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中国环境压力的时间差异——以1952-2003年能源消费为例

人类活动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全球环境,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分别采用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产生的污染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利用STIRPAT模型,以1952-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人口数量、富裕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的选择行为等人类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数量或能源强度发生1%的变化,将分别引起环境压力相应发生1.992%或0.777%的变化;随着富裕度的增加,富裕度对环境压力的弹性系数逐渐增加。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分析结果不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的观点。在不同时期,人类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人口数量和富裕度的增加对环境压力产生正效应;而能源强度的波动变化使得其对环境压力的作用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选择清洁能源的消费行为,有利于抑制以能源消费产生的污染为衡量指标的环境压力的上升。各种人类驱动力的净效应决定环境压力总体变化趋势。     

中国环境载荷与环境减压分析

基于社会代谢的物质流核算和相关指标,构建了表征国家环境压力总量的本国环境载荷指标,并与经济总量结合得出环境效率指标,建立了指标的计算模型;对本国环境载荷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反弹效应和效率提高的减量效应分解.对中国1990～2002年的本国环境载荷、环境效率和反弹与减量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的环境效率在研究期总体上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率为5.6%,表明本国环境压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减量;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反弹效应比效率提高的减量效应大许多,导致环境载荷总量的较大幅度增加(年均增长率为3     

中国1991～2018年突发环境事件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究我国近几十年突发环境事件的时空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能提高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监管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基于1991～2018年31省市的突发环境事件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性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突发环境事件的空间依赖关系和影响因素作用的时空异质性.结果发现：(1)突发环境事件在1991～1994年和2001～2014年两个时间段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性在逐渐增强,即中国省域突发环境事件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而并非完全随机状态.(2)突发环境事件存在着非均衡的发展格局,“低-低”类型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数量增多后减少;而“高-高”类型的省份表现为由东部、南部向中西部转移,数量减少后增多.各省市突发环境事件在空间集聚中的作用不同且不断变化.(3)各影响因素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省域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表现为“负-正-负”模式;产业结构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表现为“负-正”模式;污染排放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整体来看呈现“正-负-正”模式;环境信访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多表现为正向影响;法制环境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负向影响在逐渐减弱;...     

社会经济因素对北京市水环境压力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

以COD排放量表征北京市水环境压力,通过建立随机回归影响模型(STIRPAT),定量分析北京市2000-2013年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水环境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率对水环境压力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口总数和人均GDP,第三产业结构比总和生活用水结构比重影响最小;第三产业结构比重对北京市水环境压力具有减缓作用,其它因素对水环境压力都具有正效应;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富裕度与COD排放量之间未存在环境Kuznets曲线。最后从人口规模调控、产业结构调整、用水结构调整以及加强污水处理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控。     

论云南的城市化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策

云南城市环境存在水污染严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危险废物安全问题严竣,大气环境质量超标、噪声污染加重等问题.为化解城市化再面临的环境压力,应从11个方面采取措施,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     

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对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并以2001~2015年PM_2.5年度均值作为衡量霾污染的指标，构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对中国霾污染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表明：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霾污染演变趋势具有倒"U"的特点，这说明中国的霾污染在2001~2015年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无论是采用地理相邻权重还是经济权重，中国省际间的霾污染均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效应，这揭示霾污染的治理与控制需要地区间建立恰当的合作机制，避免出现"损人利己"现象；在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控制的基础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对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不仅会显著降低本地区的霾污染水平，还将对周边地区的霾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分解方程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霾污染的负向效应显著，并且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但两者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大于直接效应，这揭示了技术扩散对霾污染具有重要的潜在促降效应.因此，在治理霾污染的过程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开发新能源技术以发挥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减霾效果，以及通过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技术扩散效应在霾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福建省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力及其时空分异

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方法,区分生产和生活两个体系,构建时空分解分析模型,追踪了福建省9个设区市2011—2019年水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关键驱动力及其贡献的时空差异.结果显示：研究期内福建省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并且各驱动力贡献的区域差距明显变小,趋于平衡;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仍保持高位,各驱动力贡献的区域差距基本保持不变.其中,经济规模扩张是福建省水污染物排放的主导驱动力,主要源于福州、厦门、泉州经济赶超发展影响;城镇化发展对区域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影响表现为增排效应,以福州和厦门尤为显著;工业化发展对区域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由正驱动逐渐转变为负驱动,这主要归功于三明和泉州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拉动 效应;技术效应一直是福建省水污染物排放控制的重要驱动力,但部分地区已逐渐步入生活污染物技术减排攻坚期.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内部影响机理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7.722（2257.47万元）和9.610（14913.17万元）;在外部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规模效应3种影响路径中,科技创新投入影响下的外部资本进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负向效应,科技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本间效应为0.1363,外部资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效应为-0.0065;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分别为-0.0277和-0.0311;科技创新的投入与高效益增强了市场规模效应,有效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进而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为0.0186和0.4346.空间异质性中,外部资本进入与溢出效应带来的污染避难所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而污染天堂正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但不显著;污染创新治理投入的技术正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效应显著,在中部和东北部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在空间区域无差异且显著为正.建议依据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路径来实施空间差异化策略.     

进口贸易改善国内环境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大争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国际贸易与环境存在着复杂关系,贸易对环境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进口贸易对国内环境的影响是作为贸易与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其正效应主要包括产品效应、供给效应、技术效应、产业效应等四个方面。本文以上述四种效应为基础,分析了每种效应对于改善和保护国内环境的内在机制,并分析了四种效应所依赖的条件,为我国对外贸易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能源消费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量化人口、城市化和技术等因素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引入修正的碳足迹方法计算1990~2011年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对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市化、人均收入、人口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因素导致碳排放降低.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碳排放总量虽然整体状况还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同.根据模拟结果,降低碳排放和建设低碳城市的建议是发展集中型和紧凑型的城镇功能组团,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引导居民绿色消费,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环境承载力对我国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4~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环境承载力与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间环境承载力水平的差异已成为推动重化工行业转移的重要因素,环境承载力下降可促进重工化行业跨区转移;（2）不同地区环境承载力对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地区显著程度最高,中部第二,西部地区影响程度最低;（3）不同行业环境承载力对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除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呈正向影响外,其余7个行业环境承载力对重化工行业跨区转移均呈负向影响.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基于STIRPAT模型

基于2006~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以STIRPAT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深入探究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近年来,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从人口因素看,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弹性系数分别是1.152、0.585、-0.478、-0.230,对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小.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人口规模增多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人口老龄化增加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正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的正效应和家庭规模的正效应明显弱于东部地区;（3）从经济发展看,在全国层面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倒N型关系.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的提升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4）从技术水平看,生活能源消耗强度和市容环境卫生费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20、-0.0168,区域差异不明显.     

京津冀制造业转移与环境影响实证研究

为评价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建立区际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和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实证分析2003—2014年京津冀制造业的转移与环境污染影响.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借鉴偏离-份额法和增量分解思想,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规模;环境影响评估模型采用纳入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和环境管制水平等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区域环境污染格局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1%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生转移,会使转入地（转出地）的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增长（减少）3.4%和2.6%.“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地区间的制造业转移已经颇具规模,然而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重构已经对区域环境污染格局产生了影响,并且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环境积极效应尚不明显,京津冀环境污染在跨过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系可能并不能持续,更有效的环境规制或者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可以明显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区域环境风险区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区域尺度上的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探讨区域环境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确保区域环境安全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以环境风险系统的组成及环境风险事件的发生过程为研究基础,探讨了区域环境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区域环境风险区划的理论及方法.研究了环境风险区划应遵循系统性、一致性、主导性和动态性的原则,讨论了环境风险区划的步骤、指标体系和方法,提出环境风险区划是开展区域环境风险预防性研究,降低区域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危害的主要措施之一.选取我国三大经济核心地区之一的长江(江苏段)沿江经济带为例,以该区域的开发区为研究单元,建立环境风险区划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评价区域环境风险,并提出相应防范措施,为区域环境风险管理提供依据.      

水泥生产排放二氧化碳的人口经济压力分析

自1985年以来,中国水泥的生产量稳居世界第1位,在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障的同时也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采用能揭示人为活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定量分析模型——STIRPAT来探讨人口和经济增长对水泥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能源消耗和工艺过程两大排放途径下,中国水泥行业32年(1971—2002年)内向大气排放了1.61×109t(碳当量)的二氧化碳;我国人口与经济(人均GDP)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驱动作用分别为3.7, 2.5～2.7,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口压力比经济的压力大1.1～1.2,证实了人口增长是环境降级的关键因子,表明控制人口增长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措施;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也适用于水泥生产排放二氧化碳,当人均GDP达到3 522美元时二氧化碳排放量才能逐步减少.      

农业发展与环境协调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中国1997~2009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在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的框架下测度农业环境技术效率,评价农业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并考察其演变的时空特征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发展与环境协调性整体偏低,并且研究期内呈现波动状态;不同省(市)环境与农业发展协调性差异较大,其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存在着对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变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环境管理政策等因素对农业发展-环境协调性产生重要影响,这应是农业环境管理政策创新的重点.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能强度逐年增大,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日益成为碳排放的新增长点.本文采用Theil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12年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9.69%、3.29%;2八大经济区域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的差异是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达到了57.90%;3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001—2012年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的"冷点"区变化较为稳定,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经济区,而"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西北、东北和黄河中游经济区;4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均对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具有加剧作用,而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具有减缓作用,且北方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南方;5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存在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