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研究进展及前瞻

中国自然保护地目前已经在数量和保护面积上达到较高水准。近些年来,以国家公园体制为代表,自然保护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在回顾自然保护地发展历史基础上,本文认为自然保护地的科学管理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因此总结了与自然保护地关联最为密切的五个学术热点话题并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分别是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的关系、生态补偿和生态旅游。本文认为在自然保护地相关的政策研究领域,未来需要在自然保护地立法、与自然保护地相关的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的划界、自然保护地治理以及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几个方面展开更为细致的探索。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     

基于自然教育功能的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系统建设研究

中国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教育是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主要功能,环境解说系统是发挥自然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本文在论述中国国家公园环境解说发展背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保护地建设进程,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系统目标、三维结构、主要功能、本底要素及建设步骤,针对性地总结出了管理体系、规范体系、人才体系、设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重点任务,力图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提升自然教育成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与识别—以泰山为例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具有生态和文化双重价值,文化景观作为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如何识别其价值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管理至关重要。以泰山为例,通过古籍文献和实地勘察等方法,从历时性角度对泰山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泰山文化景观价值经历了山岳崇拜的自然价值、君权神授的政治价值、佛道信仰的宗教价值、祭祀游居的民俗价值及保护利用的综合价值五个阶段。结论认为：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名山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是从自然到文化再到综合、从御到民、从单一到多元、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构成要素包括思想基础、环境条件、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四部分,具有鲜明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特征。文章还对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识别策略进行了讨论,为相应类型的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参考。     

自然保护地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测度与出游意愿效应——以中国五地国家公园网络空间为例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是保护与提升资源价值,造福国民的有效工具。数字化发展是其实现多维功能拓展的时代需求,亟待学术探索。基于提出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D-CES）概念,以中国五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网络空间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和多阶段访谈与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扎根理论质性探索与量化分析,建构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量表,并检验了其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效应。结果表明：（1）确立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五大主题类属和18个概念类属;（2）研究编制、探索并验证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测度量表,确定了5个维度（教育价值、美学价值、社交价值、精神价值、娱乐价值）和16个题项;（3）通过效标效度检验,发现了不同维度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影响;（4）研究为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建设提供了参考策略。     

关于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与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对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范围交叉重叠、多部门多管理目标影响保护效率、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日益突出等主要问题。本文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参照国际经验,认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首先要构建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国家公园主导、科学规划国家公园建设重点区域和规模。同时,建议适时与"大部制"改革相结合,由一个部门负责国家公园管理,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由另一个部门负责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监管、生态保护等职能,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     

基于成本效益评估的县域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方案比较研究——以福建省泰宁县为例

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背景下,“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我国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出了系列要求。福建省正在进行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泰宁县是全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以泰宁县为例,基于实地调研和专家意见,构建了三个优化整合的情景规划方案：（1）维持现状,不整合;（2）以泰宁国家地质公园为主体的整合;（3）以泰宁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合。基于对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结果显示：方案3的存在和使用价值最高,成本持中;方案1的价值保护持中,成本最低;方案2价值最低,成本最高。研究为福建省县市尺度开展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供思路和技术支持,亦为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的边界优化提供参考。     

美国保护地体系研究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的保护地体系是世界性的保护地管理体系，而美国以国家公园系统为代表的保护地管理体系，是世界上最为科学、完善的体系之一。本文结合文献，介绍IUCN体系的定义、分类及美国保护地体系的管理现状，分析IUCN体系在美国的应用情况。研究美国的保护地体系建设，对于同样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大国的中国，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整体性思维背景下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以法律体系的建构与整合为视角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目前对于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最准确释明,但从目前来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失灵和缺位,导致改革进程缺少足够的法律文本和法学理论的支撑。结合现实需求和政策导向,建立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和动因。此前的自然保护地相关立法活动中,大多以部门主导的还原性立法为主,这导致相关法律立法层级低、适用范围小、利用率不高的情况长期存在于多种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保护工作中。在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建构、整合的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运用整体性思维进行全面考量和制度设计,以期达到自然保护地相关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法可依、权责明确、高效运行的效果,进而建立起完整的在自然保护地基本法指引下的以"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法等专项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组成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     

国际经验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启示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加快国家公园立法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本文总结了国际上关于国家公园立法的经验,分析了我国现存的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立法基础薄弱、法律位阶低、法律法规不协调以及缺乏国家公园法律法规等突出问题和不足,提出我国国家公园相关立法首先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理念和立法目的,制定出台统领各类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法律法规的上位法,以及构建体系完备、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框架,组建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机构、确保社区居民的基本权益和鼓励公众参与等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其暴露在多种致灾因子下的承灾体多样性,使其灾害风险管理极具综合性。从国家公园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实践与科学研究热点出发,总结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总体理念、共性与差异,将其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内,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灾害风险管理的三个启示：（1）灾害风险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园多重管理目标的必然需求;（2）灾害风险管理要重视维持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3）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整体”思想,在“愿景—目标—目的”的“层级式”管理目标下协调各部门,以适应性管理方式开展。     

从全球到中国的荒野地识别:荒野制图研究综述与展望

荒野地具有重要价值与保护意义,应将荒野保护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并探讨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认定荒野保护区的必要性与操作路径。荒野制图作为荒野地空间识别的技术方法,是认定荒野保护区和开展荒野保护的空间基础。通过综述过去30年全球、大洲、国家、地区(保护地)多种空间尺度的荒野制图研究,总结荒野制图的原理与应用价值。提出在中国开展荒野制图的重要意义,阐述在国土、区域、保护地尺度中应开展的荒野制图的研究内容。     

新时期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环境伦理审视

我国的自然保护地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十分突出,近年来开启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本文从环境伦理的维度审视了新时期我国自然保护地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根源上厘清症结,提出了我国自然保护地在建设过程中应当树立的环境伦理观,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不同层级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形成了基于自然价值的顶层设计初步设想,同时建议在自然保护地建设实践中秉承自然为本、和谐共生、公正共享的环境伦理观,以肩负起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建设使命。     

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

基于全球自然保护话语中的“保护兼容性”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与实践,以具有“保护兼容性”这一核心语料的自然保护案例、规划和管理政策文献为基础,重新审视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从大量实证研究中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保护兼容性生计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们以一定的土地利用为主导或基础开展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与生产经营等谋生方式。研究提出尊重社区私利来实现保护公益的生计实现流程,并以生计总体模式解析如通过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与价值实现推动自然保护地社区形成公平和可持续的生计。研究指出：保护兼容性生计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社区形成与保护互惠的自力更生发展路径,需要顺应保护发展趋势扩展其空间适用范围和具体实现方式,并对其成效进行追踪和评估。     

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构建的探讨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自《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出台,至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的构建都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现存的问题、时代对于最严格保护制度的需要,阐述了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国家公园作为顶层设计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区别,并从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最严格的准入制度、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最严格的法律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公园范围内各种自然保护地不容许交叉重叠等多个方面进行内涵的理解,归纳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制度的基本特征,以期为实行最严格的国家公园保护制度提供多方位的保障,从而从制度设计和管理实务上促进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基于知识图谱法的国际生态旅游研究分析

论文采用“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知识图谱法（CiteSpace）对国际生态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国际生态旅游的研究规模逐渐扩大,且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和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2）旅游、保护和管理是生态旅游研究的核心：“旅游”研究内容包括旅游资源、旅游活动影响和游客环境教育,“保护”研究内容包括生态资源保护和保护区研究,“管理”研究内容包括社区管理、管理指导原则和评价方法。3）学科发展经历了资源导向、社区经济和发展旅游三个阶段：资源导向阶段（2008—2010年）,自然和文化资源是生态旅游目的地选址的重要条件;社区经济阶段（2010—2012年）,广泛开始对社区生态旅游经济效益的分析;发展旅游阶段（2013—2014年）,生态旅游市场研究、生态旅游者行为分析成为学科研究的又一重要方向。4）生态旅游活动的普及与地域性研究的深化、生态旅游市场化的研究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将是未来生态旅游发展的三大趋势。     

大黄石自然保护地集群空间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科学的空间关系和合理的空间结构是保护地治理的基础,美国大黄石生态系统（简称“大黄石”）是多种单元协调共生的保护地集群典范。经过150多年4个时期的建设,大黄石保护地单元空间关系中的边界重叠问题逐步解决,外部相依和内部嵌套相继建立,在更大范围形成土地利用共生圈层和景观尺度的空间相依关系;保护地集群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核心、国家森林为主体、其他类型保护地填补空缺的空间结构;“基础—路径—目标”框架可以解释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土地权属、政府治理及资源保护利用是保护地集群形成的物质基础、发展路径及建设目标。对中国的启示：空间管控要关注保护地单元的空间关系和保护地集群的空间结构;政府治理要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式相结合。     

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六项特征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将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主管下开始新的征程。本文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动力机制、基本目标、地位/规模以及管理难度6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以探讨如何在认识层面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特征,并在实践层面根据这些特征细化、完善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路径。     

论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几个维度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并在立法保障部分提出了"在明确国家公园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为顺应新时期我国建设国家公园体制的要求,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法律保障,本文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国家政策要求以及我国环境法治基础,从体系性、超前性、渐进性、本土性、协调性、针对性六个维度,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提出了建议。     

生态保护地协同管控成效评估

分区分类管理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要管控制度,生态保护地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开展生态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及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之间的协同管控成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吉林省自然保护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保护地（即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以重要生态空间、植被生态、水源涵养功能为主要内容,基于“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省域”的管控梯度差异,评估分析了生态保护地的协同管控成效。结果表明：（1）从重要生态空间协同管控成效来看,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最高、人类活动干扰指数最低,这与生态保护管控严格程度呈现很好地正相关。但是1980—2015年间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均有所减少,减少幅度与管控严格程度没有表现出正相关。（2）从植被生态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植被覆盖总体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降低的特点,与东部分布有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森林类自然保护区、西部分布较多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特征一致。但是,由于湿地及水域类型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较高,且分布在吉林西部草原和平原区的面积比例较高,自然保护地的年际变化较大、且植被覆盖稳定度低于重点生态功能区。（3）从水源涵养功能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水源涵养能力呈现出东部和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与这两个区域主要分布有森林、草地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空间密切相关,也与分布着大面积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密切相关。自然保护区的水源涵养能力最高,且年际变化最小、稳定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