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企业认识排污权价值——浙江省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意愿调查

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未来环保政策的发展方向。然而即便在排污交易试点领跑全国的浙江省,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意愿也并不是很高,"买方多于卖方"的现象一直存在。企业之所以在参与排污交易时"向后靠",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或对该政策认识不足。因此,充分考虑企业的感受,让企业接受并愿意参与排污权交易,是今后浙江省排污权交易推广中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企业排污权交易认知状况调查研究

通过系统设计的调查问卷,对企业的排污权交易认知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利用相关分析,对企业在排污权交易方面的认识、态度、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企业的排污权交易认知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企业在排污权交易上存在着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现象,而排污权交易的有效实施也并不需要企业有积极的环保意愿。研究结论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的推广提供了重要启示。     

排污权交易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

排污权交易必然会对企业的会计要素产生影响，有必要对企业排污权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2003年5月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对参与政府城少温室效应计划的企业提出了相应的会计建议。本文就其中具体会计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建议。排污权在会计中涉及到三张报表的有关项目，应在报表中明确列示排污权资产、负债和收人费用，以及排污权交易引起的现金流量，在附注中详细说明排污权交易的有关会计政策。     

基于模糊数学的排污权交易基准价测算模型及其应用

为了解决排污权交易基准价的制定这一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在对影响排污权价值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包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绩效3个影响因素的排污权价值模糊数学评价模型,结合污染物削减成本构建了排污权交易基准价测算模型.利用该套模型,建立了重庆市COD和氨氮排污权价值评价体系,计算得到重庆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污染物环境排放量、工业污染物排放绩效等影响因素对排污权价值的权重分别为0.540、0.163和0.297,COD和氨氮排污权价值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分别为（0,0.715,0.285,0,0）和（0,0.865,0.135,0,0）;根据重庆市废水COD和氨氮削减成本,测算了重庆市废水COD和氨氮的排污权交易基准价格分别为5 900和16 000元/t,处于全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市确定的基准价的中上水平.该套模型将排污权基准价测算过程中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表达,使测算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并且具有实用价值,但在排污权价值影响因素的筛选及其量化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试论中国排污权交易立法

作为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排污权交易在中国已于1991年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进行了实施大气污染交易政策的试点.但至今总体看来,中国的排污权交易从制度到实施及相关的政策法律都是相当滞后的.中国排污权交易的立法,应从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制度入手,分析当前中国实施排污权交易的现状及问题,围绕建立中国排污权交易的立法问题展开,在此基础上尽快确立排污权及总量控制制度.并且通过立法确立排污权交易的原则、主客体、排污权交易的程序、监管机制及交易的法律责任.     

论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

从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的基本内涵和相互联系出发,分析了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一体化政策对于环境经济、环境管理、企业管理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意义,并提出了实施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条件.     

排污权交易的财政机制

排污权交易是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调整环境资源分配关系的政策,它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因此,要做好排污权交易,就必须同时考虑财政与环境这两项因素.     

排污权交易体系两种基本模式的比较

排污权交易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点，成为总量控制目标下最有潜力的环境政策。本文基于对美国排污权交易实践的考察，从管理形式、交易成本、政府参与及制度转移成本等方面对排污权交易体系的两种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并探讨了我国建立排污权交易体系的模式选择问题。     

智利信用型排污权交易对我国的启示

信用型排污权交易作为一项环境经济政策,既能较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又能发挥企业治污和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实现治污成本的最小化。本文介绍了信用型排污权交易原理,分析了智利排放补偿计划的运行机制,并对其交易效率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对我国排污权交易建设的几点建议。     

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时机研究

排污权交易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政策效应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指出我国排污收费过程中排污权交易的介入时机，是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不可逾越的具体问题，关系到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否能有效运行，也关系到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2种政策的有效整合。建立了一个基于成本流净现值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介入时机模型．并应用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放的有关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为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在制定政策时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微观模拟的企业排污强度差异及区域特征

同一工业行业内的企业存在排污强度个体差异,从数量有限的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得出行业平均排污强度,并用其代表该行业在区域层面的经济-环境水平,会带来一定偏差.因此以嵌入环境消耗投入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了企业运营决策的微观模拟模型,从机制上描述企业排污强度的差异.以2005年德阳市机械制造行业为案例,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了率定,使其较好地描述了2005年环境统计口径内各企业的COD排放强度.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由环境统计口径内企业计算的区域平均COD排放强度(万元固定资产排放0.002 6 t,万元工业产值排放0.001 5 t)小于由区域内全部企业计算的区域平均COD排放强度(万元固定资产排放0.003 0 t,万元工业产值排放0.002 3 t),市域内6个县级行政区的排污强度也体现出了明显差异.以上的排污强度区域特征主要源自行业内部结构(企业的规模分布,技术分布),及其空间差异.     

对外援助能促进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吗?——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使用由多个数据库链接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的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决策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在东道国的援助活动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能源OFDI的概率,且当年援助的投资促进效应大于累计援助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表现稳健;进一步检验中,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能源OFDI的促进效应在援助形式、用途和国家类别上存在广泛异质性,其中复合化和高级化的援助形式如技术援助和出口信贷,直接用于经济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发展、东道国政府财政的援助,以及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能激发中国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促进效应。本文为中国对外援助能够带动中国能源OFDI提供了直接的微观证据,也为如何发挥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驱动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     

The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analysis of efficiency in oil industry

This paper addresses a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analysis of efficiency in the petroleum firms. In order to measure firm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e suggest a framework called “Gscore” that consists of five categories, namely gene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GEM), input, process, output, and outcome. Gscore is a proxy measure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ased on voluntary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EHS) report and is calculated by aggregating the points of the above five-categories. We apply our measurement framework to the data of 39 firms' voluntary EHS reports which are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Ten of them, on which efficienc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Gscore, assets, employee, and profits, are in petroleum and refining industry.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1) a gap is found between rhetoric and pract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emming from calcul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GEM and data part in 39 EHS reports. (2) On the whole, EHS reports of petroleum firm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ype and amounts of disclosed data among the EHS reports. (3) From the results of efficienc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employee exerts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determ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petroleum firms, then Gscore, profits, and assets in sequence. Furthermore, Exxon, Ashland, Phillips Petroleum, and ARCO are shown to be efficient among 10 petroleum firms.     

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与对策

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公众,公众也是最终的受益者,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参与的方式与程度。可以说,公众参与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环境保护事业发达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相比之下,目前中国公众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参与的途径不多,方式也比较单一,同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事业中,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不仅有利于搞好环境保护和管理工作,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本文通过对公众参与涵义、意义与价值、在中国实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论述,提出了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的相关建议。     

中国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法规现状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加,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压力也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建立针对处理处置的公众参与机制。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相关法律制度现状以及中国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的情况,参与积极性不强,参与渠道和方式有限,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环境立法忽视公民的环境权和参与决策权。指出要在中国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全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并全面建立废弃物处理处置信息公开制度,并贯彻实施,必须明确环境权和采取信息公开的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比较法研究

当前,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程序因其独特作用在世界各国日益受到重视.中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把环评引入了公众参与程序,但时至今日,该程序并未完全发挥预期作用.通过对比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与中国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公众参与程序的立法现状,从公众参与的主体、阶段、对象、方式以及信息公开、司法救济等方面总结当前中国在该程序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从法律层面完善中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最终实现环境正义.     

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方案设计研究

针对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方案设计问题,文中探讨了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是一项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它的指导思想也是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总体设计了参与机制主要考虑有效性、针对性、可行性的特点,它的具体设计包括信息交流与参与方式、参与时间和对象、参与的内容、反馈和监督,通过分析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机制,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方案设计,为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及法律保障

环境保护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可回避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是预防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制度,该项制度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效果.公众参与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提高决策质量.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确保公众参与的顺利实现,首先是确立环评信息公开制度.其次是明确公众参与形式.再次是规定相关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规划环评中的公众参与案例分析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结合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践，对在港口规划环评中公众参与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并针对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对象、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力求公众参与结果的真实和公正可靠，从而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简述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关键。其目的是使项目能被公众认可,提高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公众参与的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所做的规定还不能令人满意。借鉴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立法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通过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协调好国家干预和公众参与、赋予公众提起环境诉讼的权利、加强公众宣传、保证信息透明等方式对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