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当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以海螺沟景区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适用的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识别了景区农户可持续的生计方式,明确了影响两类脆弱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六种生计方式中,采用均衡兼收型和旅游主营型策略的农户其生计资本水平最高,而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缺乏金融资本是影响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选择均衡兼收型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则对他们选择旅游主营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海拔、距公路和核心景点的距离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当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以海螺沟景区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适用的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识别了景区农户可持续的生计方式,明确了影响两类脆弱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六种生计方式中,采用均衡兼收型和旅游主营型策略的农户其生计资本水平最高,而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缺乏金融资本是影响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选择均衡兼收型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则对他们选择旅游主营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海拔、距公路和核心景点的距离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后脱贫时期可持续生计研究展望

在"后脱贫时代",规避返贫风险、实现持续稳定脱贫将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逻辑延续,更是促进乡村长期振兴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新的情势下也迫切需要做出系统总结与展望.本文在整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关联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研究在返贫治理中的主要角色与突出贡献,归纳总结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并提出未来亟需完善补充的重点领域.研究发现:(1)贫困格局的转变从客观上要求可持续生计分析由贫困治理转向返贫治理,在返贫治理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减少农户返贫、实现稳定脱贫;(2)在有关可持续生计的当前研究中,存在生计策略转型与优化、生计恢复力系统研究、生计脆弱性与返贫关系、生计系统?—?资源利用的耦合关系等尚未清晰的问题仍需重点关注.为进一步阐明可持续生计研究在规避返贫风险、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国家宏观战略方针,明确前向和后向研究主题,本文认为:在后脱贫时代,可持续研究的重点方向在于构建返贫风险规避与生计干预机制、生计脆弱性的时空差异与动态演变、生计系统中恢复力的认知能力和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机理等,从而为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提供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基于农户生计的乡村能源消费模式研究——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

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转型及能源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论文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通过入户调查与访谈,构建能源消费-生计多样性模型对农户分类,基于用能多样性矩阵与效益评估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用能结构及其综合效益,继而依据灰色关联分析,识别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主要生计资本因子,并总结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参与旅游经营与不参与旅游经营的两大类农户中,农户用能多样性水平随生计多样性水平的提高而上升;② 与非旅游经营户相比,旅游经营户商品能源消费大幅增加,新型能源迅速推广,传统能源消费有所降低,能源消费模式向优质化和商品化发展;③ 不同类型农户用能综合效益差异明显,旅游经营户用能综合效益(16.96 元/kgce)明显大于非旅游经营户(13.53 元/kgce),表明旅游经营户从能源消费中获益更多;④ 促使农户能源消费模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人力和金融三大生计资本.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策略的变化,并成为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进一步改善环境政策和优化能源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工作参与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治理的路径

有效治理小农户贫困脆弱性,防范小农户致贫风险,是2020年后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新议题,对乡村振兴战略平稳推进有重要意义。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小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是小农户经受的外部冲击与其应对能力两者相较的结果。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服务方法契合了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治理的问题与需求,社会工作参与小农户贫困脆弱性治理的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提升小农户应对环境变动的内生能力、增强小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意愿和效能、优化小农户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处境。为了保障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需要完善政策与制度设置,为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提供基础性支持,同时要促进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高社会工作服务小农户的专业能力。     

国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进展与启示

恢复力思想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可持续旅游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旅游地是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类型,从恢复力视角研究旅游地复杂性、动态性及综合性,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途径。论文综览国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大量相关文献,从研究尺度与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展开综述,重点就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认识、与相关概念联系、阈值、驱动因素、概念性与定量评估、适应性管理等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述,并得出相应研究启示,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为国内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和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     

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

基于全球自然保护话语中的“保护兼容性”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与实践,以具有“保护兼容性”这一核心语料的自然保护案例、规划和管理政策文献为基础,重新审视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从大量实证研究中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保护兼容性生计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们以一定的土地利用为主导或基础开展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与生产经营等谋生方式。研究提出尊重社区私利来实现保护公益的生计实现流程,并以生计总体模式解析如通过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与价值实现推动自然保护地社区形成公平和可持续的生计。研究指出：保护兼容性生计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社区形成与保护互惠的自力更生发展路径,需要顺应保护发展趋势扩展其空间适用范围和具体实现方式,并对其成效进行追踪和评估。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山江湖地区农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

农民对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后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是决定其未来是否继续参与的根本或调整参与行为与心态的指针。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山江湖区农民对参与生态建设后的“生态-经济”效应感知予以访谈,借助生态时限法和EXCEL软件分析访谈所取得的农民对“生态-经济”效应感知的认识,结果表明：①农民参与的经济效应感知强调自行山场投入、创造与分享,参与收益后农户常具有造血功能,对政府的依赖性有一定程度的松动;②农民参与的生态效应感知主要体现为水土流失减少、山泉水增多等第一生态效应反应,是否危害他们的生产、生活安全;③农民参与收益的衍生效应主要体现为生产稳定性、生活舒适度等,更多地强调生态与经济效应的衍生,具有不经意性;④主动改善是山江湖区农民“生态-经济”效应感知的主要方式,未来合适的适应性政策制定仅需在收益分配上考虑农民的参与即可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为山江湖农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调控提供合适路径。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

生计风险作为移民社会整合的标尺,已成为研究生态移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视角。以祁连山北麓的武威市为例,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移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武威市生态移民的生计类型以非农户为主,纯农户比例不足10%,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4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67.44%的移民面临着多重风险,以经济风险为主,生活开支大、新分棚圈耕地质量差、返贫是主要的风险要素。（3）应对策略主要为向亲朋借钱、银行贷款、外出打工和减少开支,后顾生计则多选择扩大养殖、长期打工和维持现状,不同县区移民的策略选择略有不同。（4）政策、福利和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移民对“向银行贷款”“减少开支”及“外出打工”等应对策略的选择,而后顾生计的选择更多受制于生计资本储量,而政策及经济风险的影响较低。移民户的类型对策略选择影响显著,非农型兼业户更倾向于选择“向银行贷款”和“扩大养殖”。     

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以长三角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存在跨界冲突与破碎化等问题,目前正在不断优化、调整和评估中,但区域尺度连通性优化与管控仍然缺乏。以长三角为例,采用土地利用、道路、居民点和官方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电路理论,提出区域尺度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优化与分类分级管控方案,为长三角一体化生态共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1）优化构建了长三角“两横两纵”生态廊道格局,其中包括重要廊道79条,次要廊道111条和“踏脚石”33个;（2）连通性退化风险管控区51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27个,联防联控区12个;（3）障碍管控区75个,其中源地边缘防控区36个,联防联控区17个;（4）生态保护红线连通性一级管控区20个,面积为70.35 km²,二级管控区106个,面积为1511.33 km²。生态保护红线源地边缘以及省市行政边界易遭受退化风险和形成连通障碍区,建议在区域尺度上建设生态廊道和“踏脚石”,对连通性退化风险区和障碍区进行联防联控、源地边缘防控和分级防控。     

基于MCR模型的漓江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以典型喀斯特地貌的漓江流域为研究单元,基于景观生态风险度和景观连通性指数提取生态源地,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和重力模型的帮助下识别潜在生态廊道和潜在生态节点并进行赋级,最终结合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工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①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呈“中部南部高、东部北部低”的空间特征,较高、高风险区占流域面积43.34%.②流域内存在5个生态源地,主要为林地和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689.05km²,占流域总面积28.99%.③识别潜在生态廊道6条和潜在生态节点38个,集中分布在灵田镇附近.④参考生态阻力面和未来规划,构建漓江流域为“生态保育、修复、管控一体,廊道带建设并行”的生态网络格局;此外为保证廊道带的顺利建设,在区县尺度上对灵川、兴安两地给予更多的生态补偿资金及技术支持.研究可为漓江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提升及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提供科学指导.     

可持续消费、人类福利与环境影响：进展与问题

可持续消费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之一。如何在增加人类福利的同时,通过践行可持续消费模式以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总结和讨论的重要议题。在系统梳理可持续消费概念、必备条件以及可持续消费效果评估的基础上,综述了消费与人类福利的关系以及水足迹视角下消费的环境影响评估研究,通过阐释人类福利、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消费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当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在可持续发展模式实践中,缺少系统、科学、合理、针对性强、有效的“战略指导”和“战略引导”;（2）缺少对可持续消费状态的系统评估和评判标准;（3）虽明确了可持续消费模式优化的方向,但个人实践可持续消费的潜在行为能力仍有待评估;（4）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消费机制或约束机制较为缺乏、可持续消费实践研究相对缺位;（5）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计关联机制研究较为缺乏。最终反思提出未来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研究：（1）明确可持续消费的战略定位,完善顶层设计;（2）深化对可持续消费的系统评估,构建科学合理的可持续消费评估指标体系;（3）加强个人实践在可持续消费中潜在行为能力的测度;（4）深入研究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消费机制,以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实践发展;（5）深入研究可持续消费模式与可持续生计关联机制,达成脱贫与长期福利的双赢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