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经济能值分析

运用能值分析的方法,对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经济的主要能值指标做了定量研究,并与其它地区的有关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此为迪庆藏区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经济能值分析

运用能值分析的方法,对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经济的主要能值指标做了定量研究,并与其它地区的有关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此为迪庆藏区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发达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敏感因子和敏感区分析--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

生态敏感因子和生态敏感区是评价经济发达地区生态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笔者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耕地资源危机、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涝、旱和台灾、酸雨及地面水污染是该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敏感因子;农田,水源地、河岸带、海岸带及城镇等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敏感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水平的能值分析

在对现行可持续发展水平度量方法进行简要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能值分析(EMA)为理论支撑的区域性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作为案例研究,计算了中国1978～1998年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ESI)。中国经济系统的ESI从高到低的变化历程表明,以经济系统能值流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处于下降态势,表征为前期下降剧烈,目前趋于平缓。具体表现为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对环境的持续强大压力。     

西藏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在简要分析西藏的自然、社会经济概况及其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基础上，运用能值理论与方法，对其主要资源的贮存价值、总能值用量、能值的流入流出情况、人口承载力、能值投入率、能值使用强度、环境负荷等指标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与其他国家的有关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开发西藏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     

基于三元相图法的天津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天津市经济系统的资源利用及配置结构,为天津市今后的决策和发展方向提供依据,论文将三元相图法应用到能值分析中,对天津市经济系统的能值指标进行分析,并与北京、辽宁等几个省市的能值现状做了对比分析。对天津市近几年的能值相图分析表明,天津市的资源利用比例总体变化不大,外界能值的投入增多是天津市资源利用比例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天津市自身看,其资源利用结构分配向不合理状态发展,能值可持续性指数呈降低趋势。与其他省市相比,天津市的总体发展潜力比较大,在物质生产和服务业发展的水平较高,资源利用较为充分。天津市在发展经济引入外部资源的同时应注意开发和使用本地资源,提高天津市的经济可持续性。     

基于能值分析的西安市三个发展核心区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基于能值分析和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从生态环境系统及社会经济系统两方面,对西安市灞桥区、雁塔区和未央区2014年的基础数据进行计算整理,通过分析三个发展核心区的能值利用效率,排除废物流能值对系统的消极影响,构建基于能值利用效率(EUE)的系统可持续发展程度指标(EUSDI),确切评估三个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表明:灞桥区可持续发展指数为0.1545,雁塔区为0.0906,未央区为0.0579。灞桥区能值利用效率为较高的94.81%,可更新资源较为丰富,但较为依赖不可更新资源与外部输入产品;雁塔区能值利用效率为较低的86.57%,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但可更新资源较贫乏,人口过于集中对环境造成很大压力;未央区能值利用率为较低的84.93%,该区可更新资源较少,工业生产消耗大量不可更新资源,"三废"的排放也严重影响了该区的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研究——以攀枝花市生态经济系统为例

生态经济系统是一种最广泛阐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体系,重点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资源和环境嬗变之间的关系,它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交叉具有边缘性质的研究领域。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的对象是复杂的生态经济巨系统,其目的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及其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生态经济系统的平衡和自调节机制。目前具有多种生态经济系统研究的方法,本文选用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能值分析（emergy analysis）理论和方法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度量和评估。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值转换率（transformity）,将其以太阳能焦耳（Solaremjoules）为统一尺度,解决了不同类型能量之间无法进行核算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能量分析理论。     

基于能值分析的小型港口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海阳港为例

运用能值分析构建小型港口发展可持续性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以中国山东省烟台市海阳港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年数据分析和评价了该港口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和可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海阳港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总投入为2.91×1021 sej,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占主体地位;（2）能值自给率、集疏运稳定性、净能值产出率、单位吞吐量能值消耗、能值生态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均低于同行业或同地区平均水平,废弃物能值比率、环境负荷率、能值交换率和能值密度指标处于较高水平;（3）存在对可更新自然资源利用少、来自外部购买能值比例过高和对污水、固体废物缺乏有效的综合利用的问题;（4）有必要在节约能源、设备降耗、利用可再生能源、水资源循环利用和构筑物造价控制5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港口可持续发展能力。     

能源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研究——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

本文探讨了能源资源富集、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经济大区能源资源开发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侧重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从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能源开发对地区经济繁荣的意义和作用、富能地区经济系统的空间组织以及推动能源开发同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的区域政策要点。     

佳木斯市生物质能源利用现状及展望

生物质能源具有分布广、总量大、可再生性、低污染性等优点。如何在资源、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利用生物质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佳木斯市生物质种类丰富、生物质能源储量巨大。本文论述了佳木斯市生物质能源现状及利用情况,对生物质能源在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佳木斯在能源结构方面有所转变,充分利用生物质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减轻资源、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压力,构建和谐发展环境。     

佳木斯市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结果分析

生态城市的提出为城市的发展找到了一种理想模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生态城市理论研究主要应用在城市的规划、设计和管理上。生态城市建设的评价是衡量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本文以佳木斯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括4个层次3个子系统10个分目标30个具体指标的佳木斯市生态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佳木斯市2004年至2008年5年间的生态城市建设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来指导佳木斯市生态城市建设。进而实现佳木斯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双赢"目标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     

佳木斯市声环境质量概括及状况分析研究

目前,噪声污染作为城市的四大公害之一,随着城市规模、交通运输和娱乐业的发展,噪声污染的信访案件也在不断的增加。近几年,佳木斯市的噪声污染问题也在不断突显,以佳木斯市“十一五”期间的噪声监测数据为基础,介绍了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并通过对道路交通、社会生活等声环境监测结果来反映道路交通、社会生活等声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声环境污染特征及声质量变化趋势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佳木斯市噪声污染防治的意见及建议。     

佳木斯市老工业基地改造及新型生态工业的探讨

鉴于佳木斯工业的发展现状,借鉴国外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经验,普遍认为生态工业是一种新兴的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模式,是工业界解决老工业改造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废物再生利用困难以及工业生态链网的稳定性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应提倡建立一种新型生态工业。     

佳木斯市水源地源水铁、锰含量超标的原因分析

根据佳木斯市的地质状况及近十年水源地铁、锰的监测数据,分析了佳木斯市各饮用水源地源水铁锰含量超标原因.     

可再生能源的国外发展经验与我国的发展选择

世界经济飞速发展进程中,各国普遍面临着能源瓶颈.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在人类消费的能源结构中占比逐渐降低是一种趋势,各国将关注点放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才是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正在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方面处在世界前列,很多发达国家也开始转向可再生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相对于传统能源而言,开发成本较高,所以政府需要给予支持政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实行配额制是比较可行的,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绿色交易、创新融资机制以及进行财政倾斜等相关制度设计,确保可再生能源得到可持续发展.     

土壤中OCPs残留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以松花江佳木斯段为例

文章利用索氏提取技术,使用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GC-ECD)分析方法测定了佳木斯市松花江沿岸土壤中17种有机氯农药(OCPs)残留情况,并探讨该区土壤中OCPs的残留来源,运用健康评价模型对DDTs和HCHs对人体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17种OCPs的回收率为69.6%～112.4%,GC-ECD的仪器检出限为0.006～0.021 0 ng/g,方法检出限为2.05～12.83 pg/g,相对标准偏差为3.21%～11.37%,能够满足OCPs痕量分析的要求。研究结果表明,17种OCPs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浓度较高的组分为滴滴涕(DDTs)、六六六(HCHs)和七氯,∑OCPs浓度为167.27～667.54 ng/g。研究区DDTs、HCHs的来源解析表明,DDTs、HCHs主要来自于早期农药的残留及林丹的使用。利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土壤中HCHs、DDTs所致健康风险的评价结果表明,目前研究区土壤中HCHs、DDTs类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IPAT扩展模型分析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以5个典型国家(中国、日本、印度、德国和美国)为研究对象,利用IPAT模型比较分析了人口总量、能源强度和人均财富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量是影响其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而美国和日本财富的积累刺激碳排放增加的作用明显.基于1978─2007年中国人口和能源相关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框架,分别构建了总人口模型及家庭户模型,用于分析我国人口数量、人口结构、能源强度及消费变化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经模型验证发现,家庭户模型的解释力度总体优于总人口模型.碳排放量的各解释因素按其影响程度的大小依次为平均家庭户规模、人均居民消费额、人口结构、能源强度和家庭户数.针对适应低碳发展的人口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演变特征分析与因素分解

在研究近16 a(199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碳排放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采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探讨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变化的原因与规律。结果表明:①八大区域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②东北、京津和东部沿海地区碳排放比重逐年下降,其它地区正好相反或维持不变;③经济发展效应对碳排放有最强正影响,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有最强负影响;④人口规模效应对包含直辖市的区域碳排放有较大的正影响,经济发展效应对经济发达地区的碳排放正效应弱于其它地区,能源强度效应对经济结构调整活跃地区的碳排放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受宏观经济形式与能源政策影响,对碳排放的影响有较大波动。     

Expert view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their measurementin the forest industry

The paper argues tha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aspects that result in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Finnish forest industry has substantially reduced its emissions but, being heavy industry, it still causes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is paper presents expert view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their measurement. They were gather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theme interviews. The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related to water, energy and air. Posi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resulted from recycling, forest industry products and use of energy. Traditional emission measurement was considered a well-measured issue. The target subjects of the measurement and especially environmental impact measurement require improve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 and two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research are emphasised. First, environmental impact measurement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Seco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production chain that is physically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forest industry mills should also be develo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