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边防支队：“湿地禁区”的守护神

江苏省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是世界最大的海涂湿地，被称为“湿地禁区”。自从1983年这里发生了猎杀丹顶鹤事件之后，当地政府申请并成立了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了守护“湿地禁区”，盐城边防支队官兵受命进驻湿地。25年来，他们坚守职责，无怨无悔，使丹顶鹤得到了严格保护。如今，这里丹顶鹤的数量已逾千只，稀世珍禽黑脸琵鹭、黑嘴鸥、东方自鹳等各种鸟类也达到了370种，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野生丹顶鹤的集群越冬地。     

长江三角洲国际重要湿地人为胁迫遥感解析

以长江三角洲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和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4处国际重要湿地为研究对象,以Landsat MSS/TM/OLI遥感影像为基础信息源,采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分类方法获取了1980~2015年4个国际重要湿地（Ramsar）的5期土地覆被数据.通过分析湿地面积、景观格局动态及景观指数变化等,定量解析人类活动对湿地景观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35a间,研究区内湿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损失比例最高,为27.2%;（2）4个国际重要湿地的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都在增加,湿地趋于破碎化,景观间连通度降低.（3）耕地和人工表面增加是造成湿地损失的主要因素,耕地、人工表面、外来物种入侵和养殖池扩张等人为胁迫呈现上升趋势.（4）总体而言,入选国际重要湿地对人为活动有一定抑制作用,尤其是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最为显著;但湿地保护有效性仍有待提升.     

为创建国家级示范保护区而努力

作为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盐城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络成员，在全球鹤类保护中占有十分重点的位置，全球60%以上的野生丹顶鹤在盐城保护区越冬。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地区，栖息着国家一级珍禽12种、二级珍禽67种。每年冬春有千万只水禽在迁飞过程中，途径保护区觅食和栖息，是东亚—澳大利亚珍禽迁徒的重要通道。     

环境视点

正江苏迎来今年首批越冬候鸟近日,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迎来今年首批前来越冬的珍稀候鸟。据11月初观测统计,首批飞临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9只丹顶鹤和5只东方白鹤,以及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包括灰鹤、白琵鹭、黑脸琵鹭、豆雁和白腹鹞等。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是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来此越冬的候鸟达300余万只,其中,在此越冬的丹顶鹤有800~1000只。(摄/孙华金)     

松嫩平原西部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有效性遥感分析

以松嫩平原西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以Landsat MSS/TM/OLI遥感影像为基础信息源,综合运用最小均方差、变异系数、景观指数、信息熵模型、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景观发展强度指数,研究保护区保护有效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松嫩平原西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有效性大致呈递减趋势;1987~2013年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强度不断增加,且与保护区保护有效性呈显著负相关;耕地和草地为湿地转出的主要类型,分别占总转出面积的63.71%和21.69%;湿地自然保护区保护有效性的降低是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变化是内因,而人为活动干扰,尤其是开垦造田和水利修建加速了湿地退化.最后,论文就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保护区管理建设中应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

为科学评估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基于定量化、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保护区内湿地面积和水鸟多样性的动态监测结果为基础,对2004—2013年保护区湿地保护成效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组建以及对周边社区放牧和芦苇收割等管控力度的加强,近10 a来湿地保护效果良好,具体表现在保护区内湿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动态度指数为-0.178%),成片分布趋势增加(平均斑块面积增加53.44%),破碎化程度降低;此外,保护区内水鸟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增加较为明显,分别增加83.53%和88.50%;物种丰富度和濒危水鸟数量也呈缓慢增加趋势. 构建的湿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然保护区对湿地的管护效果,建议保护区管理局进一步加强气候因素、水鸟生境质量以及辉河上游湿地的监测工作,并依据当地气候变化情况适当补水.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于1983年建立,占地224平方公里.保护区的建立对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20多年来,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物资源不断丰富.为了进一步科学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合理利用资源,针对自然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的历史和现状,适当扩大保护区范围,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等措施,将进一步改善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盐城海岸湿地资源环境压力与生态调控响应

江苏盐城海岸湿地拥有以保护丹顶鹤和麋鹿为特色的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而强烈的人类活动贯穿于海岸湿地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包括湿地围垦、资源酷取滥采以及环境污染等,使得该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通过对其资源环境特征、人口经济发展压力、湿地不合理开发利用压力以及水资源污染压力的分析,进而利用生态调控设计相应的政策措施响应方案,包括生态规划与设计---科学的生态功能区划,调整若干原缓冲区中生物多样性热点区为核心区;生态工程---生境更新与调整,建立人工湿地生态工程、芦苇生态工程、生态旅游等生态示范区;生态系统管理与能力建设---社区共管,与周围社区居民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渭河入黄流路调整工程对陕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影响

陕西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河流湿地生态系统与珍稀水禽为主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渭河入黄流路调整工程位于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工程建设将对该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在调查该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现状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渭河入黄流路调整工程建设对该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结构与功能、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产生的环境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滨洲铁路沿线植物资源调查

扎龙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79年,是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重要湿地,也是丹顶鹤等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重要的繁殖栖息地;滨州铁路于1903年建成,铁路在保护区范围纵向24.4 km,横向线位离保护区北边界59 km,南边界28 km,由于铁路两侧地形和铁路分割等特点,多年来探索铁路运营与湿地保护协调发展,本次对铁路两侧保护区范围内典型植被进行了实地调查,为扎龙湿地保护区管理和规划以及铁路环境保护现状管理和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财政与耕地保护——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分析

论文利用1999-2006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GMM模型来分析我国土地财政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财政与耕地数量之间存在相互反馈作用;②土地财政是导致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其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01;③土地财政对耕地保护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土地财政刺激地方政府形成城市扩张冲动,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带来土地开发整理增加耕地的面积大幅增加,降低耕地减少速度;④经济、人口和城镇化等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导致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基本农田调整划定方案合理性评价研究——以广东省龙门县为例

现阶段基本农田调整划定方案审查验收要点散见于相关政策要求和技术规程中,地方在落实基本农田方案时存在“划远不划近”、“划劣不划优”等现象,在实践层面缺乏一套对基本农田调整划定方案合理性进行有效评价的方法体系。论文从“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的调整划定原则出发,尝试构建一套数量、质量兼顾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约束指标是以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的相关要求为评价准则进行分值修正,质量控制指标是以调整划定前的现状为基准,通过对比分析后修正指标分值。而后基于约束指标和质量控制指标得分对调整划定后的方案进行评价,并以广东省龙门县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龙门县基本农田调整划定方案在数量、质量方面符合相关规定,验证了方法体系的可行性。     

环境空气功能区划分方案调整的技术思路

国内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环境空气功能区划方案都是在1997年制定划分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及区域相关规划的调整变化,原环境空气功能区划分方案与现行的土地利用规划、风景区旅游规划、区域总体发展规划等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导致环境空气保护的一系列措施实际操作性不强。近年来不少地方已经为了和谐各规划的矛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对原环境空气功能区划局部地区的调整,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就编制环境空气功能区划调整可行性方案的技术思路进行梳理。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湿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研究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的盐城国家级湿地珍禽保护区作为案例,从生态补偿对象的角度研究了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根据对保护区附近288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采用选择实验法识别了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政策方案的偏好情况。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补偿政策设计中补偿水平、合同年限、退出合同的权利、环境绩效等补偿政策属性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其中合同年限与退出权利对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讨论了补偿政策设计中不同的属性安排,特别是设置退出权限等措施对盐城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本有效性、可持续性及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为政策设计提供相应的实证基础。文章还计算了各个属性的接受意愿价值,并分析了潜在参与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为补偿的价格设定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国家湿地公园时空格局特征

采用标准差椭圆、点模式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运用ArcGIS可视化技术,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分析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格局特征,并探究其与城市的区位关系。研究表明：（1）国家湿地公园在时间序列上分为试点起步阶段、发展与成长阶段和规范发展阶段,各地发展不均衡,“质”的发展不同步于“量”,正式国家湿地公园处于规范发展的起步时期;（2）多尺度空间研究表明正式国家湿地公园空间以聚集分布形态为主,随机分布为辅,整体呈东北—西南分布格局,形成2个高密度热点区和3个中密度次热点区;（3）从城市尺度看,正式国家湿地公园呈现较大空间异质性,具有偏向城市规划区内或靠近城市规划区分布的特征;（4）正式国家湿地公园呈现为人口格局主导特征,响应了胡焕庸线的指导意义。     

共代谢作用下芦苇根际细菌多样性与群落组成

以对羟基苯甲酸(PHA)、对香豆酸(PCA)、咖啡酸(CA)和阿魏酸(FA)为代表性酚类根系分泌物(PREs),以对叔丁基苯酚(PTBP)作为典型烷基酚、以常见湿地植物芦苇为受试植物,结合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PREs-PTBP交互作用下芦苇根际细菌多样性与群落组成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所有PREs均能有效提高根际细菌活性和有机碳降解,但只有单酚PREs(PHA、PCA、FA)可以促进PTBP的生物降解,而多酚PREs(CA)则不能.一方面,PREs作为碳源可以决定根际优势菌门,如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等碳源利用能力较强的菌种在PREs组种丰度升高,平均占比分别增加了15.34%和4.73%;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等解毒能力或耐受性较强的菌种在空白组丰度升高,平均占比分别增加了15.92%和9.99%.另一方面,PREs功能结构还可以决定根际功能菌属,如单酚PREs(PHA、PCA、FA)可以富集PTBP等单酚降解相关的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占比可达1.45%~4.02%;而多酚PREs(CA)能够富集多酚降解相关的新鞘氨醇菌(Novosphingobium),占比可达3.71%.此外,PREs的结构越简单越有利于扩增序列变体(ASVs)的富集,PREs间的结构越相近则ASVs的种类越相似.不同处理组植物根际细菌群落的存在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植物根系通过释放分泌物对根际微生物组的定向选择.     

实现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双刃剑效应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到。一方面,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科技又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环境保护的最有效手段。科学地认识科学技术带来环境负效应的内在原因,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寻求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是现时代人类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实现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化石能源过度消费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引发了全世界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关注,论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测算了中国1953-2010年化石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总量,建立了碳排放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序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二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表明:1953-2010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通过短期调节,可以自动实现二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当期GDP对碳排放总量的当期波动有显著性影响,每增加1%的GDP便会增加0.719%的碳排放量,上期误差对碳排放总量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较大,单位调整比例为-0.102。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波形图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及响应进行了20期的详细刻画,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的短期动态关系。1953-2010年,存在从碳排放总量到GDP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碳排放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说明从过去58 a的整体状况来看,高碳排放推动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导致明显的碳排放增加。研究结果将对中国制定节能减排和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Effectiveness of the Local Adaptation Plan of Action to suppor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Nepal

A key challenge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whole, and to handling global change in particular, is to link local adaptation needs on the one hand, with national adaptation initiatives on the other, so that vulnerable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can directly benefit.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impact of the Nep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promote its Local Adaptation Plan of Action (LAPA)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othe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Based on data gathered from two field studies in Nepa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epal’s LAPA has succeeded in mobilizing local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groups in adaptation planning and recognizing their role in adaptation. However, the LAPA approach and implementation have been constrained by sociostructural and governance barriers that have failed to successfully integrate local adaptation needs in local planning and increase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vulnerable household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echanisms of suitable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pecific to Nepal and other LDCs. It also argues the need to adopt an adaptive comanagement approach, where the government and all stakeholders identify common local- and national-level mainstreaming strategy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ultimately using adaptation as a tool to handle global change.     

资源型支柱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以赣州稀土产业为例

支柱产业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重大,资源型支柱产业因既有资源优势又面临生态环境压力而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本研究以赣州资源型支柱产业——稀土产业为例,通过构建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评价体系和劳动力指数评价方法,全面评估2010—2019年赣州稀土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赣州稀土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相互联系影响程度强,其耦合度始终保持在0.8以上. 尽管近年来稀土产业发展受产业政策影响较大,但持续的稀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使稀土产业与赣州城市化的协调度越来越高,说明现有的稀土政策有利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稀土产业的采矿业和制造业两环节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不同,稀土采矿业对人口集聚有消极影响,而稀土制造业更利于人口集聚. 研究显示,为解决赣州稀土产业发展困境并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应从稀土产业薄弱点发力,通过坚持创新改进稀土的绿色开采工艺以实现矿石产品的合规开采,并发展稀土功能材料等高新加工技术延长稀土产业链,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城市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