结果表明,中国环保产业基尼系数近年来呈上升态势,分别为0.35和0.42,说明环保产业空间分布变化较大,产业分布更加趋于集中.基于产业贡献系数分析,结合各地区环保投入力度及需求,提出了发展环保产业的重点地区与策略.     

环保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社会系统视角对影响环保产业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建立了定量分析模型,并对我国1995─2005年环保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程度从大到小的因素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环境科技水平、环境状况、公众环境意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说明我国的环保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科技水平是第二重要影响因素,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在环保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较好地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因此,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加强环保技术研发是当前推动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有效举措.      

中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对驱动工业绿色创新空间趋同的影响

针对我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度不平衡发展下工业绿色创新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及空间趋同性,构建对内开放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评价方法对30个省级单位的对内开放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基尼系数等变异指标比较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的地区差异,利用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约束下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趋同性.研究发现：我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度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增加-降低的发展特点,而空间维度上存在东高西低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间对内开放度的内部差异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省际间工业绿色创新的分散离散程度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波动较大,尚需进一步调整改善;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均会随时间推移达到一致的长期均衡,并且其邻近地区因经济发展情况、技术环境、研发水平等特征相似而呈现出的长期相互趋同.加速省际间对内开放、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放宽环境管制政策是促进我国整体和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适宜的环境管制强度是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的地区异质性来源及省际间对内开放约束下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趋同情况,有利于我国在新经济形势下缩小省际间对内开放差异、加速对内开放,进一步提升工业绿色创新能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绩效评价

从社会经济产出、社会经济投入、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18个相关指标,通过重心法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空间差异和时空动态演化过程,借此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中央政府财政倾斜和有关优惠政策的驱使下,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有所改善, 然而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东部地区而言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提高,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另外,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同时,并没有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尤其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东部地区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演化成了污染转移。下一阶段,政府应切实着眼于改善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控制环境污染。     

重庆市农地非农化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

为探寻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确定影响因素对重庆市及所属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力。研究基于交叉学科视角,利用1997—2013年重庆及所属37个区县（不含渝中区）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时空动态地域性差异特征明显,呈现以区域Ⅰ为中心,区域Ⅱ为中心拓展区,区域Ⅲ和Ⅳ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分布表现出高度非均衡特征,其空间非均衡程度在研究时段内呈现出明显的“W”型波浪变化形态,地区间差距仍是导致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形成的主因;重庆市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分区差异,农地非农化水平受控于多种复杂因素,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及政策制度环境分别是影响研究区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分异的基础条件、内在动力、中坚力量和外在条件;影响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主导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综合以上结论：由于研究区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并受多因素影响,且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作用差异明显,所以开展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研究对于农地非农化管控十分重要。     

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策略

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策略＂这一问题,环保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但是环保产业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环保企业技术开发投入不足,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环保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我国污染治理收费过低等。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策略应该包括：强化环保政策,促进环保产业市场的形成;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环保企业发展创新政府财政收入融资方式;推进污染收费制度化;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     

基于随机前沿的天津市碳排放效率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的方法,从土地、资本和劳动中提取城市化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R&D经费投入强度、环保投资指数、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7个相对量指标作为投入要素,将单位碳排GDP产出作为产出要素,计算和分析了我国30个省域2006年和2011年的碳排放效率,并分析天津市在全部样本的碳效率水平。结果显示:天津市碳排放效率分别居于30个省域的第5位和第3位,属于碳排放效率高的省域。     

土地发展非均衡度测算及其敏感性分析——基于农地非农发展受限视角

论文以农地非农发展受限为研究对象,分别基于用地结构和土地财事权视角构建土地发展非均衡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二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确定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求算土地综合非均衡度。基于我国200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的土地发展非均衡度较高,但逐年下降;省级层面上,我国土地发展非均衡度的空间差异显著,且非均衡度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或东北、西北地区"逐级递增趋势。此外,论文就土地发展非均衡度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敏感性进行分析,为我国财政转移制度改革奠定理论依据。结果表明,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减缓土地发展非均衡度,且四大分区的土地发展非均衡度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尝试直接量化土地发展非均衡程度,为缓解土地非均衡发展、均衡区域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环保产业拉动效应的定量分析研究

利用联合国SEEA中关于环保核算的基本理论及方法构建了环保产业外部化的投入产出表,并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4.6万亿投资对环保产业的拉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行动计划投资需求将带动环保产业产出增长约1.9万亿,其中直接购买产业产品和服务约1.4万亿,间接带动产出增加约5000亿元,拉动作用将在2017年达到高峰,然后逐年递减.为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国家水体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服务业CO2排放的时空特征与EKC检验

采用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CO₂排放因子与估算方法,核算了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数据,全文同)服务业的CO₂排放量,并对30个省区服务业人均CO₂排放量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利用基于面板数据的EKC模型检验中国及其三大经济带服务业增长与CO₂排放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服务业人均CO₂排放量从0.16 t升至0.77 t,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从1 621.04元增至9 991.95元;服务业人均CO₂排放量排在前列的省区大都位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均CO₂排放量与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之间呈线性正相关,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CO₂排放量将分别增加1.02和1.16个单位;西部地区人均CO₂排放量与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之间呈单调递增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差别化的碳减排对策:①东部地区应通过技术改进和优化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CO₂排放,并成为中国服务业节能减排的“领头羊”;②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持服务业经济适当增速的前提下,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减排重点.      

基于基尼系数的中国灰水足迹区域与结构均衡性分析

论文在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1998-2013年各类来源的灰水足迹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选取人口、GDP两个指标,应用基尼系数对中国1998-2013年灰水足迹的空间、结构均衡性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在区域均衡性方面,经济灰水足迹均衡性较差,东部与西部地区分别在经济灰水足迹和人口灰水足迹中的均衡性较低;2）在结构均衡性方面,经济灰水足迹均衡性已达到“差距偏大”范围,其中农业和工业的均衡性较差,生活经济灰水足迹均衡性近年来降幅明显;3）从边际效应来看,可以通过减少中、西部重污染地区灰水足迹及各省市农业灰水足迹的方式提升整体均衡性,有效促进中国水环境公平性的提升。最后,针对中国灰水足迹均衡性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减少中国灰水足迹、提升水环境公平性的相关建议。     

基于31省MRIO模型的中国省际碳转移及碳公平研究

基于MRIO模型方法自主编制了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31省在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以及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量.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各省在省际贸易隐含碳净转移与隐含GDP净转移之间的关系、污染贸易条件值以及碳基尼系数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省际碳公平性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各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下的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隐含碳净转入省份多位于西部或属于欠发达省份,隐含碳净转出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省份.中国31省在省际贸易中存在着明显的碳不公平现象,部分发达省份不仅让外省承担了自身的部分碳排放,而且获得了来自外省的GDP净输入,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小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部分西部省份不仅为外省承接了部分碳排放还对外省净输出了GDP,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大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和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2012年我国31省碳基尼系数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为0.24,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则达到了0.31,表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我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分配不公平性有所增强.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空间效应的视角

在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6—2018年的数据,运用多种“近邻”权重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以及二者的融合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二者间存在“波特假说”,但这种效应却具有“度”的限制;产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助推自身以及与之“相邻”（地理邻近、经济互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2）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在中国东、中以及西部三区域间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关联性;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来源于多样化集聚,而中西部来源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3）在效应分解方面,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中,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单单是由于地理“相邻”造成的,更多是地区间地理邻近与经济互动协同的结果。（4）环境规制与专业化集聚的融合发展,抑制了专业化带来的正效应,而其与多样化集聚的融合发展对推动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更强效果。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基于31省MRIO模型的中国省际碳转移及碳公平研究

基于MRIO模型方法自主编制了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31省在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以及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量.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各省在省际贸易隐含碳净转移与隐含GDP净转移之间的关系、污染贸易条件值以及碳基尼系数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省际碳公平性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各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下的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隐含碳净转入省份多位于西部或属于欠发达省份,隐含碳净转出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省份.中国31省在省际贸易中存在着明显的碳不公平现象,部分发达省份不仅让外省承担了自身的部分碳排放,而且获得了来自外省的GDP净输入,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小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部分西部省份不仅为外省承接了部分碳排放还对外省净输出了GDP,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大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和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2012年我国31省碳基尼系数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为0.24,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则达到了0.31,表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我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分配不公平性有所增强.     

中国二氧化硫污染治理分析:基于卫星观测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桎梏.为了客观地反映中国的SO₂污染状况,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7年的卫星观测SO₂柱浓度数据来表征SO₂污染状况.首先,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进行SO₂污染的时空演变分析;然后,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纳入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及环境规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SO₂污染是否越过拐点,并借此探索环境规制对于中国SO₂污染治理的重要意义.结果表明：1华北地区是中国SO₂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但污染状况逐年改善.从长期时间趋势来看,尽管空气污染在个别年份中有所加剧,但整体上呈现向好的趋势.从空间上来看,SO₂污染在空间上明显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现象.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结果显示,尽管回归结果呈现显著的倒N型曲线,但无实根解,说明无实质性的经济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除了统计学意义之外,经济意义更为重要.3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SO₂污染在样本期内存在单调递减关系.换言之,中国已经越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此外,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SO₂浓度.地区技术水平的进步及先进外资的“光环效应”都可以有效地改善SO₂污染.然而,人口密度增加、第二产业发展、电力消耗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是造成SO₂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