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沿海地区2003-2012年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治理效率的动态变化、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2年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技术进步率相对下降;（2）沿海各省市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差异是引起地区变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环渤海经济区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较低,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下降明显;（4）研发经费及环保投入都会促进陆源排污显著减少,工业企业规模对陆源入海污染物有显著正效应。     

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动力分析

从工业行业存在技术异质特征出发,在全局DEA分析框架下,应用共同前沿理论的M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1~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分解构成,并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对其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2001~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清洁型生产行业、中污染生产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依次递减的发展格局,群组间技术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减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是推动前沿面扩张的主力行业;增长动力分析显示,工业行业存在投入要素利用的规模经济,工业行业“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与能源结构调整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深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微弱,FDI抑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行业集中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群组的技术异质性导致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     

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对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并以2001~2015年PM_2.5年度均值作为衡量霾污染的指标，构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对中国霾污染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表明：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霾污染演变趋势具有倒"U"的特点，这说明中国的霾污染在2001~2015年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无论是采用地理相邻权重还是经济权重，中国省际间的霾污染均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效应，这揭示霾污染的治理与控制需要地区间建立恰当的合作机制，避免出现"损人利己"现象；在对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控制的基础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对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不仅会显著降低本地区的霾污染水平，还将对周边地区的霾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分解方程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霾污染的负向效应显著，并且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但两者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大于直接效应，这揭示了技术扩散对霾污染具有重要的潜在促降效应.因此，在治理霾污染的过程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开发新能源技术以发挥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减霾效果，以及通过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技术扩散效应在霾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      

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灰色关联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山东省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差异显著,为此简要分析了山东省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的工业污染排放差异,并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各地区工业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效应。结果显示,各地区的污染主要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别。东、中部地区工业污染排放主要影响是结构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同一影响因素对于不同地区的污染排放有着不同的影响。为探讨经济发展如何通过这三大效应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对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环保政策创新的途径,有针对性对各地区环境污染进行治理。     

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

城市用地扩张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数量,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生态环境变化和规模经济等路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城市用地扩张,促进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区域内与区域间开展分工合作,提升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与规模经济水平;但若城市用地扩张使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后,因管理与服务成本、交通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效率会下降,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与规模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在东部地区此关系并不成立;在4个空间维度,城市用地扩张通过规模经济路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为负,表明城市用地扩张已使各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土地要素投入存在冗余现象,与资本、劳动等要素配置比例非最优。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等变量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正影响。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7年“2+26”城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4~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三重差分法考察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26”城市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作用机制来自于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环保投资以及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保严格执法的地区以及绿色创新能力更强､融资约束较低和国有企业样本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推进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 结果显示: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 ②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 ③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 ④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 ⑤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 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

本研究在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背景下,着眼于国民经济行业中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并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山西、宁夏和内蒙古,有望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政策干预发挥减排效应,其他省区集聚水平的提高将会加剧环境污染;③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污染水平.     

The future of global warming: will it be emissions control 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risk perceptions in influencing public policy related to global warming. It solves for the optimal paths for emissions, abatement and investment in pollution-eliminating research by incorporating perceived risks into public decision making. It also compa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l risk percep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carbon abatement. Key findings are that the perception of risk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damages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mitigation efforts. A high level of perceived risk of environmental damages discourages investment in pollution-eliminating research as there are few benefits from eliminating pollution after damages are realized. Other options that allow for sequester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may still remain viable. Another key finding is that when it comes to effort sharing between nations, differential mitigation efforts are primarily caused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abatement technology, benefits from emissions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However, such differences could be accentuated or mitigated depending upon the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一体化深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城市群创新互动关系,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空间溢出是创新发展互动关系重要体现之一,基于城市尺度数据、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多角度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人才、资金投入、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创新发展重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2）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对比发现,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如区域对比核心区时间演变明显增强等。（3）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演变趋势,且这一效应在325 km处最大,而后空间溢出效应的缓慢波动下降与中心城市相对均衡分布有关。本文为识别城市创新发展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对推动城市群创新发展、一体化深化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成本及空间差异特征

稀土开发利用环境成本核算对于我国稀土定价机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利用污染普查中的典型企业、稀土年鉴等多种数据源,基于环境治理成本法,核算了2013年我国三大稀土矿区冶炼污染物产生量及环境治理成本（注:涉及"全国"的各要素范围均未包含港澳台地区）,并分析了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我国稀土冶炼污染物空间分布特征为北方包头混合型稀土矿以大气污染为主,南方离子型稀土矿以水污染为主,尤其是氨氮污染严重. ② 2013年,我国稀土冶炼环境成本总计为28729×104元,其中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环境成本分别为49.8%、19.0%和31.2%.我国稀土冶炼环境成本92.9%集中在北方轻稀土矿区,7.1%在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区. ③ 我国稀土冶炼环境代价高,尤其是北方轻稀土矿.包头混合型矿单位稀土氧化物冶炼的环境成本为4135元/t,占氧化铈和氧化镧市场价格的38.8%和41.4%左右,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单位稀土氧化物冶炼的环境成本为2824元/t,占氧化钇市场价格10.9%.      

中国二氧化硫污染治理分析:基于卫星观测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桎梏.为了客观地反映中国的SO₂污染状况,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7年的卫星观测SO₂柱浓度数据来表征SO₂污染状况.首先,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进行SO₂污染的时空演变分析;然后,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纳入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及环境规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SO₂污染是否越过拐点,并借此探索环境规制对于中国SO₂污染治理的重要意义.结果表明：1华北地区是中国SO₂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但污染状况逐年改善.从长期时间趋势来看,尽管空气污染在个别年份中有所加剧,但整体上呈现向好的趋势.从空间上来看,SO₂污染在空间上明显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现象.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结果显示,尽管回归结果呈现显著的倒N型曲线,但无实根解,说明无实质性的经济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除了统计学意义之外,经济意义更为重要.3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SO₂污染在样本期内存在单调递减关系.换言之,中国已经越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此外,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SO₂浓度.地区技术水平的进步及先进外资的“光环效应”都可以有效地改善SO₂污染.然而,人口密度增加、第二产业发展、电力消耗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是造成SO₂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