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双重挑战,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破局之法”。本文对全球、中国及其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下简称“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未来5年,化石能源生产消费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可再生能源利用增长势头强劲;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储量及发展潜力巨大,但仍面临资金、技术不足等发展阻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不断努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可为共建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借鉴。为助力共建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建议中国积极担负大国责任,发挥中国影响力,全力开展可再生能源外交;积极分享中国经验,输出中国智慧,促进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务实推进项目合作,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共建国家能源转型发展。     

中国跨境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对比——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能源互联互通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切入点,从直接能源贸易和隐含能源流动的双重角度刻画中国跨境能源关联并开展对比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从直接能源角度,“一带一路”沿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国家均为中国重要的直接能源进口国;（2）从隐含能源角度,中国为印度、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能源相关的商品服务;（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能源贸易逆差明显,但隐含能源流动处于顺差地位;（4）综合考虑直接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中国可以发挥不同类型能源关联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互联互通与共建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     

推进我国“一带一路”火电绿色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火电行业对外投资提供了良好机遇,推进火电行业绿色投资,是实现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基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规制制度的视角,针对我国"一带一路"火电投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提出要着力生态环境保护、立足社会环境安全、重视规制制度完善等推进我国"一带一路"火电绿色投资的建议。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浅析

在世纪疫情、百年变局和地球生态危机等背景下,中国同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正在成为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全球绿色治理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巴黎协定》目标实现的重要布局。“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契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契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导向等,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从治理主体、理念、战略等维度深化“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时空特征及其绿色经济效应

污染治理是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难点与痛点,而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正是造成长江环境问题的重要诱因。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加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识别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格局并探究其绿色经济效应。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深度弱于全国水平,产业结构朝绿色低碳化转型;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地区分异显著,中上游地区污染产能集聚能力较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能力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但存在长期绿色转型机制,上中下游地区绿色转折速率梯度提升。研究结果可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集聚发展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法律规制探析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国门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蕴藏环境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法治状况参差多元、境外投资经营也面临诸多风险,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法律规制的确立不仅可以以身作则,向全世界表明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也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当前中资企业境外环境行为法律规制主要存在法律文件层级较低、以倡导性原则为主、内容笼统、涉及领域狭窄等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实施的大背景下,本文提出在法律层面确立正式渊源,提升效力层级;制定体现国内法补充适用的兜底条款;建设综合性行政法规;充分发挥部委和地方立法权,因事、因地发挥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作用;拓展法学视野,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与交流等。     

中国企业投资吉尔吉斯斯坦的环境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第一站。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投资合作日益紧密。但是，日益紧迫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主要投资于矿产开发与能源化工领域的中国企业在该国面临较大的环境法律风险。为保证双边投资合作行稳致远，中国企业应从建立健全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切实遵守东道国环境法律制度、积极与当地民众和环保组织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外资法律保护机制维权等方面来防范和应对相关环境法律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挑战、机遇与建议

<正>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挑战与机遇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中国与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正在更加紧密和深入地发展,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中的48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合计70.5亿美元,同比增长22%,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5.3%。但是,在对沿线地区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生态环境     

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时空差异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32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6年东北三省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夜间灯光指数核算地级市碳排放,运用基尼系数、莫兰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东北三省地级市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①区域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碳排放的热点区域在相邻地区发生转移,且都有排放中心区域,研究时段内,碳排放在空间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负增长区域较少.②命令型、经济型和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强度在空间上趋向于更加平衡化的方向发展,存在空间分异性.③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直接效应降低碳排放,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溢出效应降低碳排放,而经济型环境规制则通过总效应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保部门应促进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提高经济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刺激技术更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行绿色发展模式,以实现"波特假说"的目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实现机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服务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愈发频繁,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可观且增长明显;伴随着经济的粗放发展与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环境效应备受关注.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造成影响的3个可能路径,选取2004~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构造将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碳排放量囊括在内的环境负荷指数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中国OFDI的母国减污降碳效应和实现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减轻环境负荷,OFDI每增长1%会使得环境负荷减少0.051%~0.076%;②中国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进步的方式减轻母国环境负荷,其1%的增长通过二者的间接效应使得环境负荷分别减少0.060%和0.006%;通过经济规模扩大的路径则会增加环境负荷0.009%;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效应带来环境负荷减少0.014%~0.034%.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进步和经济规模扩张为中介带来的环境负荷减少的贡献度分别为65.9%~84.5%、6.6%~8.5%和-12.7%~-9.9%,OFDI直接带动环境污染负荷变化贡献度为19.7%~37.4%.最后提出了继续推动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鼓励国内相对劣势产业开拓国外市场、加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形成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等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新形势下,绿色复苏和增长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对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将有助于接轨国际融入全球绿色发展,妥善承担好环境国际责任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主动对接全球低碳创新体系和绿色标准体系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化水平也将为实施更大范围的宏观调控提供可能。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生态环保国际合作要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求,以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为目标,以促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为要求,以支撑绿色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为重要关注点。     

FDI与中国环境污染关系的经济分析

研究了引进FDI与中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溢出和环境规制四个方面分析FDI对中国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文章指出,一方面,FDI通过拉动工业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增加相关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FDI企业的先进制造技术与污染治理技术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从投资母国政府、FDI企业、国内地方政府三个角度分析了FDI加剧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提出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合理利用FDI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实施绿色GDP考核等环境规制措施,以减轻FDI对中国环境的负面影响。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门槛特征—基于内蒙古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4-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PSTR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及其门槛特征.结果发现,内蒙古自治区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及门槛效应,以门槛值为拐点,分别呈递减和递增的变化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地区差异显著.此外还发现,人力资本对内蒙古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促...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的作用路径研究——基于东北三省地级市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16年东北三省3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定性分析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定量研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从各城市对比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市域差异,碳排放量呈先增加后减小态势。（2）从空间格局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态势,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环境规制的高水平类型分布集中,城市数量最多;低水平类型均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城市数量最少。碳排放量的高水平类型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以及大庆市和吉林市等石油型、冶金型城市,低水平类型城市数量呈波动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且向南逐渐扩散。（3）东北三省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直接抑制碳排放,也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精简粗放投资间接抑制碳排放,地方政府竞争则会减弱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     

环境规制视角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析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其行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并没有实现（平均值为-0.1637）,且行业间差异显著,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能源强度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促使制造业绿色转型降低能源强度.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了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能源强度的降低.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环境效应及其关键社会经济因子影响分析

为识别和量化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基于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贸易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数据,核算了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中包含的环境成本,并利用冗余分析探索了影响环境成本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结果表明:①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期间,中国在工业废气、烟尘、二氧化硫、固体废物的排放上存在污染逆差,分别为3 600×108 m3、3.8×104 t、19.7×104 t和9.8×104 t;但在工业废水和粉尘的排放上存在顺差,分别为5 400×104和1.1×104 t.②重度污染产业贸易均呈污染顺差,中度污染产业贸易的污染逆差最大,轻度污染产业贸易呈现较小的污染顺差.③中国与东盟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造成污染顺差,而与中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则实现了污染逆差.④冗余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我国进口贸易中环境成本的主要因子为城市化率和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说明我国从东盟发达的工业国进口了含大量环境成本的工业品,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环境成本的主要因子为出口额,表明我国向欠发达国家出口了大量的初级工业品.因此,我国应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减少重度污染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同时优化出口结构,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工业污染与规制效应分析研究

利用2001年-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城镇化的工业污染总量效应、相对量效应和规制效应.结果发现,不断扩张的工业污染是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尽管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起到了一定抵消作用,但仍未阻止近十余年来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随城镇化而加剧的态势.为实现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推广减排降耗技术,加大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要着重提高企业清洁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低碳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的贸易壁垒在不断减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用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此,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低碳经济为研究背景,以清洁发展机制(CDM)合同数作为衡量低碳经济发展的约束变量,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FDI并不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但FDI对环境污染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发展清洁发展机制(CDM)能够缓解这种影响,促进我国环境水平的提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