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潜力评价研究:以渭南市为例

我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采取积极措施,有效控制重点工业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开展减污降碳协同研究对于城市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与低碳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汾渭平原中渭南市为例,采用LMDI分解方法并运用LEAP模型,通过构建多种情景模拟分析污染减排、能源结构改善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对渭南市未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减排潜力的影响,预测了该市碳达峰时间及峰值水平. 结果表明,能源结构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交通运输调整具有显著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效果,而压减落后产能、工业炉窑改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升级等传统环境治理的潜力逐渐减小. 建议渭南市应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改善能源结构、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倒逼能源、产业、交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机构改革新形势下加强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对策研究

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同时面临着国内环境质量改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重严峻挑战。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进行调整,为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协同控制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为保障国务院机构改革红利很好地释放,本研究在梳理国内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提出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强化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效果的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和加快建设全球生态文明。     

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监管制度研究

本文分析了主要经济体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的法律依据、管理体制以及减排的主要路径。结果表明,主要经济体一般将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纳入现有环境管理体系中,各相关政府部门分工协作,其中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跨领域综合管理、统一管理温室气体监测、统计和清单编制、统筹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2007年间,非能源活动、非CO2类温室气体减排是主要经济体完成京都目标的关键途径。为此,建议国家尽快明确环保部在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制中的具体职责,发挥环保部门在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减排协同控制中的优势,以最小行政管理成本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监管。     

基于情景分析的杭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协同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杭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措施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效应,本文以2015年为基准年,估算2020年杭州市机动车常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设置8种控制措施情景,测算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量,运用弹性系数法和协同效应坐标系法分析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在各种控制情景下,杭州市机动车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有削减,且具有正向的协同减排效应.单一控制措施中淘汰高排放老旧车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排效果最明显,协同效应突出,淘汰国Ⅲ柴油货车和推广新能源车的减排效果和协同效应次之,这3种措施是杭州市交通领域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综合管理的关键措施.采取综合性措施或者结构性措施,无疑可以最大幅度削减杭州市机动车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为实现杭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和碳排放达峰协同"双达"奠定基础.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重点学科简介——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

正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能源环境气候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在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大气环境管理等方面,为生态环境部重大决策出台和重要文件起草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开展相关研究数十项,出版中英文专著10余部,公开发表文章100余篇,其中1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国务院和部领导批示。     

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研究

鉴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源性,探讨减缓气候变化与治理控制大气污染之间的协同效应并量化这种协同控制效益,近年来俨然已成为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控制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重点学科: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

正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是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政研中心)十二个重点学科之一。该学科始终致力于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在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大气环境管理等方面,为生态环境部重大决策出台和重要文件起草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政研中心相继开展相关研究数十项,出版中英文专著10余部,公开发表文章100余篇,其中1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国务院和生态环境部领导批示。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第十期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正>2019年6月26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简称政研中心)围绕"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主题举办了第十期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沙龙由政研中心主任吴舜泽主持,副主任田春秀作引导发言。会议邀请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周大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效应评估与规划

提出一套完整的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效应评估与规划方法：首先,采用排放因子法分别计算减排措施（减排主体）对各类温室气体（全球污染物）和局地大气污染物减排量;其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的污染物当量值、税额,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价格、IPCC发布的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GWP）值等参数为依据,将全球和局地两类污染物归并为综合大气污染物排放量（Q_IAP）,或将2类污染物减排量归并为综合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量（ICER）,二者皆以综合大气污染物当量（IAPeq）计量;最后,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协同控制交叉弹性、单位污染物减排成本等评估指标和方法开展协同控制效应评估,绘制并依据边际减排成本曲线进一步开展协同控制成本-效果优化规划.应用此方法体系开展的钢铁、交通、电力等行业协同控制评估,城市协同控制规划,以及城市协同控制绩效评估的结果表明,该方法体系具有科学性、简明性和可操作性.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召开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项目研讨会

正2020年2月28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政研中心)以"将温室气体纳入环境统计及协同管理体系研究"项目开题以及"城市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核算方法学研究及应用"项目中期生态环境部研讨为契机,组织召开了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视频研讨会,政研中心副主任田春秀在线出席会议并参加研讨,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国家     

基于STIRPAT模型天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多维度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从排放总量、减排量和协同效应系数这3个维度定量分析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结果表明,天津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均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84;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地区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天津市2011年和2012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分别为0.18和0.17;2013~2014年和2018~2023年大气污染物减排且温室气体增排,协同效应系数均小于0,减污降碳不具有协同效应;2015~2017年和2024~2060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同时减排,协同效应系数范围为2.74~8.76.天津市具备在2024年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阶段的条件,天津市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推动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合理控制人口总数、城镇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     

IPCC第一工作组评估报告分析及建议

2021年8月6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发布,针对气候系统变化科学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估. AR6以更强有力的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近百年全球气候变暖的客观事实,人类活动对气候变暖影响的信号更为清晰. 本文总结了历次IPCC评估报告,并从气候现状、未来可能的气候状态、风险评估和区域适应气候变化信息以及减缓未来气候变化4个方面对AR6进行系统梳理. 结果表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大气、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的影响前所未有,引发了全球许多地区的极端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 未来若温室气体排放没有显著减少,到2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将至少升高2.1 ℃;如若人类影响得到有效改善,在最低排放情景(SSP1-1.9)中,2055年将变为负碳,到21世纪末气温开始再次下降. 减少CH₄等其他污染物可以为全球气候治理争取时间,并改善空气质量. 建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聚焦模式开发和应用及与各工作组之间的衔接,加快短寿命气候强迫(SLCFs)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研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的科技支撑等.      

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研究

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来源,识别其历史排放趋势是科学制定管控策略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尚缺乏省级尺度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排放趋势的研究.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收集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数据和排放因子,建立了2006—2017年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并采用情景分析法量化了能源结构变化对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6—2017年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均呈下降趋势,CO、PM_2.5、BC、OC、CH₄、CO₂和N₂O排放量分别下降70%、59%、59%、66%、77%、30%和73%;②城乡贡献上,乡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是大气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排放分担率分别在70%和60%以上;③空间分布上,2017年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传统燃料消费量较高的地区,以及广州、东莞和深圳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地区;④能源结构清洁化所致的2006—2017年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比例为38%~88%;⑤以2025年为目标年,居民生活能源结构持续清洁化发展能够进一步降低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尤其对CO、PM_2.5、BC、CH₄和N₂O的减排比例均在80%以上.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效果评估研究

面对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十四五”时期,北京市提出推进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因此,开展协同控制效果评估对于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在减排措施筛选和减排量测算的基础上,分析了主要大气污染物和 CO₂的减排潜力,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协同控制交叉弹性分析法和协同评估指数法,对减排措施主要大气污染物 SO₂、NO_x、PM₁₀、VOCs 和温室气体CO₂的协同控制效果进行评估 . 结果表明,减排措施对于 SO₂、NO_x的减排潜力均在 20% 以上,对于 CO₂的减排潜力约为 7%. 各项措施对 NO_x、PM₁₀、VOCs和 CO₂排放具有协同控制效果 .从坐标系法和评估指数法分析结果来看,浅山区煤改清洁能源和压减本地火力发电量对 SO₂和 CO₂的协同控制效果较好...     

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效应研究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建议

<正>随着大气污染治理及气候变化谈判的深入,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中考虑对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并避免与可持续发展的其他领域发生冲突,对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顺利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具有重要意义。一、国际社会对协同效应的定义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的成     

“双碳”目标下我国甲烷排放控制制度的完善

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和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减少甲烷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我国是甲烷排放大国，甲烷人为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处理三大领域。目前，我国甲烷减排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仍然存在甲烷排放监管制度工具较少，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应尽快制定甲烷国家行动计划和应对气候变化法，明确甲烷排放控制部门职责并构建多元治理协同机制，充实甲烷排放监管制度工具，完善甲烷排放技术标准和控制措施，优化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健全甲烷排放控制的法律约束机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

针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如何实现协同减排核算问题,该研究提出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的核算边界、协同机制和核算方法,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分析,给出了如何核算污染物去除的协同控制效应和协同程度.结果表明:①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存在关联机制,厌氧环境去除COD_Cr会产生CH₄,污泥厌氧消化过程也可产生大量CH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中去除TN会产生N₂O.②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可分为确定核算边界、选择核算方法、收集活动水平数据与确定排放因子、质量控制、形成核算报告等步骤.一方面构建了污染物去除量计算公式,去除量涵盖CH₄回收量、COD_Cr和TN去除量、污泥处理量;另一方面构建了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公式,排放量涵盖回收CH₄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去除COD_Cr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处理污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去除TN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③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该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并没有协同减排温室气体排放量,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来看,单位COD_Cr去除量、单位TN去除量和单位污泥处理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为0.051 3、2.435 6和0.546 0 t,单位TN去除量产生的温室气体量（2.435 6 t）最大,其次为污泥处理（0.546 0 t）;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来看,该污水处理厂使用电力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量（1 362.68 t）最大.研究提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可行,能够根据污水处理厂相关数据判定污水处理不同环节污染物去除和温室气体减排二者间的关系.针对核算过程中存在的数据不确定性问题、质量控制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方法,如在质量控制中可通过制定核算方案、监测方案与计划,开展核算人员业务培训,进行数据核验,测量仪器校准和调整等提高核算质量.研究显示,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约束下,城镇污水处理厂在进行污水处理时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建立协同控制的治理体系,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最大化.      

城市交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效应评价

针对乌鲁木齐城市交通领域12项减排措施开展协同控制效应评估,构建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当量(APeq)指标进行减排效果归一化,识别措施是否具有协同减排效果,并进一步计算单位APeq减排成本,从成本有效性角度对各项减排措施进行排序.研究结果表明,出租车、私家车油改气以及纯电动轿车替代汽油轿车3项措施不具有协同控制效应;而提高尾气排放标准、天然气公交替代柴油公交、提升小客车燃油经济性、油品升级、淘汰黄标车、发展轨道交通、引入快速公交等措施可以实现局地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费用-效果分析表明,提高小客车燃油经济性的单位APeq减排成本最低,具有良好的成本有效性;而发展轨道交通虽然单位APeq减排成本较高,但总体减排效果较好.     

环保部印发《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正>环境保护部于2017年9月4日印发《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工业企业环境管理是环境保护部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切人点。目前,我国分别建立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在污染物核算方面,建立了覆盖各个行业的环境统计核算体系;在温室气体核算方面,发布了24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其中10个已转化为国家标准)。目前,环境统计核算     

控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效应研究评述及建议

研究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效应对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与污染治理的双重挑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协同效应的概念、种类、量化模型及政策分析方法等角度进行总结评述,提出了我国未来协同效应在研究对象上的拓展方向,包括在初级层次由大气污染物向其他污染介质拓展,在中级层次考虑能源资源空间布局,在高级层次统筹减排与适应;阐述了协同效应研究方法论应从建设反映国情的数据平台,兼顾能源、经济、环境各部门和行业间耦合关系的模型架构,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加强模型结构的政策解释等方面完善;探讨了如何完善顶层机制设计以使协同效应研究成果更有效地辅助政策决策。